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程门立雪”920周年
程利田
今年是游酢诞辰960周年，游酢、杨时“程门立雪”920周年，我特撰此文以纪念。
游酢、杨时“程门立雪”的典故，在历史上树起尊师重道、尊师重教的典范而名扬天下，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巨大的意义。游酢作为一代理学家，其“道南首”、“道南儒宗”、“闽学鼻祖”的历史地位是不容否认的，也是不容歪曲的。游酢不仅是北宋末的理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而且还是一位鼎鼎有名的教育家。游酢的教育思想内涵极其丰富，影响也深远，对当前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也极具借鉴价值。
一、“程门立雪”，尊师重道、尊师重教
游酢（1053-1123），字定夫，宋代建州建阳（今福建建阳）人，号豸山先生。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游酢受理学大师程颢之聘，赴河南扶沟县任县学教职，跟随程颢学习理学，成为程门入室弟子，时年20岁。九年后，游酢29岁，携杨时在颍昌（今河南许昌）向程颢行正式拜师礼。名师出高徒，拜师程颢后，游酢问学更是日益精进，并录有《明道先生语》（明道先生，即程颢），深得程颢、程颐兄弟的赏识。程颢每每与其弟子谈及游酢时，总称道他禀性醇厚、理解力强、勤思笃学，对洛学理喻最为透彻，视之为弟子中佼佼者；程颐也称赞他“灵利高才”。因此，时人及后人都称誉他为“程门四杰之首”。程颢得游、杨之高徒，甚是欣慰并曰：“吾明道遇汝等南方之高足，道南有望矣，吾心甚慰！”因此，当游酢与杨时归闽时，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后因程颢兄弟陷入党争之祸，程颢被罢去扶沟知县之职，程颐也倍受打压。眼看刚建立不久的新儒学——洛学就要被废，在这紧急关头，游酢挺身而出，接受师托，主持扶沟县学和扶沟书院的工作，亲自为学子主讲，传授师学（即洛学），并坚持3年之久，使洛学的传播没有因老师的遭难而停止。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游酢30岁，登状元黄裳榜进士，调越州萧山（今浙江萧山）尉，而官萧山。元丰八年（1085年），游酢33岁，用侍臣荐，召为太学录。后“闻明道先生讣，设灵位哭于寝门，作行状”。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游酢41岁，“官博士。偕友中立（即杨时）离河清，以师礼见伊川（即程颐）先生于洛，录有伊川先生语”。亦是说，游酢41岁时，又携杨时去洛阳拜程颐为师，继续攻读洛学。
游酢携杨时拜程颐为师，有个千古传诵的典故，即“程门立雪”。何谓“程门立雪”？据朱熹编纂的《河南程氏外书》记载：“……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右三事《二程语录.侯子雅言》。侯仲良字师圣，二先生之内弟。”从这段记载里，我们可知“程门立雪”典故最早的出处是侯仲良的《二程语录.侯子雅言》。侯子，即侯仲良，字师圣，“二程”的表弟，“二程子舅氏华阴先生无可之孙”。侯仲良不仅是“二程”的表弟，也是师从“二程”，与游酢、杨时是同窗。因此，他的这一记载，是真实的和准确的。因为有侯仲良的真实准确的记载和朱熹的编载，所以“程门立雪”这一千古佳话也就留传下来了。在古代社会，中国士子普遍追求的人生道路是“学而优则仕”，而游酢在科举的道路上已经功成名就，但在不惑之年却仍然一如既往地潜心向学、醉心问道。因此，游酢携杨时“程门立雪”，拜程颐为师，充分地体现了游酢尊师重道、尊师重教的精神。游酢的尊师重道、尊师重教的精神随着“程门立雪”典故的流传也得到传扬。
