因此，这一代人一直要到真正接触到了与传统文化异质的、别一种体系的西方文化，进入“世界文化”的新系统，他们的反叛性的文化性格才可能发展到十分自觉、彻底的程度，并且孕育、产生出建设性的文化性格，从而出现真正全新的“胸襟”与“眼光”。
我国早期的一部访美游记
吴德铎
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就有一百一十三个小学生在美国留学，分散住在哈佛市的美国家庭里，和美国小朋友一起生活，一同读书；其中有后来出名的工程师詹天佑。这批中国幼童的学习成绩曾在规模空前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深得参观者的赞赏；他们还特地赶到费城参观博览会。当时美国总统是二十多年后曾来上海访问的格兰特，这时正好也在费城，知道中国幼年留学生来参观，“甚喜，令总理官转言延见”，于是，这天所有在场的中国人都受到美国总统接见。
一位当时在场的中国人李圭，记录这次接见的情况，还介绍了这第一批留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据李圭描写，这些十来岁的中国儿童在博览会上“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装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他们和女教师“亲爱之情，几同母子”；寄住人家对他们更是“照料若其子弟，稍有感冒，尤关切”。
李圭写到的“世界博览会”，就是一八七六年美国建国一百周年时举行的有三十七个国家参加的“百年大会”，我国出产的丝、茶、瓷器、绸缎、雕花、景泰蓝等参加展出，并被推为第一。当时清政府委托海关负责展出事宜，李圭在海关供职有年，这次被选派赴美，其任务是将此行“所闻见者，详细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两年后，李圭写作的记录，以“环游地球新录”作书名，正式出版。全书有一半以上篇幅记述了博览会中的见闻，此外更涉及美国建设和生活的许多方面。这本书可说是较早的一部中国人写的美国游记。据说，当年二十二岁的康有为，读了刚出版的这本书，为书中描绘的新事物所吸引，从此选择了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道路。
李圭把这本书题名“环游地球”，有他深刻的用意。表面上是因他往返旅行正好绕地球一周；更重要的，也许因为当时在中国，对“地形如球”，“不信是说者，十常八九”（包括李圭本人），经过实践的检验，李圭才承认“地形如球，日不动而地动，无或疑矣”，故名“环球”。
作者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科技成就很是关心，随时将他所见到的与我国实际情况相对照，如他从茶叶想到我国出口商品的包装应改进，意大利的蚕丝比我国所产更匀净，我国应尽快利用抽水机来防旱排涝，这些观感，对旧中国来说，是有现实意义的。
博览会上展出的最大的机器是一台一千五百马力的蒸汽机，由美国总统和巴西皇帝共同开动后宣布大会开幕。最小的也许是瑞士造的“小如豆”的嵌在一金指环上可走六日的表。其他还有许多轶事趣闻，这里便不缕陈了。
《环游地球新录》原书现已不易见到，值得高兴的是，它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列入《走向世界丛书》重新印刷出版。编印《走向世界丛书》的目的，是让你知道早年出国的中国人是怎样观察和认识外部世界的。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七日《文汇报》）
一套学近代史的好丛书
楚天高
到书店去走走，意外地买到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非常高兴。
自从学了一点历史，我就一直对研究近代中国跟西方的关系发生兴趣。我觉得从广义文化史和社会变革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意义早已超出传统的中西交通史的范围。回顾一下我们的祖辈是怎样从长期封闭的社会里走出来，开始去接触和认识一个广大而多样的世界的，看看他们曾经怎样向先进的国家学习，怎样面对外国势力的入侵，在这方面有过哪些经验和教训，确实是一件既能满足历史兴味，又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所有的中国近代史著作，都谈到了容闳的最早出洋和蒲安臣使团的首次出使。范文澜同志曾经大段摘引过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中国史学会的《洋务运动》资料汇编也选刊过志刚的《初使泰西记》（虽然把作者的名字错成了宜垕）。这两种书，我早就想能看到全本。可是，省、市图书馆没有；有的古旧书库里虽有，却不肯外借，也不能全本复印。这回用几角钱一本的代价，买到了渴望已久的这两本书，此外还有我从未见过的《航海述奇》《环游地球新录》等早期出游欧美的记载，“得来全不费工夫”，当然使我不禁满心喜欢了。
