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姚明对美国、对美国华人在美国的影响，有很多华人说姚明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姚明在跨文化传播过程有两个最大的贡献：第一是改变美国人对中国人胜任工作的固定印象，因为“中国人在主流社会中不是做Engineer（工程师）就是Programer（软件程序员）的，从事这两个行业最多，是主流的，也是最需要的。但最基层的工作也是很可怜的，这两方面比不上印度人，人家是英语母语，中国人闷在那里，从来不出去跟别人主动交谈，我讲的是80％以上的人做了很好的工作，没办法上个台阶，做这些管理的人很难升迁，可是姚明来到之后，大家看得到，因为大家出去看球，第二天回去就有话题了，这是非常大的影响”。第二是他把中国人带进一个与美国人交流的世界。
“喜欢体育的晓得，可能一个小国家出来的运动员不太可能有大的影响，可是姚明背后两个大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两边的人口加起来，姚明在中国历史上肯定要占一个重要位子的。”
2009年5月5日NBA西部半决赛，在斯台普斯中心进行的一场比赛中，休斯顿火箭客场爆冷以100：92击败洛杉矶湖人并以总比分1：0领先。姚明此役出场40分23秒，他17投9中，罚球10罚全中，得到28分和10个篮板，尤其是姚明带伤重返赛场，全场观众为他鼓掌。休斯顿当地电台进行了点评：姚明的表现相当突出，甚至第四节他一度被科比撞伤右腿膝盖，但姚明仍旧坚持到了最后。对此现场解说员说道：“姚明的28分和10个篮板，以及在第四节所表现出的斗志证明了他绝对配得上火箭核心的称号。整场比赛，姚明在攻防两端都有相当不错的表现。还有就是第四节，姚明因为右腿膝盖被撞伤所以倒在地板上显得很痛苦。不过最后姚明还是回来了，因为他知道火箭需要他。我想说的是姚明在篮下的表现是具有统治力的，更重要的是他此役10罚全中。由此可见，打破季后赛首轮魔咒让姚明真正放开了。”
二、跨文化传播与文化身份
关于文化身份的解释第一章已经有过论述，进入跨文化传播过程的不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有一定的文化身份。他（她）们因为历史、地理、世界观、生活方式的相同形成某些共同性，有别于其他群体的民族特征、地理、风俗、组织、社区、体能等。一旦这种文化身份明晰起来，“这种共同性协助、强化一种文化传播体系”。所有“被创造的文化都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社会、心理和环境因素，以及机构、历史和语境”。
1.回答“我是谁“？
文化身份首先是为了确认自己的文化归属，即我们是谁。依赖我们的文化身份构成要素并提供答案。在通常情况下，这样的确认顺理成章地发生了。从我们与家庭的关系考察，家庭是我们的诞生地，这个诞生地在我们到来之前已经存在，为我们的出生准备好了文化摇篮。因为“家庭在所有人类机构中属于最古老、最基本的一种”。
家庭告诉我们在家庭机构中“我是谁？”知道了“我”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也知道了另外不同的家庭。在家庭里我们学会怎样看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对自己有了社会期待。家庭为我们进入新的世界做好准备，把一个生物机体培养成一个文化人。家庭是成就“我”的启蒙老师，“家庭传授的一些最基本的态度、价值观以及行为方式。其中包括自信、责任、服从、支配、社会技能、侵犯、效忠、性别角色、年龄角色等等”。
2.“我”的多重身份确认
当我们带着从家庭里获得的各种知识进入社会后，我们从社会中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找到自己的位置，取得人们的认可。一个个体进入社会以后，他的关系开始复杂起来，表现在文化身份的可变性和多样性上。例如，当有人问我公民身份、祖籍何处？又问我做什么工作？如何回答以上三个问题，通常的答案是：我是中国人；从祖籍讲是山东人；做教师工作，同时还有女性身份。细分的话我的文化身份本身包含了多种声音。
多种身份在不同的语境中被强调的程度不同。在我要去外国使馆办理签证手续时，我的中国公民身份被强调；当我参加学术研讨会议时，强调我的教师身份；在参加孩子的家长会时，我是学生家长。
3.“我”的文化归属
