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一杯茶还浓着，时间到了中午。念楼午餐，是梁由之特别企划的，说吃吃钟老的家常菜，感受平常状态。钟老特别推介五花肉熬芋头汤，觉其味浓甘，印象深刻。过饭厅处，意外看见一帧沈从文章草斗方，写赣州八境台的。沈从文章草《赣州八境台》诗，曾在董桥的文章中见过，是朱丝栏长条章草小字，念楼这幅，或许别有话说。
下午，在“熬吧”开新书发布会，并向寿星钟叔河、朱正祝寿。熬吧是一处好读书的所在，这些年来，运作了不少文化活动。听完两寿星的精彩演讲，一些名家的祝贺致辞，主事者王来扶让我作为外地来的嘉宾也说上几句。因此，我说了大意是下面这些话：到长沙来，就是为了向一个老编辑致敬。饮水不忘引水人。如果不是钟叔河等人在八十年代的筚路蓝缕，出版知堂的书，那么，我们许多读书人，就很可能错失“苦茶”，而沉浸在“荔枝蜜”中。因此，希望有机会当面向他们致敬。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应该把最有价值的东西，广为流布，让更多的人读到。出好书，出有价值的书，那是一种功德。而出版垃圾，暂且不说对人们的心灵毒害，最起码不那么环保。即使你称它是什么“鸡汤”什么“蜜”，大概也无济于事的。
顺便说一下，为了这次活动，熬吧的朋友很用心地制作了一饼寿茶，茶纸上有钟叔河、沈昌文和朱正的签名，非常贵重难得。我想放到有足够的年龄来喝，再过二十年罢，说长也不长的。
（录自作者新浪博客）
老头挪书房
朱纯
搬入这栋高层宿舍近六年，算是有生以来住得最宽敞的。装修由老头一手操办，他做过几年木工，画过图纸，可能有这方面的爱好。装修后，朝南一间客厅，一间主卧，还有一间做书房。书房三面靠墙都是顶天立地的书柜，他就在这三面围城中看书做事，因为阳台宽，光线暗，整天开灯，日子一久，就觉得不舒服了。
这时他便挪到北边他的卧室里去工作，这间房子较小，开了个单人床，摆了两个书柜，又放上一张书桌，来了朋友，个把人还有凳子坐，再多就只能坐床上，女同志更觉不便。家里的书也越来越多，自己买的，别人送的，到处是书，夸张一点说，简直到了脚都没得地方伸的程度。于是他又有了个想法，想在附近买套小点的房子，专作书房和工作室，我也赞成，便到处去看房子。
不幸的是，就在这时，我体检发现得了乳腺癌。这一下他比我还紧张，原来的想法立马冰化雪消，一家人都为我治病操劳。紧张了一年，我的病情逐渐稳定，居然还能写点文章什么的了。老头也慢慢恢复了神气，又想把工作条件改善一下，和我商量，要把客厅改成书房，说是我们家来的客人多半是谈书看书的，接待客人时反正不能再伏案，这样做正合适。我嘴上没有反对，心里却说：你也七十多岁了，还劳神费力做什么。但转念一想，他的父亲活到九十岁，母亲也八十多，长寿因子一定会遗传，他五十三岁和六十二岁两次脑出血，都没有留下明显后遗症，肯定还活得几年十几年，便同意了。
就这样，客厅里的大型布艺沙发、玻璃茶几、电视机柜、装饰柜……通通都给女儿搬走。连我买来的一棵大巴西木，原来只有九片叶子，几年来长得枝繁叶茂，一直冲到天花板，人人见了都赞不绝口，也送给朋友了。将近三十平方米的大厅，最后只留下一张台球桌。
厅屋腾空以后，老头子就忙了起来，东量量，西量量，还弄来绘图纸，左画右画，足足“设计”了一个礼拜，才找人去做。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做成漆好的木器才搬进屋来摆好。东西两边全是书柜，东边一排中间留出了电视机的位置，柜顶上一排格子放装饰品；朝南的大窗户下面则是一排矮柜，里面放大开本的图书，还“组合”了卡片柜、文具柜，电话也移到了矮柜上。和矮柜成丁字形放着一张大书桌，又配了两张可以拉动的矮方桌。我常常笑他“獭祭鱼”，写篇千把字的小文，也要摊开好多书，这里查，那里找，“抄都没有你这样不会抄的”。如今他总算有了摆书的地方，可以放开手脚“抄”了，来了朋友扯乱谈，也都很“自由”了。一下子增加了上十个书柜，原来挤得一巴焦的书和材料，从此也各得其所，都有了归宿。
他的“自由”也带来了我的“自由”，如今老书房便由我独享。早几年我学会了电脑，在电脑上看新闻，查资料，同波特兰的女儿，洛杉矶、费城、凡尔赛各处的外孙女，以及省内外的亲朋好友们聊天，一切随我。活到七十八岁，我终于也有了一个自由的空间，这都是老头挪书房挪出来的结果，讲老实话，原来硬是想都没有想到过的呢。
（二〇〇七年一月十一日《三湘都市报》）
【附录】
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朱纯病逝。当天，钟叔河发出“哀启”，全文如下：
我妻朱纯已于本日凌晨二时去世，终年七十九岁。
零四年十月朱纯查出癌症，当时即已扩散，预告凶险。她却从容面对，说“五七年没打垮我，七零年没打垮我，这次病来得凶，人又老了，可能被打垮，但垮我也不会垮得太难看，哭哭啼啼”。零五年九月她预立遗嘱，说她只要能动，就会活得快乐。两年多来的情形，确实如此。
