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在创作之余，曾经组建文化生活出版社。据记载，他的这一次“投笔从商”，只是为了扶助新人，出版严肃文学，维系文化血脉等。为此他招惹不少麻烦，有人攻击他为了钱，放弃了创作云云。一九四四年，巴金在《憩园》的后记中写道：“我开始写这本小说的时候，贵阳一家报纸上在宣传我已经弃文从商。我本应该遵照那位先生的指示，但我没有这样做，并非因为我认为文人比商人清高，唯一的原因是我不爱钱。”显然，在职业态度上，巴金先生是明确地站在“创作”一边的。至于出版，他只是“出于其他目的”的客串。“串”过之后，就又回归他的文学创作了。放下这段“历史是非”不表，单是争辩双方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表现出来的对于出版的轻蔑态度，就足以让那些怀有文化理想的编辑们感到寒心了。当然，这段往事也提醒我们的出版同仁，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名声，我们更应该珍爱自己赖以生存的行业。
行文及此，想到一件小事。那天我与几位朋友聊天，说到文化人如何喜欢两支笔或多支笔，说到“两支笔”如何有益无害。一位喜欢“抬杠”的朋友反驳说，也不尽然。比如善于取巧的人，尽可以握着“两支笔”，做编辑中最好的作家，做作家中最好的编辑云云。闻此言，我心中暗自骂道，臭小子，怎么心理如此阴暗？呵呵。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六日《天津日报》）
初上念楼
薛冰
阳春三月，收到钟叔河先生寄赠的《念楼序跋》，时时翻阅，在踪迹先生近三十年间编书、著书和读书历程的同时，恍惚也看到了自己读书求学的足迹，故而感触尤深。我的最高学历是高中二年级，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只能算个半文盲，幸亏在度尽劫波之际，就读到几部好书，开眼界，拓胸襟，受用半生，至于年过花甲，还不见得太落伍。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钟先生所编的《走向世界丛书》，而丛书各册序言结集而成的《走向世界》，竟被我翻烂了。如果说，郑振铎、黄裳诸先生的书更多地引导我们走向历史和传统，那钟先生的书则教会了我们以世界眼光回观中国。
也就想到，钟先生近年几部著作，都以“念楼”为名，我虽有幸两次面聆教诲，却无缘一上念楼，不免遗憾。
无巧不成书。清明时节，恰得彭国梁先生邀，与王稼句先生同赴长沙开会。稼句是初次入湘，所以在出发之前，两人就商量好了，一定要留出时间，去念楼拜望钟先生。国梁理解我们的心情，事先做好了安排。这样，在四月九日的上午，沾濡着长沙迷离的雨花，我们终于登上了向往已久的念楼。
就建筑而言，这座楼房不会给人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只是因为有钟先生住在这里，它才会为当下读书人念念不忘。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善哉斯言。念楼中的陈设，一如钟先生所描写的那样。宽敞的客厅一角，安置了一张书桌。书桌后的两个大书架上，满放着的都是工具书。一部《汉语大词典》，牙白护封的中部已经被摸得变了颜色，可见先生平素治学的认真。先生的藏书，则在书房中。
钟先生放下写了一半的文稿，关心地问及我们的行程。因我刚去过长沙县的金井镇，他回忆起当年从平江来长沙，就要经过金井，那时全靠步行，起早带晚，要走整整一天。现在有了公路汽车，人的活动半径就大得多了。
虽已是八十高龄，钟先生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兴致勃勃地谈起他最近在做的几种新书。因说到《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旧版印得不理想，正打算重做，稼句当即表示，可以为钟先生找到该书的线装本，作为重印底本。
钟先生送《念楼序跋》给稼句和国梁，因为我已有了，便另送了我一部湖南美术出版社版《念楼学短合集》的精装本。这部书的序言，钟先生请了杨绛先生来写，因为当年《走向世界》的序言，是钱钟书先生所写，而且是钱先生主动要求写的。这在钱先生，是一生中的唯一一次。杨先生序中提到的“双序珠玉交辉”，就是钟先生请托时的说词。杨先生不顾“腕弱”，遂成就了这一段佳话。
《念楼学短合集》的好处，杨绛先生在序文中做了“句句有千钧之重”的评价。倒是稼句注意到，这一种精装本，与他所得的一种装帧不同。那一种软精装，是将封面回折，包过书脊而成；这一种则是另做成单独的护封，外加硬纸函套。连同平装本，这一部书就有了三种不同的装帧。这也是应该记下的书林掌故。
