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钟先生的交往还有一件近事令我小有得意，似值得一提。今年上半年，海豚出版社约他出一本书。因为此前接连有花城出版社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约了钟先生两本书稿，手头已无新作，钟先生遂将多年来给别人写的三十几篇序集合起来，编成一本集子，且自我调侃地取名为《人之患——为别人作的序》（其实钟先生内心是不太乐意为别人写序的）。当时我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可惜我无新书出版，不然趁此机会请你写个序几好！不料钟先生想想说，也行啊，我先替你把序写了，你再出书。我不敢信，说行吗？钟先生说可以的。不几日，钟先生果然为我写了篇短序，并将其收入这本集子当中。我高兴得不得了。
未及三个月，这本书就印出来了。样书收到后，钟先生当即送给我一本，且在扉页上题道：“王平散文序都印出来了，王平散文何时可以印出来呢？请王平先生酌之。”想想，这也应当算得上一件轶事，一段佳话吧——当然，我更应将其视为钟先生对我的鼓励和鞭策。
在我眼里，钟先生是一位足以令当代中国某些“国学大师”失色，甚至汗颜的人物。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基于他编的书，他写的文章，以及他拥有的极其独立的人格。没有什么人可以左右他，这是当今中国文化界所罕见的。钟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清醒而睿智的认识，对古往今来中国人的秉性彻骨的剖析，以及他深厚的人文学养和苦难的人生经历，都足以令我对他深深钦佩。
而在钟先生现在所居住的念楼里，我分明看到了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政治的风云史、斗争史，分明看到了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史、奋斗史。
有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呆在夜晚的阳台上，不无茫然地注视着这个越来越喧嚣的城市。高楼大厦林立，万家灯火辉煌。可是，谁还可以在其中哪幢楼房哪层楼上，找到如同念楼这样的地方，结识如同钟先生这样睿智的老人呢？
恐怕很难很难——甚至不再。
（二〇一二年二月《书屋》，二〇一四年九月六日增补）
念楼
胡竹峰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因“右派”被开除公职，钟先生在长沙市区拖板车，每日劳作归来仍闭门读书。老一辈人用功，学问修养根基扎实。孔子说“敏而好学”，重点是“好学”二字，“敏”是天分，不足挂齿。给周作人写信那年，钟先生不到三十岁，文字和识见却不年轻：“先生文章的真价值，首先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中国读书人最难得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对自己、对别人、对艺术、对人生，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能够诚实地、冷静地，然而又是积极地去看，去讲，去想，去写……”
这些话想必让知堂引为知音，钟先生很快收到北京新街口八道湾的回信，信中说：“需要拙书已写好寄上，唯不拟写格言之属，却抄了两首最诙谐的打油诗，以博一笑。”多少年过去，一些人一些事如梦似幻，周作人作古已半个世纪。秋夜翻《知堂文集》，偶然想起这段旧事，惊觉秋风萧瑟，驿道冷落。
今年初夏，见到钟先生，在长沙的念楼。“念楼”两个字铸在门外铁模上，严肃本分，挂在客厅墙上的竹刻也是“念楼”二字，集的是周作人的书法。知堂的字怎么搭配都好。鲁迅的字也是，我单位高楼外墙上的名字正是集迅翁的字，端的不俗。
敲开念楼的门，钟先生起身而立，头刮得光光的，老来发福，一脸罗汉相。年轻时候的钟先生，从照片上看，身材单薄些，面目中能看见锐气，如今岁数上来了，锐气淡了也少了，都是阅尽千帆，都是不过如此，都是明明白白。钟先生一口湖南腔普通话，十分文言文，浑厚。我说起他当年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他指指书桌，说还有些存货，也是那个系列，最近要出，这些事年轻人不想做，趁着身体还好，做点事比歇着强。
晚上钟先生请我吃饭，长沙话叫“洽饭”。王平先生介绍一家馆子有特色，开车绕到城外，我吃了觉得不错，地道不地道我不知道。钟先生后来说感觉抱歉，那个饭馆环境不大好，饭菜的味道也只是过得去。吃喝一事，钟先生不讲究，我更不在乎，这里还是老派人情意重。