文化身份是通过公开表示和归属过程被确认的。公开表示是社会交往的需要，在交往中获得认可、接纳、肯定、帮助。“在某种意义上讲，公开表示就是个体把自己看做是这一群体或这些群体中的成员并向他人表示‘这就是我’。”归属是群体成员或个体意识到的被别人说成的“身份”，例如，原来在农村耕作的人到城市打工，被城市生活的人说成“农民工”一样。有一个故事讲出这个过程：一位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他想去游乐场玩，因为衣服不整洁，被阻止在门外。后来他换了一身衣服（城里人的装扮）去游乐场，这天游乐场为农民工免费服务，他又因为衣着不像农民工被拒之门外。偏见中有“以貌取人”现象，在这个故事中，衣着就是被别人用来赋予个人身份的标志。所以身份是被类型化以后传播给个人或群体成员，供他们“认领”的。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一个人本身就是多种身份的集合体，在一个群体中，每个人也是有差异的。正是这样的差异和不同，塑造我们文化身份的同时，也植入其中包容、吸纳其他文化的种子，这些种子随时等待其他文化的滋润，这就是我们与不同文化的传播得以进行的基础。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文化身份的归属性与职业身份的归属性不在同一个范畴，一个人文化身份的固定性、持久性和群体性，保持了“我”是哪里来的，同时他的职业身份确定了他是干什么的。职业身份因其专业的特殊性，会超越群体文化范畴。例如，一名记者，不论他来自哪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他在记者领域里获得承认，必须符合记者的职业要求。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这样的跨文化传播已经不是外在于个人的修养，而是内化于日常生活之中。普遍使用的各种家用电器，有国产的、进口的、合资的。在这些家电设计中融入的不同国家的生活理念和方式，随着家电走进中国家庭的厨房，也进行着跨文化传播。有了电冰箱，厨房里有了速冻食品、冰冻食品和半成品。速冻水饺是许多家庭或者单身的选择了。中国传统食品讲究色香味，其中味与用料的新鲜无法分开，速冻食品难以与之媲美。中国的水饺放进冰箱成了速冻水饺，吃这种水饺可谓中西“合璧”了（当然，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电冰箱出口大国了）。
附件1
离开“中国制造”美国人会怎么样？
一个对“中国制造”说了一年“不”字的家庭的经济学实验，使中国读者认识了萨拉·邦焦尔尼。这位40岁上下的美国主妇曾经是资深的商业记者，获得过美国商业编辑和作者协会的最佳商业报道奖。
2004年的圣诞节，萨拉蓦然发现，家里39件圣诞礼物中，“中国制造”的竟然有25件。环顾四周，处处贴有“中国制造”的标签。十年来，萨拉习惯于根据商务部的数据报道国际贸易及其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并以此见长，现在她却发现，数据表上那个相隔7000英里的国度已悄然“占领着”自己的家。出于好奇，萨拉想看看像她这样的普通美国家庭是否真的需要中国。2005年元旦她和她的家庭开始了历时一年整的离开“中国制造”的日子。没想到，这一决定彻底打乱了一家人的正常生活，萨拉也开始对“中国制造”有了新认识。
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带进了全球分工的时代，许多消费品是由多国共同作业的流水线制造出来的，中国只是其中的一环。于是，如何界定“中国制造”成了萨拉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她把商品是否有“中国制造”的标签作为标准，并把一年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辨识标签上。
离开“中国制造”，对于美国的中产阶级而言，意味着失去绝大部分物美价廉的玩具、五金、鞋子和太阳镜，甚至连生日蜡烛都成了问题。
同时，“中国制造”还在不知不觉中从低端产品走向了高档领域。存心挑刺的萨拉在中国产的高档成衣面前“很想责备自己竟然如此享受，但终没能完成（挑出毛病的）艰巨任务”。
一年下来，全家人筋疲力尽。2006年元旦的曙光宣告着“禁令”的终结。2005年12月，萨拉把这段经历发表在《基督科学箴言报》上。
2007年6月，同名着作《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个美国家庭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真实生活历险》在美国出版，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此时正值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敏感时期。一方面，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在全球引起注意，从宠物饲料迅速扩展到海产品、药品、牙膏、玩具等。