在我看来，“包罗近代所有的重要出国记载，初编书目定为六十种”的《走向世界丛书》（以下简称《丛书》），至少有四个特点：
一是选题抓得准。《丛书》所收各书，都是罕见的早年到欧美游历的人的记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社会、经济和中外关系的重要资料。从作者来看，容闳、斌椿、志刚、郭嵩焘是首开出国纪录的人，曾纪泽、李凤苞、薛福成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徐建寅和李圭是到西方国家学习技术、考察实业的人才，康有为、黄遵宪、梁启超是变法维新的思想领袖。他们既属历史名人，又是文章妙手，所写的国外游记和日记，史的价值与文的趣味兼而有之。而这些记述，旧学者认为是“新闻”，不列于著作之林，新文人则见是木刻线装，往往视为古籍，成了“双不管”，多少年来甚至连书名也无人提起。
二是指导思想明。《丛书》的编者有一篇总序，其中一段云：“‘洋为中用’是我们今天的主张，也是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也是‘洋为中用’吗？当然，随着接触和认识的逐步深入，人们慢慢地看出：仅仅学一点‘长技’，搞一点坚船利炮，还是不行的。‘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在一八七八年出国以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立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也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记念的。”从已出的十余种丛书来看，确实是前人的足迹、后人的借鉴，丝毫也没有脱离这一个总的思想。
三是编辑很在行。《丛书》已刊各种，都讲究版本，认真校勘。对旧本的错字，尽量作了校改。如《西学东渐记》，即用容氏英文原著校正了徐、恽二氏多处误译。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虽经梁启超等人五次校阅，这次《丛书》编者又细心校出了四十余处错脱倒字，列有校改记。书中许多译名，今人已不易通晓，则附加注释，以利读者。特别可喜的是，主编《丛书》的钟叔河在每种书前都撰有专文，评介作者及本书在中国“走向世界”上所起的作用，见解独到，材料新鲜，颇能帮助读者理解和研究各书，成为这套《丛书》的一大特色。
四是出书很集中。过去的丛书，大者如《四部丛刊》《万有文库》，小者如《开明青年丛书》，全都一出就是一批，购买阅读都称便利。现在丛书牌子不算少，缺点一是题目大而空泛，二是出书实在太零碎，往往一年半载出不上几本。《走向世界丛书》则不然，第一辑十种整整齐齐列在书架上，很是壮观。听说第二辑十种又快要陆续出版了。责任编辑和专文作者全是一人，这也真正难为了他，不由得我不佩服了。
（一九八一年八月四日《人民日报》）
一个古老而又新颖的课题
戴文葆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对祖国，我们心中藏着诚挚炽热的眷爱，一往情深；对世界也怀着向往景慕的心情。我们珍爱人类的一切有价值的创造。世界的先进文明，是人类一切有价值的创造。世界的先进文明，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人岂能无权享有一份？基于这种理解，我们欢迎《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
走向世界，还是闭关锁国，是我国历史中一个古老而又新颖的课题。每当国势趋于安定，朝野颇有自信，想到修明政事，社会气度恢宏，洋溢着昂扬进取的精神，大都敢于放眼平视，走向世界。除了抗御外侮的紧急战备时期，一旦因循苟且，事事惟知依例照办，岌岌顾影，白日见鬼，自相惊扰，朝不虑夕，便用种种教条和禁条编织自缚的硬壳，深藏固封，把自身置于世界之外。然而，通绝域，来远人，报聘贺吊，万里相奉，和远方各族人民开展友好往来，取长补短，正是促进我们中华民族不断壮大不断昌隆的优良传统之一。即在用正统眼光编撰的史籍里，也总有四夷列传和外国列传附于卷末，司马迁开创的史例，历代相沿，就是有力的证明。
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印的《走向世界丛书》，预计整理旧籍六十来种。现已印行的十多种，内容称得上色彩缤纷，原作未因时光的流逝而容衰色谢，依然饶有兴味，足以启迪我们对于往事和前路的畅想。