长沙别后和钟先生偶然打打电话，互通家常，也谈文论艺。老人家肚子里存货多，常常一说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电话烫手无妨，长见识，我听了高兴。认识五六年，电话联系多，从不主动给钟先生写信，怕他礼数周到，回信伤神。老人家客气，每回新书出版，总要寄来并附手札给我消闲。老派文章读来不累，对着话筒祝钟先生健康长寿，多写几本，老人家那一头声响如雷，说起手头工作一件接一件，我听了高兴。寒舍虽小，书架倒宽敞，老派集子读来是福气，多多益善。
钟先生一九三一年生人，老民国，比鲁迅、周作人、胡适他们小了好几辈，每回来信，毛笔字竖写在漂亮的八行笺上，秀雅刚健，不像八十多岁老人的手笔，裱起来就是一帧小品。我这个看横写植字长大的晚生，亦觉得顺眼养心。请他给我写过几首周作人杂事诗，一手行楷，又劲道又文气，朋友们喜欢，讨走好几件，如今手头只剩来往信札与一本册页了，钟先生宅心仁厚，想必不会怪我。
早年给钟先生写过书评，钟先生居然存了一份样报，可惜文章太幼稚太肤浅也太潦草，底稿还在电脑里，不好意思再翻，惭愧。钟先生文章学知堂，比知堂随意轻松，因疏朗而淡，因坦然而明，因豁达而温，因清明而达，字里行间有精细有辽阔，涉古深又不深，处处是老派读书人本色，对世事清清楚楚，篇篇好看。懂写作的人一看钟先生的东西，就会肃然起敬，老辣得可怕，不动声色，沉稳诚恳，悲天悯人，练到这样的中文太难了。
钟先生认真，喜欢改文章，送我《念楼小抄》一书的大样，圈圈点点都是精益求精。给我大陆版集子《衣饭书》作序，手写两遍，改了又改，今年收录进《人之患》一书，笔墨间又动了番干戈。
前些时《作家文摘》转了我写周氏兄弟的长文，钟先生看见了打电话表扬我文章越来越好，但观点他不赞同，说鲁迅性格太偏激，容易被人利用，周作人冷静深思，他的书需要通读。钟先生年纪比我大了快六十岁，他的文章、他的论点我向来尊重。
钟先生，本名钟叔河，现居长沙，平江人，和写武侠小说的平江不肖生是亲戚。
念楼，二十楼也。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安徽商报》）
念楼的苦茶
邓左民
二〇一一年深秋，梁由之来电，说将去长沙做“三老集”的一个活动。那时我依旧闲士一个，而长沙也多年没去，当即报名参加。蒙梁兄特批，遂有幸在念楼喝茶，并当面向钟叔河先生致敬。所谓“三老集”，是梁由之主编、海豚出版社出版的三位老前辈的书：沈昌文《八十溯往》、钟叔河《记得青山那一边》和朱正《序和跋》，而且这一年，三位老人正好八十。因此长沙的活动，也就有祝寿的内容。
那天上午，与梁由之访钟叔河于念楼。钟老家住二十楼，是通常的商住楼，门外悬一方竹牌，上刻“念楼钟寓”，漫不经心地显示出一个文化人的存在。进门后，引进书房落座，给每人泡了一杯绿茶。印象中也没有高端家具，沙发也像是木头的，倒是三面墙的书柜，书柜里的书在说着主人的故事。窗边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上放着几本书，靠窗还有一窄案，高齐写字台，上面是一些彩笔、剪刀、胶水之类，是很实用的摆布。八十岁的主人端坐写字台后，窗子很大，光线很好，我端着茶，看着念楼主人，他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既不算年轻，也不特别显老。传说中的钟叔河并没有把传说写在脸上。
梁由之从包里将新书取出，呈上。《记得青山那一边》的作者平静地翻翻，表示满意。能让一位资深出版人认可，自是一种不易，何况老先生温和中从来就不缺乏冷峻。然后，就听到了一个建议，说是一本书如果能自然摊开，任何一页不会自己翻回去，那就更好了。这个标准，后来也成了我对书籍装帧的一个评价指标，只是不知是不是装订工艺的原因，满意的并不多。然后是请钟老签书，待给梁由之签完，我赶忙把一本岳麓书社一九八七年版的《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呈上去，请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也写上几个字，钟叔河先生于是写下“依然有味是青灯，此周作人句也，写赠左民君”，并钤上一枚闲章，章有图文，文曰“青灯有味”，图是一盏油灯。油灯是用灯盏的那种传统款式，是中国读书人挑灯夜读的良伴，没有一盏好灯，所有夜晚就只是一个时间概念了。因为这枚闲章，后来我也找了一盏此款油灯，放在书架上，想像那些没有灯的夜晚。
从念楼可以俯瞰到几处标志性建筑，印象中我曾经在一个秋日经过。那是日暮时分，我经过岳麓书社读者服务部，玻璃橱窗内，展放着一列周作人的书，都是精装的。服务部已经下班了。记得当时抄了门牌号码，想回到家后，写信让他们服务一回。但也不知什么原因，终归是没有写信。此时此刻，我正想着这些事情，念楼主人则在说其经历，自幼年到“右派”，到劳改，到总编，到离休，后来就说到那些书的故事，当然，他不知道曾经有个读者在那些书边徘徊，我也没说。钟先生谈兴渐浓，从书柜里取出各种版本的知堂图书，除岳麓版周作人图书、湖南文艺的《周作人文类编》、广西师大版的《周作人散文全集》等皇皇阵势外，还有一些难得看到的民国版的周作人集子，接下来，可能就要看到他在六十年代拉板车的岁月里与周作人的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