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大门有并排三个电梯，不要上去，那是出版局的办公楼。往里走，那栋三十层大楼就是的，上电梯到二十楼，左手边就是。”这是老先生在电话里叮嘱又叮嘱过的。在他心目中，大概我不仅是一个外地人，而且还是一个外地小孩吧。
我乘上电梯，一眨眼来到了二十楼。一块深色的半圆竹雕镶在保险门上。定睛一看，哈，正是“念楼”所在。他没有骗人，念楼就是二十楼。
“谁呀？来了！”里面传出了熟悉的浑厚声音，正是念楼主人钟叔河。
大概来之前已经熟读了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的《念楼集》的缘故，对于念楼竟一点没感到陌生，甚至还觉得相当熟悉。
先生已经端坐在靠阳台的大书桌前，太阳照亮了他半个脸面，看起来精神不错。他戴着一顶红色的尼制鸭舌帽，不戴眼镜。
“昨天晚上来了人谈事，睡得很晚，一点钟才睡下，早上就起得晚点。”他的湖南口音我已慢慢听得懂了。
他从大椅子上起身，坐到我落座的沙发对面来。
“你什么时候到的长沙？不是要去湘西吗？”
“湘西已经去过了，这次来就是要看凤凰，看看沈从文的家乡，然后就是来拜访您。”
“哦，凤凰古城还是不错的，出了几个文化名人嘛！但是，古城现在的一些做法，我也有不同的看法。”
这时，保姆做好了早餐，是几个水饺。
“你说，我边吃边听。”
“我想请教两个问题。一般来说，做出版事业的，只有在中心城市，比如北京、上海，才比较有可能做出具有全国影响的东西，而您在长沙，并且是刚刚改革开放的一九七九年，您就着手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并获得巨大反响。我想知道，这里头到底有些什么原因。第二个问题，您为什么被打成‘右派’和现行反革命？”
在听我讲话的时候，不小心，一个饺子掉到了地上。
“这个……你何时离开长沙？”
“十一点。”
“哦。时间紧，无法深谈。我的家庭也是个读书人家嗄，我的父亲是梁启超的学生，那是在时务学堂，他的同学里面有许多名人，做过民国教育总长、创办了北京师大的范源濂，还有杨树达。我父亲做了教书匠，家里还是有些书的嗄，从小我就喜欢读书，也读了不少外国书，像《列那狐》，自然是都读过的。”
没有说完，他去与广西师大出版社通了一个电话，因为他编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即将出版，朱正先生从样稿里面发现了一个错误，需要改正。
“我只是一个编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外界对我的看法，都是高了一些。编辑《走向世界丛书》，那并不是一天的想法，早在五十年代，我就读到了一些早期知识分子关于西方的记述。因为多读了一点西方的书，我一直在想，我们国家何时才能结束封闭，走向开放。至于被打成‘右派’，有一个关于我的四十八条。”说着，从抽屉拿出一份打印稿，上面有红笔作的修改。
“你看了这个，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被划为‘右派’。那些话，我是承认的。那时候，我，朱正，都喜欢读书，读了些关于民主自由的书，也读了巴枯宁、克鲁泡特金、考茨基的书，产生了一些思想。那时候就是不允许人有思想嗄，强调大一统，害怕异己的东西。”
他的话把我的思绪拉到很远很远，一个我不曾经历过的年代。但是，却能够让我产生深深的共鸣。我明白，一个人的遭际，取决于他的个性，但更主要的，是取决于他的时代。
“你马上要走了，我就一句话结束吧。那时，我们的国家偏离了人类文明的轨道，而我们却要回到那轨道上去。”
这就是他被划为“右派”的原因？这就是他九年铁窗生涯的理由？
可是，“右派”也好，坐牢也罢，都没能阻止他读书，更不能遏制他思考。他曾引用法国诗人的句子：“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又说，在古人中，最崇尚张岱；今人中，则最欣赏周作人，因为他们能够说自己的话。
唉，他的话匣子似乎刚打开，可是，我竟要走了！
再看看他的书房，客厅，都是顶天立地的书架。我的到来，不过短暂打断了他与书为伴的生活。
忽然看见了摆放在书架里的一个小刨子。好像怕它孤单似的，他将它与《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大部头放在一起，因为那也是他曾经谋生的工具之一，是他按照外国图样尺寸亲手仿制的。
七十七岁，人生已进入了老境。可是，我在那里感受到的，却是鲜活的，充满激情的，无止境的追求。