三种装帧的共同点，是书脊外露，便于平摊阅读。钟先生说，这个创意初见于南京书衣坊主人朱赢椿设计的那一套《城市文化丛书》，“最妙的是书页全用线穿，封面也不粘连书本，书脊上能看出麻线绞结，百多页（二百多面）的本子，无论翻开哪一页，都可以平摊着看，不必‘手指头儿告消乏’。此乃近十年来第一遭真得开卷之乐”。钟先生专门写了一篇《喜得展卷之乐》（收入《念楼序跋》时易名《展得开》），以出版家的慧眼，敏锐地点出其佳处。朱赢椿后来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作为《不裁》的装帧，竟一举夺得二○○七年度“世界最美的书”的殊荣。
钟先生同样也提出了改进的设想：“书的封面干脆印成单独的护封，和书本两不相关，不仅更加经得起翻，书名也可以出现在书脊上，这样便更好了。”而《念楼学短合集》中单册的装帧，正是依钟先生所设想的样子来做的。
《念楼序跋》是湖南文艺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十月的布面精装本。牛皮纸护封的封底上，印着《〈走向世界〉后记》开篇第一节：“‘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这是法国诗人缪赛的名句，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态度。真正能够不用别人的杯喝水吗？其实也未必尽然；不过有这么一点儿洁癖，就不那么容易随着大流去吃大户罢了。”
坚守着“这么一点儿洁癖”，不“随着大流去吃大户”，则是钟先生的态度了。
正是这种态度，使钟先生赢得了普天下读书人的尊崇。
我们是中午辞出念楼的。当天下午，陪稼句去了岳麓书院。书院的建筑，较我前次来时又繁缛了几重，标出了几十个景点。其实我们想瞻仰的，只是那扇正门，和门上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二〇一一年六月《博览群书》）
大时代里守着“一”
袁复生
钟老不是民国控。
住在他楼下的作家王平给我看过钟老一九四九年初的日记，里面对蒋介石元旦文告的评价是“哀鸿遍野”。钟老甚至对一九四九年后的台湾，也没那么乐观，他对我说：“如果我去台湾，说不定也一样被整得很惨。”“台湾的民主自由，不也是后来等到蒋经国晚年才有的吗？”从左倾青年到“右派”，在钟老这里，似乎一切都水到渠成。没一丁点那种老革命的“上当感”“被辜负感”，而是淡然的“求仁得仁”。
如果不是看了少年钟叔河（那时候还叫钟雄）的手稿和日记里那些醒目地探讨民主与自由的段落；如果不是看了将他定为“极右分子”的《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了解了“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政治，哪怕经济上再强大，也是没有很大吸引力的”，“政党的活动，主要应放在政治方面。对于人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党的领导只要注意掌握一下政治方向就行了”这样的观点，我也会像大多数朋友一样，觉得“一切大师都是慢慢进化出来的”，或者觉得“许多大师是自我觉醒自我启蒙而来的”。
我不敢随意地给钟先生冠以“大师”的头衔。不过年轻人心中，总是有自己的学术文化地图与坐标。说起来也巧，在湖南也在中国最有分量、最有坐标意义的两个文化老人——钟叔河与朱正，他们不仅是几十年的好友，连生日也在同年同月。他们用力甚勤的研究领域，更是貌似巧合地分别为周作人和鲁迅。
以“文归文，人归人”的视角看，周氏兄弟，不管怎么排，恐怕都算得上新文化运动结出的最有分量的果实。对于他们精神脉络的理解，多年相知的难友可能才最清楚。早年同为“右派”小集团的俞润泉先生，二〇〇一年曾给钟叔河写信：“兄虽受挫折，仍重视科学，终为当代学人。”
可惜，俞先生未能看到二〇〇八年的钟先生另一篇《过头话》，专文批评杨振宁《曙光集》中的这段话：“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这篇看起来平静的文章，轻轻地一剑封喉。
知己击节叫好的时刻，也应该憾失于二〇〇六年，钟先生那篇《角先生与肉苁蓉》，从特别巧的性学史角度，对科学精神匮乏的中国传统“文科生”们进行了一次特别狠的嘲讽。当然，对钟先生击节赞赏的人，还有钱钟书这样的人物，杨绛后来写信给钟先生：“钟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与钱钟书不同，钟先生是真正“土里面长出来的学者”——父亲是学数学的，谈不上太多的家学，师门更不显赫，没读过大学，也不是某大师的私淑弟子。