游酢、杨时“程门立雪”尊师重道、尊师重教的精神，影响了他们的三传弟子——朱熹。朱熹也曾于进士及第后，从崇安（今武夷山）五夫徒步至邵武向游酢外甥及一传弟子黄中问学，又徒步至延平拜李侗为师，从此摒弃释、道杂学，一心向儒志道，终成大器。游酢后裔游以仁、游以义等为弘扬圣祖游酢“程门立雪”精神，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以兴学重道重教为本，于元延祐三年（1316年）在家乡凤池村（今属南平市延平区）创建“御史定夫游公祠”，次年创建“游定夫（豸山）书院”，聘请名儒讲授理学，并于至治元年（1321年）设义田，立奖学金制度，资助族中贫困学子入学学习，考中秀才、举人、进士者则奖励耕地，其子孙享有继承权。莘莘学子的向儒志道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的调动，从而贤才辈出。仅明、清两朝书院培养和造就了许多仁人志士、贤才达官，凤池村不到百户人家，学子就有218名，其中文武秀才144名、举人67名、进士7名。任官职的64人，其中不乏尚书、侍郎、御史、奏差（巡按）、知府、将军、知县等。最拔萃的明朝理学家、尚书游居敬的“五世宦仕”，朝廷为其一家荣立6个牌坊。清代游昌莘家教严谨，子孙三代官至五品以上将军有6人“荟萃于家”。凤池村在游酢“程门立雪”精神的激励下也成为闻名于世的“文臣武将村”、“理学之乡”。
二、兴教办学，开创“道南”之先
游酢不仅一生潜心钻研理学，而且还善于把所学知识传授给后人。作为学连洛闽的“道南首”、“道南儒宗”、“闽学鼻祖”的游酢，首先是通过兴教办学，传道南方，开创“道南”之先。《游酢年谱》指出：宋元符元年（1098年），游酢筑草堂于豸山之麓，著《论语.孟子杂解》、《中庸义》；元符二年（1099年），筑水云寮于武夷之五曲，为讲论之所，著《易说》、《诗二南义》。游酢兴建豸山草堂、水云寮，撰著理学著作，讲论授徒，孜孜不倦地首次把洛学南传，传播到武夷山，为武夷山成为“道南理窟”奠下了第一块基石。
游酢是“程门四杰”之首，深得“二程”洛学真传，理学造诣尤深，特别是他将理学教育与书院建设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理学与书院发展的新道路，功绩卓越，泽被后人。自游酢“道南”，兴建豸山草堂、水云寮，办学重教之后，武夷山才渐渐有胡安国的文定书堂、刘子翬的屏山书院、江贽的叔圭精舍、刘珙的仰高堂、胡宪的兴贤书院、朱熹的武夷精舍（紫阳书院）和沧洲精舍（考亭书院）及同文书院、刘瀹的云庄山房、蔡发蔡元定的南山书堂、熊禾的洪源书堂等等，确实是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武夷山这块沃土上破土而出，大批理学家云集武夷山聚徒讲学，理学风气大盛，武夷地区遂成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后的落脚地，成为“闽邦邹鲁”、“道南理窟”。可见，游酢“见道之速，传道之正，造道之远”，最早在武夷山兴学重教，开八闽理学之先，实是朱子学（即闽学）最早的渊源之所在，游酢“道南首”、“道南儒宗”、“闽学鼻祖”之称誉，理所应当。
游酢道南，朱熹撰联称颂：“道南首豸山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宋理宗《赐赞》（赠游酢）：“皇天眷命，泰运南旋。祈我邦国，亿万斯年。伟哉圣道，先载南传。允矣君子，德业精专。春光融融，秋月娟娟。泰山之峻，河海之渊。先生风教，丽日中天。四方其训，朕有赖焉。”明人刘童赞：“挺生哲人，春煦秋厉。学宗伊洛，中立狂逝。崛起东南，诸儒斯继。豸山巍巍，道统攸系……师事伊洛，道传南闽。泽沾天下，足觉斯人。”游酢第二十世孙、清朝人游端柏撰文记载：“公（游酢）载道南来，创建州理学之始，其时接迹而兴者，若胡（胡安国）、刘（刘子翚、刘勉之）、朱（朱熹）、蔡（蔡发、蔡元定）诸贤后先相继，是吾闽道学之统，与濂洛关中并称者首推建郡，实自文肃公（游酢）开其先也。”《游廌山先生之遗》也载：“游酢载道南归，创建州理学之始。闽道学之统，与濂洛关并称者，首推建郡，实游定夫开其先也。”