论及对广阔世界的探求，不能不追寻我们祖先的足迹。汉朝的凿空，唐代的致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那时，我国人民走在世界的前列。欧洲人还以为地中海沿岸就是世界边缘，我们先民已在设想并努力打通走向世界的道路，着意要从域外汲取壮大自身的营养。上继《史记》和《汉书》的论述，《后汉书》写道：
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若其境俗性智之优薄，产载物类之区品，川河领障之基源，气节凉暑之通融，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
我们的先人迈出河西走廊，渡流沙，越葱岭，踏上中亚大平原，开辟了至今誉满全球的“丝绸之路”，带去先进的汉文化。罗马娇媛贵妇穿上锦绣绮罗裁制的时装，欧洲知道了中国的存在。这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第一次浪潮。随着骆驼商队东来，汉朝引进域外的方物、艺术和学术，丰富了国内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汉朝人走向世界的壮举，沟通了中西经济文化，推动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时，正如国外一位汉学家所说，“其在中国史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史上的重要”。直到今天，我们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在植物园和歌舞晚会中，在水果摊和家庭餐桌上，依然可见第一次浪潮留下的成果，闪耀着它们的光华。
从汉末到隋唐，经历了两晋南北朝诸种族血统与文化的大融合，其过程充满了动乱与痛苦，其结果却是健康而进步的。隋唐时代，主要为唐朝，掀起了走向世界的第二次浪潮。H.G.威尔斯的《世界简史》侧重论述人类文明的演进，特立第四十二章写道：
在整个第七、八、九世纪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在这些世纪里，当欧洲和西亚敝弱的居民，不是住在陋室或有城垣的小城市里，就是住在凶残的盗贼堡垒中；而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却在治理有序的、优美的、和蔼的环境中生活。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唐代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是文化史上最为绚丽多彩的篇章。文苑艺林，不拘一格，气魄宏放，襟怀豁达。当日既能悉心承接汉魏六朝的余晖，且又善于采撷殊方异域的菁英，兼收并蓄，参酌国情，敢于淋漓酣畅地创新，才焕发出夺目的异彩，对人类文化作了卓越的贡献。唐代留下不少无价的文物，它们既有地道的中国气派，却又具有外来影响；是中华民族的，因而也是世界的。鸣沙石窟宝藏，至今不是还令中外神往吗？
两宋文明仍值得称道，从海上与阿拉伯世界尚有经济文化联系，可惜“孱宋”连大好河山都难保，其他都谈不上了。元朝疆域较汉唐更加广阔，马可·波罗讲述的见闻，曾使威尼斯人张目咋舌。然而，当时压迫深，禁忌苛，人民的才情无由发挥。到明朝才出现了走向世界的第三次浪潮。
郑和远航是名动中外的大事，也是这次浪潮的初汛。杰出的航海家郑和七次下“西洋”，前后亲历亚非三十多国，“宝船”远达非洲东岸。朱元璋建都南京后，考虑到应有走向世界的一番举动，从植树、造漆到培养翻译人才，早为经营海洋开创端绪。可是明朝只许官家出洋，不准百姓下海，朱元璋的后代又腐朽无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日益败坏，海洋反而形成可怕的威胁，屡申严禁出海命令。其后东南沿海倭寇骚扰方平，长城沿线东西烽火迭起，走向世界浪潮的初汛未能发展为大波。只是有心人写下《星槎胜览》《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诸书，记述“维绡挂席、际天而行”的豪举，沿途各国的事迹，读来令人眼花缭乱。
明中叶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毕竟孕育着资本主义因素，加之外患内忧交迫，出现了启蒙运动的历史要求。格物穷理、救时至计的探讨，外国科学文化知识的介绍成为人们的期望，促使走向世界的第三次浪潮在明末涌现了引人注目的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