时光流转到今天，确确实实地，他成了我们心中的“大先生”。能成为“大先生”，缘于各自造化。比如钟先生还有那种自制欧式木刨的行动力，有在旧书店巧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机巧，有拉板车刻蜡纸养家练出来的经营头脑。只是他们这些年，在大时代里守着的“一”，无论如何，是值得后辈仔细看，再仔细看的。
（二〇一二年一月《名牌》）
如水之交
伍杰
“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不敢自命为君子，但我与钟叔河先生之交，却恒如流水。我们交往已经三十有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主持岳麓书社，出版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敲开了出版面向世界的大门，一时名震华夏，智开当今。我们相识了。不久，他给我出了一道难题，找到我说，要出版周作人全集。我胆子比较小，当时出版的规矩较多，觉得出周氏之书犯忌，不敢慨然应允。但我也深感此人为文为书是有见地的。于是我想了个折中办法，对钟先生说：目前是否可以这样，全集以后再说，先出一些单品种的单行本，听听反响。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其实，此门一开，周著源源面世。从此，我们相交了。
钟先生主持岳麓书社，出了许多好书，在出版界有口皆碑。我认为他是一个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真正编辑家，也是一个眼力独特的真正的学者。
一九九七年，我和徐柏荣、吴道弘先生主编了《中国书评精选评析》，从钟先生送给我的《书前书后》一书中，选了三篇千字文书评：《读〈炉边诗话〉》《读〈玉照新志〉》《读〈珩璜新论〉》。我认为很有特色。对这三篇短评，我作了简单的综合性评析，说这三篇书评是“以我为主、自由的、随意的、潇洒的书评”，“读来有趣”，它“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因小见大，其意甚深”等等。这一评析，已收入我的小书《寻找书魂》中了。从始至终，我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不知他是否同意。后来，我们也没有谈起过这件小事。
一九九九年九月，收到他著的《儿童杂事诗图笺释》。此书生动、活泼、有趣。我只是阅读，没有评论。之后才知道，不久他去了美国。到二〇〇四年，给我写了一封短信，他说：“二〇〇二至二〇〇三年我到美国去住了差不多一年。回来后，老婆又病了，忙得很，心也烦，所以一直没给您写信。现在新年、春节都快到了，特寄上小书一本，作为向您拜年的一张贺卡。我今年已七十四岁，离休亦近十年，于出版工作早就‘离’开得远远的了，但偶尔还写写小文章，亦不过借以消烦解闷而已。不过原先编好的《周作人散文全集》一十五卷，却已被广西师大出版社肖启明拿去，说是准备出版，若果能成为事实，倒也了却了平生一个心愿。记得八十年代您在中宣部是支持过我编周作人的。不管人怎么评价，书总是应该出的。匆匆祝过年好。钟叔河，十二月，二十七日。”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出版事业的深情与关心，也讲到对人和书的关系应分别处理，意见很中肯。中间我们曾有过联系。直到今年，又收到他的著作《念楼序跋》。在扉页上他写了两行小字：“伍杰同志，这是一个退伍老兵对原队伍老营长的报告，请接受并致敬礼。钟叔河，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于长沙。”这使我很感动。他一直在做学问，一直在写，已经出版了许多著作。而且他十分关心出版事业，仍在这条战线上奋斗着。从书上的照片看，他还很精神。在电话中，他说话的中气很足，我十分高兴，愿他快乐长寿。我也送给了他一本小书，在扉页上，写了几行字：“叔河先生，您好：称我是老营长，愧当。我已是一位退伍战士。不过，我们是老朋友，时常相念。寄上一册我写的小书，里面有我的一些行踪，作为纪念。请教正。伍杰，二〇一二年九月六日。”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交往却始终不断。说到交往，也很平常，只是偶尔见见面，电话通通气，相互送送自己的著作；向友人打听彼此近况，托友人代为问候。应该说，我们是年龄相当，性趣相依，心灵相通，文字相交，并无功利需求，彼此轻松自如，如此而已。当下，这样交友已经很少很少了。
人生有几个三十年！这就是我们如水之交的痕迹，也是永恒的友谊。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文汇读书周报》）
拖着拉杆箱登“念楼”
李天扬
到了冬天，却忆着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