朱纯一九二八年生于长沙河西，四九年八月进报社当记者，五三年和我结婚。五七年后夫妻协力劳动维生，她成了五级木模工。“文革”中我坐牢九年，她独力养大了几个孩子，送了我母亲的终。五十四年来，她照顾我和孩子远比照顾自己为多，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还是：“你不要睡得太晚。”
朱纯一生朴实谦和，宅心仁厚。我的朋友都是她的朋友，对我有意见的人对她也没有意见。连家中的保姆，无论去留，从没有说她不好的。
朱纯能文，但无意为文，离休后才偶尔写写，有《悲欣小集》，亦不愿公诸于众，只印示生平友好。重病后这两年多，她却发表了不少文章，最后一篇《老头挪书房》，刊载于本月十一日《三湘都市报》，文中仍充满了对生活和亲人的热爱，她自己却在文章见报十天后便永别亲人和生活了。
此时此刻，我和孩子们自然是极为悲痛的，但谨遵遗嘱，只将哀启发送给至亲好友和关心过她的人，不举行任何仪式，家中也不设灵堂。故恳请大家不必来函来电更不必亲临。只请知道这回事：朱纯已走，如果觉得她还好，是个好人，在心里记得她一下，就存殁均感了。
（二〇〇八年一月《青灯集》初版）
我幽默的父亲
鲜鲜
在我三岁的时候，我的父亲把我抱上三轮车，哭声喊声搅和着三轮车的“突突”声，从此，我们父女天各一方。
我是不想提起过去的，可事实上又不能抹掉这一切。当你来到这个世界所要经历的，你是没有办法选择的，你都很无奈，正如我今天所要提到的。在你的一生当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我们也要感谢上天，他给你的也是你能承受得了的。这是我最近在看华里克牧师《标竿人生》时得到的一点启示。
我二十岁时才从内蒙古回到我的父母身边，走进他们的生活，才认识我的父亲。那时我的父亲刚从茶陵洣江农场出来，一米七三的个头，十分瘦弱，终日不见太阳的脸上戴着一副黑色框架的近视眼镜，有整齐而洁白的牙齿，一双细眯眯的眼睛。他特会说笑话，非常幽默，他的工作就是看书、编书，他的爱好就是扯谈，当然对那些传统的点心小吃也特别喜欢。
爸爸常常说笑话，他说的时候一点都不笑，说完后要用眼睛扫射一圈，等人们仰天大打哈哈的时候，才会跟着打上几个“哈哈”。这是爸爸今生最快乐的事情，特别是跟他的老同事在一起时，也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起被打成“右派”的那几位，有张志浩、朱正、罗印文等，还有他在从前读中学时玩得好的几位，有男的，也有女的。爸爸的女朋友还挺多的，也许是爸爸的才华与幽默，还有我那豁达的母亲，使爸爸有了今生最宝贵的一笔财富——那就是患难之交。记得有一次我叫尚姨的从新疆回来探亲，我爸妈接她到我家来做客，在他们的谈话间我冥冥中感觉到了他们从前的那种友谊，记得尚姨对我妈妈说：“朱纯呀，钟叔河他至少还逗你打上几个哈哈。”我看到了妈妈那脸上泛起了幸福的微笑。
爸爸不但在朋友中间是这样，在家里在他的四个女婿中也是如此，只要大家在一起，他总要调侃一番：别人说你四个女婿没有一个像你长得好看，那没得一个……说的时候故意把语调拉得长长的。
爸爸从不上街，也不买东西，从不讲究穿，衣服都是妈妈请裁缝师傅给他缝制的，几件旧布衬衣，几条棉布裤子，即使过年他也不换一下，有时我们给他买来他也不穿，只是挂在那里。这不是他不舍得，而是他不讲究，有条裤子打了几个补丁他还在穿，他确实是喜欢那条裤子。妈妈常常唠叨他，他总是调侃说：“我衣架子好，随便穿什么都好看。”的确，爸爸是个很有气质的人。
爸爸爱读书这是有了名的，还没满十八岁就考上了当时的《新湖南报》社，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他还是一个中学生，就能靠稿费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进了报社，就被当时的社长李锐看好，他写的稿子不必修改一个字，没多久就把他放在记者部，负责看记者发回的稿子。有时候讲起过去的事时，他还开玩笑地说：“谁谁的稿子真头痛。”而那样的日子也不长，一九五七年他就被扫地出门了。听爸爸说当时也有人真同情他，认为这样整人太可惜了，而据说有个领导在大会上说：“即使湖南日报只有一个‘右派’名额，那也是钟叔河！”而苦难的监牢生活让爸爸又有了更多的思考，在出狱之后，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一种更深的使命感。他常对我们说，他耽误的时间太多了，他要真正做点事。还说，对我们没有尽到责任。
是的，二十多年来爸爸一直在伏案工作，他不是要为名为利，这作为他女儿的我最清楚不过。记得有一次爸爸对我说：“他们说我厕所洗得干净，给了我一个‘掏粪’奖。”后来我才知道“韬奋”奖，是中国目前在新闻出版领域里面的最高奖。爸爸总是这样幽默风趣，总会苦中作乐。这就是我的父亲——钟叔河。
（二〇〇五年七月《文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