（二〇〇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新安晚报》）
钟叔河——“走向世界”以后
咸江南
“走向世界谈何易，打个圈圈归了原。如今一本几百块，青灯照我卅年前。”此首打油诗是钟叔河前年为携册造访念楼的爱书客所作，笑谑中含了世事之慨。而客人所携之书，正是初版于一九八〇年的《走向世界丛书》中的一本。因卖售已久，坊间颇难觅得，价格遂逐年看涨，其时数千元尚难购得一套。去岁这套书已由岳麓书社重印，作为编者，钟叔河于“重版前言”的末尾写道：《走向世界丛书》的重印终于启动了，无论如何，这总是令人高兴的事，虽然晚是晚了一点。
然而这高兴背后其实尚有难以释怀的深憾。《走向世界丛书》专收一九一一年以前中国人访问西方国家的载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放在西方国家的范围之内。所收载记，以亲身经历、直接闻见者为限，原拟出百种，八十年代以十卷本之面目问世，而内中只有三十六种，此次再版依然不见添增。余下的六十多种，虽然材料齐备，点校已竟，至今仍与众古旧版本一起置之念楼。三十年来，这套书在学人书友中口碑相传，流布甚广，史料价值以外，其促进思想解放，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功用，更是它深层影响所在。而当年以一人之力编成如此皇皇巨著的钟叔河，提及此书，却甚为烦恼：
“这些年来不断有人问我两个问题：那六十四种书何时出？此套书的单行本又何时出？还有人问《凤凰丛书》是否会再版。《凤凰丛书》基本上不会再版了，而此套书未能出全，的确原因种种，如何付费的问题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我现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助手。虽有不止一家出版社来谈过出版事宜，但此书就如同我的儿子，我不能只签个合同就把它交给出版社操作，我得找一个有能力、值得信任的年轻人，此人即使不是出版社的人员也没关系，关键是要能够跟我工作三到五年，一起来把这套书的编撰完成，我愿意提供给他全部的资料。但这个人非常难找，我找了多年，都找不到。现在没有年轻人愿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做编书这种苦差事了。我很苦恼，希望通过报纸的宣传和推动，可以快点找到这个人。”
欲把金针度与人，却找不到那个合适的人，《走向世界丛书》的增补工作只好搁浅。今年四月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问世，放下了这个大部头，他现正忙于翻查家谱，撰写自传，而他的文集《笼中鸟集》最近将由青岛出版社出版，书名取自京剧《四郎探母》中的一句唱腔，其中收录了四五十篇从前发在各种报刊的文章，有十多篇原名“走向世界以后”，所介绍的正是那未增补的六十四种书中的十多种。此外，某出版社今年也有意出版他一本谈旧忆往的散文集，但因为其中一篇谈及“反右”种种，颇为顾虑。对此钟叔河觉得不解：“像谈‘反右’经历这样的书，如今已不知出版多少了，有什么不能说的呢，无非是些个人体验罢了，说是我得把内容修改修改，可真实的经历如何修改，那些曾真实出现的白纸黑字上的东西又如何修改？出版社太胆小了。”
回看几十年的出版生涯，钟叔河觉得颇可自傲的是，凡是经过他手编辑的书，都是有生命力的，不独《走向世界丛书》，《曾国藩全集》、周作人的书、《凤凰丛书》等都影响颇巨。“我认为做编辑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己的点子。出版社如同一个乐队，要在里面奏出自己独特的音色。如果一个人做的事情是有我不多，无我不少，那就没有意思了。我对现在的年轻人不是很满意，他们都很聪明，智商很高，但考虑自己很多，对工作的热情太少，想挑的担子比我们这辈人还小了。如果仅仅把工作当作职业，忙着赚钱，顾自己的小家，就不会知道工作有工作的乐趣，没有理想就没有创造性了。做出版，出书，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人类文明前进，而现在的人理想主义太少了，这是让人很悲哀的现象。”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华读书报》）
蓝朱两支笔
俞晓群
五年前，王一方先生在《搞出版，一定要读陈原》一文中写道，听钟叔河先生谈出版心得，有一句很私房的话至今记在心头：“好编辑是编出来的，也是写出来的。”戏称编辑“要两支笔”，蓝笔自娱，朱笔编文。