一时间，“中国制造”在一些人心中如同洪水猛兽。另一方面，中美贸易顺差不断加大，在1141亿美元的差异中，从2007年5月下旬开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华盛顿先后迎来了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第四次中美战略对话。尽管萨拉在书里书外一再强调，她并非针对中国，“对中国既无敌意，也无意识形态之争，目的只是单纯地想让美国人意识到自己同国际贸易体系的紧密联系”，但还是阻挡不了美国人对于“中国制造”的热烈讨论。一边是担心中国制造业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一边则难舍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一位美国教授道出了美国人的普遍想法——“对于中国，我们爱也不是，恨也不是。”
萨拉不是专家，也非学者。当她最初决定尝试摆脱中国产品的时候，她肯定没有想到，日益细化的全球分工早已把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很难从中剔除掉某一个元素；当她像大部分美国民众一样，抱怨中国的竞争“让200万美国人失业”，“美中贸易逆差连创纪录”时，她也不会知道，中国工厂里的工人实际上抢的是美国工厂里大机器的“饭碗”，“顺差在中国，利润在欧美”，每个售价20美元的芭比娃娃只有约35美分留在中国；当她在书里阐述廉价劳动力、低估人民币和政府补助让“中国快速成长为世界日用品的头号生产地”时，她也绝对不会预料到：实验过后不到两年，在中国，人民币升值效应开始兑现，劳动力成本优势后续乏力，对于环境和劳工权益的保护法规也在逐步落实，中国制造业正在面临新的挑战。但是，在中美贸易纷争不断的2007年，萨拉在媒体上不断呼吁，反对抵制中国产品，因为切身经历告诉她“没有‘中国制造’，你可以活下去，但会活得越来越艰难和昂贵”。
现实中的萨拉一头金发，身材高挑，“活脱脱是个美国人”。谁成想，300年前，萨拉的祖先竟是位张姓中国人。
孩提时，萨拉的头上偶尔会冒出黑头发，她的女儿亦如是。她的弟弟穿越了亚洲，她的祖母是单眼皮，她的母亲曾大吃北京烤鸭，最爱红色的母亲解释道，“这是‘天性’”。而萨拉同中国的联系也不止于生活和血缘。2005年，萨拉成了自由撰稿人后，不断在《上海日报》上发表文章。而她的书在美国出版不到半年，中译本就在中国发行，并引起中国媒体的极大兴趣。
对萨拉来说，离开“中国制造”的日子“太难了”。而对国人而言，离开“美国制造”也非易事。其实，不管是“中国制造”还是“美国制造”，大家都是“全球制造”中的一个元素罢了。
附件2
美国ABC看完姚明要改姓火箭老板：影响力将超乔丹
采访姚明超级球迷刘杰的时候，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我有个朋友来美30多年了，公司里的同事直到姚明在NBA打球后才和她说：“你姓姚明的姚啊？”他的儿子特意从印第安纳州赶来休斯敦就是为要一睹姚明为快，我帮他引见了姚明，还与姚明合了影，签了名，临行前他后悔地跟我说：“If I know YAOMING’shere，I should take my Mom"s lastname.”（如果我知道姚明在这里，我应该用妈妈的姓）。这之后，他很刻苦地学习中文，要知道他原来是个ABC，一句中文都不会，也不愿意说的啊。这个事情让刘杰很感慨：试想我们中国人前赴后继移民美国百年，不就是想让其他族裔了解我们中华文化和民族吗？姚明来后，很多孩子学中文有动力了，有激情了。一些美国人也开始学中文了。不用再为学习中文做宣传了，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贡献，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在记者今年四五月份远赴休斯敦以及美国其他地方采访的过程中，时刻感受到姚明给当地华人乃至全美的中国人带来太多太多的荣誉，“姚世界”不仅存在于高度拼争的硬木地板的赛场上，更铺陈在当地华人的心中。
姚明在自传中说：“我希望你了解的不只是我个人的事情。从中国到美国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很少有人尝试过我正着手做的事情——同时成为美国和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说从来没有人在大众的密切关注下做这些的。”
这个“大众”不仅有国内的中国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还有众多“同时成为美国和中国一部分”的华人，三年来他们一直伴随着姚明开创大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