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陆续读到先生更多的书和文章，对他的了解也就更多了。先生出身书香世家，乃翁曾留学日本，是中国早期的渡洋求学者之一。他自己早年投身革命，后来进《湖南日报》社，因书生意气，于一九五七年获罪，成“右派”，“文革”中复陷囹圄，被判十年徒刑，直至一九七九年才获释，也算得一位老“运动员”了。我虽无缘罹此坎坷，但仍落得个“不务正业”的名号，有时便把苦恼向先生诉说，先生乃敦厚长者，总是给我以理解和鼓励。记得信中曾说：“读书写文章，即如酒人之于酒，欲罢不能，不懂味的人是难于理解的。恐怕由他去吧是唯一的处理办法。中学教师，夏丏尊、朱自清、周作人，都是当过的，如果他们当初不‘不务正业’，在文学上会造成多大的损失！但现在不比从前，个人很难有真正的自由，苦恼也是免不了的。”
几句话，给我以极大的鼓励。由此，我坚定了继续读、写的信心。其实，在文化日益荒漠化的当今，作为一名有良知的文化学者，他自己也是有很深的苦恼的。他身体不好，写信常说“贱体不争气”，我不忍心写信打扰他，因他每信必复，我没有理由耽误他的宝贵时间。常常只从不断发表文章这一点来推断他身体的状况。有一段时间，久未读到他的文字，心里便有些着慌，写信去问，他回信：“我身体还好，只是天热，不能做事。文章一是写不出，二是不想写，因为言不由衷则不愿言，言之使编辑犯难则不忍言也……”
尽管不愿写或不忍写，可是先生却从未放下他的笔。相反，“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他一边写，一边编，佳作迭出。后来就读到了他的《念楼随笔》《念楼学短》，杭州的叶小芳大姐还寄来了《钟叔河散文》。这几本书，《念楼学短》我最喜欢读。我曾在一篇题为《短文的魅力》的读书随记中说：
“钟先生的慧眼识短，简洁风趣的译笔，加上其后的随感，如三豪灵笔，画龙点睛般地把读者引领进深广阔大的思维空间，启人睿智，发人深思。短，加上‘思想、气质和趣味’——先生将自己独得的短中三昧集为一道大餐，让我们领略了短文的魅力。正如论者评价此书所说：‘习惯了洋洋洒洒码字，将汉语言文字弄得肮脏不堪，对文字垃圾已经麻木了神经的我们，捧读此书，惟有汗颜。’”
先生的文章，不温不火，雅致、清净，读之如春风拂面，又如面临一片澄明清净的湖水。文章见识尤其深刻，拈花之处每每见于字里行间，使慧心人醍醐灌顶，露出会意的微笑。
十年来，多得先生恩惠，一直思有以报之。南海出版公司委托我编一本供中学生阅读的散文选，初高中上下两册，我选编了先生的四篇散文，《湖南官话》《黄鸭叫》《差距》《沿着岷江走》。只可惜高中册未出版，只收进两篇。但也慰情聊胜于无，算是略微了却了我一桩心愿。
书印成后，我给他寄去一本。随信附上两张花笺纸，求先生挥洒，以为纪念。不久，先生的复信就摆在了案头。当时的心情，真是激动得难以言表：小子何德何能，竟得到前辈如此垂青！
信中附言道：“拙作承青及甚感，笺纸已遵嘱写了奉呈，因从来不蓄笔砚，只能以‘硬笔’写出，请谅。”两页笺纸，第一页写了一首自作诗：记得青山那一边，花间蛱蝶正翩翩。可怜茵梦湖中水，不照人寰五十年。
附注中言：“小说《茵梦湖》中莱因哈德警句有云：我们的青春在青山的那一边，可现在它们到哪去了呢？近作怀旧小诗，呈 德水仁兄一哂 长沙钟叔河 新一年。”
第二页，写的是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今名《论法的精神》）中的一段话：“孟德斯鸠不信上帝，临终时神甫问之曰：汝今知上帝之伟大矣乎？孟氏对曰：帝力之大，正如吾力之为微。呜呼，此言真可以金字刊为其墓铭也。录严又陵译文以应 德水先生雅属 长沙钟叔河辛巳正月。”
两页纸右上角都钤了引首章，印文曰：风满楼。落款后有先生的名章。两文内容虽不相同，但是悲天悯人之怀，溢于纸上，令人寻味不已，唏嘘久之。
和先生神交多年，唯一遗憾的是，一直缘悭一面。一九九八年九月，先生来信，说可能在年底来京，届时可谋一聚，我兴奋了好一阵子，可先生到底没有成行。所以至今，除了在那一年《新闻出版报》的当代文化名人摄影专栏上见过先生的肖像外，一直没见过先生一面。应我之请，先生曾寄来小照一帧，那还是一九九三年照的，先生身着一身玄色上衣，头戴鸭舌帽，伏首案头，已不复当年肖像的丰满、冷峻，而是面容清癯，态度平易，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文稿。案上是公文袋、书稿和一叠卡片，背景是硕大的书柜，确实是一位笔耕不已的“老编”形象。照片背后写着几行字：刘德水先生惠存 钟叔河持赠。
先生虚怀若谷，谦虚待人。当年我写信，都以学生落款，先生回信特意指出：不必如此客气。自称“我也是虽好学而学无所成之人，文章既写不好，又写得少，所以既不敢妄称学人，也不能冒称文人，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已退休的编辑罢了”。其实，有学富五车的腹笥，有数百万字的著作、上千万字的编著俱在，先生不是学人，何人敢当学人？先生不文，斯文何在？先生虽已退休，先生又何曾退休？——他实在是退而未休呀！