我很喜欢钟先生的这个观点。因为编辑做久了，往往会养成一些不良习性。比如，眼高手低，嘴勤手懒，思想空洞等等，弄不好还会走向疏远学术文化，埋头于技术性操作，以及崇尚极端商业化的道路。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呢？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案之一，正是一面编书，一面坚持自己写一点东西，即所谓编辑要有“两支笔”。其实，“两支笔”并不是编辑的专属。按照钟叔河先生的另一个观点，知识分子的身份，也可以根据他们的职业，划分成从事教育、创作和文化传播的三类人。其中的精英分子，会相应地成为教育家、作家和出版家。但是，我们稍作观察不难发现，这样的职业定义是无边界的，许多文化人都会携着所谓两支笔或几支笔，在这三个职业之间跨来跨去。一般说来，在他们的“多支笔”中，那支最“主要的笔”，决定着一个人的身份确认。
周振甫先生是以编辑工作为“主笔”的。他从事出版工作近六十年，编了很多好书。其中最有名的故事，是编辑钱钟书先生的著作《谈艺录》《管锥编》《管锥编增订》，并且为之代拟目录。钱先生在《管锥编》序中写道：“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但是，周先生又是一位勤于笔耕的人，他从第一部著作《班超》（一九三五年）起步，流年辛劳，亦编亦写，数十年下来，竟然有五十余部著作面世。而且他的写作文体独特，大不同于那些正统的学术文章，看上去更像是一篇篇高质量的编辑“审稿意见”。当有记者问，您一生著述丰厚，却终年“为人作嫁”，没有成为一位专业学者，不感到遗憾吗？周先生淡淡地答道，我是中华书局的编审。实际上，周先生始终是把编辑的那支笔放在首位的。即使做学问，做的也是编辑式的学问。所以我说，与其称周先生是一位学者型的编辑，不如说他是一位“编辑型的学者”更确切些。
鲁迅先生手中的笔，无疑是以创作为主导的。但是，他手中的另一支笔，却对出版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据吴永贵先生整理，鲁迅先生一生中创办过七个出版社：未名社、朝华社、三闲书屋、野草书屋、铁木艺术社、版画丛刊会、诸夏怀霜社；编过九种刊物：《莽原》《语丝》《奔流》《朝华周刊》《萌芽月刊》《文艺研究》《前哨》《十字街头》《译文》；编辑图书七十六种，丛书十一种，自费印行十三种，作序跋四十三种，校阅并介绍出版的四十余种，共约两千多万字。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不能把鲁迅先生拉入编辑行列。因为他的编辑活动，是辅助于他的文学创作活动的。你看，后人赋予鲁迅先生许多称号，诸如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革命家等等，却较少有人提到出版家，正是此理。
事实上，手执两支笔或多支笔的文化人，并不少见；但最终将创作、教育和出版三大职业一并做到极致的人，却很少见。比如，上面谈到的鲁迅、周振甫二位先生，都未能做到这一点。不过，有一个人做到了，他就是叶圣陶先生。叶先生是一位集教育家、文学家和出版家于一身的人。他为学生编写教材，他创作了丰富的文学作品，他从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直至人民教育出版社，一路走来。他一生都热爱教育，一生都没有停止写作，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出版。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在叶先生那里，教育、创作与出版三个职业是平等的，他把它们建筑在一个同一的文化平台上，一视同仁。我觉得，这也是叶圣陶先生成就人生伟业的基础。
在这里，我之所以特别强调“一视同仁”，是因为在许多文化人的眼中，出版的地位是比写作和教育的地位相对低气的。编辑毕竟是一件苦差事。且不论“为人作嫁”的心酸，出版职业的基本特征，往往会使编辑队伍的群体，出现博而不专，甚至疏远高雅文化的倾向。如果再染上满身铜臭气，我们的职业形象，就会陷入更为不堪的境地。
当年胡适先生是很尊重出版的，他在一九二一年日记中写道：“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虽然他不肯投身出版行业，依然做他的教育家、学问家与作家，但他没有说挖苦的话，只是解释说，因为自己没有出版经营与管理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