即便退一步，仅以“编辑”称之，这也实在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了。编辑，首要的是眼光和见识。他的《走向世界丛书》以及对知堂老人作品的钟情，都是在审慎地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进行梳理，以期光大发扬。这是功德无量的善事。此外对书籍装帧的癖好，也都是当今难得的行家。张中行先生吝于褒奖人物，但是也说：“当今出版界，北方是范用，南方是钟叔河，没人能比！”这只要看看《儿童杂事诗图笺释》的版式编排就可一目了然——“看着舒服！”用先生自己这句朴素的话来评价，其实最恰当不过。
近两年，很少和先生通信了。他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实在不愿再打搅他。他的时间不独属于自己，更不独属于我这样一个后生小子。让他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编辑吧。每当想起先生，我就把他的书拿出来，翻开，看看，以慰心中惦念之情。有时上上网，看看有先生的新作，就知道，他还是健笔凌云，老而益壮，心里也就安定了。
前年随旅游团去桂林旅游，坐火车，路过湖南，在长沙站停了几分钟。我的心颇不平静了一阵子。望着眼前一座湿热、喧嚣的长沙城，我想：这里有我的一位前辈、老师，他叫钟叔河。于是，连这座素昧平生的城市，也感到亲近了许多。
（二〇〇六年四月《书人》）
民间有钟叔河
朱晓剑
下午，在旧书摊闲逛，不意间看见一册《侠隐记》，译述伍光建，茅盾校注的。记不得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介绍《侠隐记》的文章了，说是极好的本子。这次遇见犹如艳遇一般，不可多得。回来翻阅一下，不想居然是钟叔河先生编辑的书，更是意外的惊喜了。说来，钟叔河是我颇为敬佩的出版人，思想通达，文笔亦好。他在读书界早已享有盛名，更何况经他手做出来的书都颇有分量。
最早是在杂志上读到钟叔河先生的短文，十分喜爱，短却分量足，比时下许多灌水的文字好得多了。于是留心买他的书，《中国本身拥有力量》我买的是最初的版本，读来甚觉有味。值得说一说的是买《念楼学短》的经历。
书刚上市时，在书店看了部分内容，十分喜欢，但一看价格是三十八元还是考虑了一下。因那时经济不大宽裕，就常常跑书店看书，每次去书店总要跑到《念楼学短》陈列的位置看一看，书依然在，很放心地走了。不由得暗笑自己，这书不是畅销书，看的人也不是很多，我倒也不必急着去买，等有了钱再买不迟，好像书就放在那儿，少有人理会似的。差不多等了大半年，我再去书店，走到老地方，却不见了《念楼学短》。不免诧异，去服务台查询，说是刚卖完，还有一册，却不知所踪，营业员说可能是没有了。我懊恼地走了，要是早一天把它买下来就不必这样了。
那年春节，从安徽老家回成都，到了郑州专门停一下，去书市看一看，不得。又去几个地方，还是没有，只好怅然而返。回到成都，依然是不死心，没事总要去书店转一转，也许奇迹会出现的。我的运气似乎不那么好，每去总是找不见《念楼学短》，有些气馁了，只好等着这书再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没再去书店，再去依然习惯性地浏览文学理论书柜，却十分意外地遇到了《念楼学短》。那种惊喜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赶紧去付钱，生怕从此失去了似的。
当然，我算不得是钟叔河先生的“粉丝”，尽管陆续买了一些他编著的书。在我看来，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是比那些提倡国学的家伙做得要多。其实他的那些短文章原本是用来教他孙子辈的“教材”，不在于读古文的“今译”，“而是读之有感，想做点自己的文章”，体现的是钟叔河式的读书方式和他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不过，他又引郑板桥的话说：“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覆瓿覆盎而已。”这种自谦的话如今也是少看到了，不免令人叹息古风不存。
关于作短文，钟叔河先生说：“自己没本事写长也怕看长文当然是最初的原因，但过眼稍多，便觉得看文亦犹看人，身材长相毕竟不最重要，吸引力还在思想、气质和趣味上。”这话我也深以为然。
（二〇〇七年五月十二日《青岛日报》）
访念楼
徐艾平
积功德
黄裳先生曾对钟叔河先生表示“惭愧”，原因是钟先生搜藏了大量晚清外交官、学人、工商界人士所写的著作，总量达二百多种，并据此整理出数十种，以《走向世界丛书》为总名出版。而他，多年来虽也跑跑书坊，“也常常遇到这类书，但不能认识其文献价值，都轻轻放过，箧中不存一册”。
黄先生的“惭愧”大概不是虚言，像他那样一个爱书如命、读书如痴的人，《走向世界丛书》这样的好书，“箧中竟无一册”，实在也是可怜了。
觉得可怜惭愧的竟还不是他一人。
另一位文曲星张中行也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说，单是近代人物的外国游记钟叔河就搜集了二百多种，其访书之勤读书之多就可想而知。这还是其小焉者，更值得重视的是有忧国济世之心，以一个书呆子的满腔热情，奔走呼号，虽九死其犹未悔。而“我就不成，外看浮世之态，内省自己之心，只求能够独善其身，不敢妄想兼善天下”。至多只能写一点自怡悦的，而不能写以及刊印有关经国之大业的。“这样，与他相比，我就不能不感到惭愧了。”
两位太师级文曲星都感到惭愧，我等后辈爱书人，还有什么胆子敢说个“不”字？
的确，手捧钟先生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还有那册为每本书所写的叙论合集《从东方到西方》，无法不感到惭愧，无法不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据说钟先生是湖南平江人，大概是生于一九三○年代的。照这么说，也属师爷级的人物了。从他的文章里还知道，他是“离休”，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参加革命工作了。但我相信，他不会是平江起义里的一员。
很巧，我也认识一个平江人。我们是从博客中结识的。他比我小，力比多自然也更多，所以说起话来，很有情味。因此，我们见面了，在北京。虽然时间急迫，只能匆匆一见，他还是带我走了元大都土城遗址公园，逛了被他文字美化过的后海，临了，还领我去外经贸大学附近的一个湘菜馆，请我吃了剁椒鱼头。在车站送别的时候，还差点流下泪来。
这个平江人，令我联想到另一个平江人。据张中行的回忆，钟叔河有至性，对事严谨认真，对人宽厚恳挚，话都是发自心腹，有时甚至近于迂，让人想到已作古的废名先生。到北京的时间虽然很紧，可还不忘去西郊拜望一位久病的张先生，说是有通信关系的朋友，在病中，理当去看望。
平江人，其实恐怕也不仅平江人，我所接触过的湖南人，大概都具这种品性吧。
这都是题外话。
钟先生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最初是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的，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三年。这大概是他在结束九年牢狱之灾，复出后所做的第一份工。这最初所出的二十种书，为他赢得了广泛赞誉。一九八四年岳麓书社成立后，又增加十数种，仍然以《走向世界丛书》的总名再版，厚厚的十大册。再版赢得更加强烈的反响。但遗憾的是，那时正在上大学的我，却既没见过一册《走向世界丛书》，也未感受到一点所谓反响，真所谓全然无知。到我第一次读到刘锡鸿的《英轺私记》，兴奋得彻夜不寐的时候，离该书的出版已经将近二十年。
二十年啊！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我既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惭愧，又为那些被无辜浪费的岁月而伤感。
据钟先生介绍，正是有感于晚清以来国家的愚昧与落后，有感于华夏民族近代以来所蒙受的奇耻大辱，寄希望于改革开放、国家富强，才着手编辑出版这套《走向世界丛书》。而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就与友人李长恭一道，出入于旧书店故纸堆，寻觅中国人最早走向世界的讯息。
钟叔河曾向张中行索书对联一副，那是截取梁任公集一副对联的上半，“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面对这副对联，张先生想起自己也曾从古诗十九首里集了一副，是“立身苦不早，为乐当及时”，当即感叹道：“古人志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是至多走到一半就停住了。或者不止于量而兼算质，我之所求只是罗汉果，他（指钟叔河）则一贯修菩萨行。……我是小乘，他是大乘。”
小乘救自我，大乘渡众生。
看来，钟先生是积了大功德了。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新民晚报》）
访念楼主人
这是二〇〇八年隆冬的一个清晨。长沙的街上已经有些赶早的人们在奔走。我沿着迎宾路向北去，经过了湖南省交通厅、湖南省委统战部，正前方可以清晰地看见湖南革命烈士陵园。可是，才七点三十分，离约定见面的时间还有整整一小时。
提前或者推后，都不合适。因为即将要见的这个人，在我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很重的分量。
差不多半个月前，揣着忐忑不安的心，凭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勇气，冒昧地给他打了电话，得到了“能够见面那当然好”的允诺。
“能够见面那当然好。”凭着这一句话，我想，就算拜访要占用他一部分时间，也可能会将他一天的生活节奏打乱，但是，满足了一个外地读书人的求知欲，并可以借此了解一点当下人们对他的看法，难道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吗？因此，我十分自信地从皖南赶来，并兴冲冲地等待着他的接见。
在湖南革命烈士陵园里瞎走了一圈后，约定的时间到了。
穿过东风路，斜拐进营盘路，眼前就是一栋高约三十层的公寓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