游酢载道南来，在武夷山传道，他的门徒胡安国、黄中、吕本中、江锜、陈侁、曾开等都得到理学真传，且各有成就，尤其是胡安国成就更大。李清馥说：“胡文定（胡安国）为游氏门人，二程兄弟称游（游酢）、杨（杨时）、吕（吕大临）、谢（谢良佐），学者谓朱文公（朱熹）得统于程。由杨中立（杨时）传罗豫章（罗从彦），豫章传李愿中（李侗），愿中以授文公是固然矣！不知游定夫传胡文定，文定传之于籍溪（胡宪），籍溪亦以其学授文公，盖兼承游、杨之统者也。”李清馥还说：“公（胡安国）传道伊洛，志在《春秋》，著书立言，格君垂后，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纲，叙九法者，深切著名。”胡安国理学造诣极深，后来传道湖湘，开湖湘学派，成为洛学南传的另一支派。因此，完全可以说，宋名儒辈出，几以百计，鼓扬正学，羽翼圣经，上传孔孟之学，下接濂洛周程理学，海滨之士，称邹鲁焉，然而破荒开辟，实自游酢始。另《建阳县志》（清道光版）“舆地志.风俗”也有记载“建宁……至有宋游、蔡诸君子出，遂彬彬焉为道义之乡。然时异世殊，习尚因之”、“民皆勤身乐业，而秀之者狎于文，家有诗书，户有法律，尚气而有节”、“风俗正，人才出……潭阳夙称望邑……国初风俗淳朴，都人士斤斤自好，后进遇长者辄退让，不敢以贤智自多，知耻少干谒，敬师而崇礼，不为刻薄之行”、“晦庵、西山二先生过化之乡，流风余韵，宛然犹存”。这一优良风气的形成，固然是游酢、杨时门人及后学，尤其是游酢、杨时三传弟子朱熹及其门生后学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作为“程门四杰之首”、“道南首”、“道南儒宗”、“闽学鼻祖”的游酢，其兴教办学、开创道南之先的积极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三、教育思想，丰富多彩
1.教育宗旨
游酢的教育宗旨，是德育为先、全面发展。他在《易说》、《中庸义》等著作中反复强调“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就是强调仁和义是做人的根本，仁义道德是教育的最高宗旨，并说“修道之谓教也”，修养道德就是教育。修道就是教育，教育就是修道。道是根本，是事物的本质，是天理。教育就是让人懂得根本，抓住本质，明白天理。什么是人的根本？什么是人的本质？什么是天理？游酢说：“仁者，人也。仁为众善之首，故足以长人。”“知孝悌为仁之根本，则本立而道生。”“仁者，以道之在人者名之也。立人之道，则仁之名所以立。合而言之，则仁与人泯矣。此其所以为道也。”游酢明确指出：仁是人的根本，而孝悌又是仁的根本，教育就必须要抓住这个根本，只有抓住了这个根本，就能够制定出做人的道德准则，从而建立起人的道。
游酢为了突出以德育为先的教育宗旨，并在教育中建立起人的道来，特别对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育思想予以深刻的阐述。游酢说：“‘志于道者’，念念不忘于道也。念念不忘，则将有以宅心矣。宅心于道者，无思也，惟精也，无为也，惟一也。惟精则无偏，此道之大中；惟一则无变，此道之大常。尧授舜，舜授禹，至于允执厥中，则志于道之效也。‘据于德者’，止其所而自得也。自得于己，无待于外，则有以胜物，而其固万物莫足以倾之，独立不懼而其守，举世莫得以易之，则所据之地，可谓之悠且久矣。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则据于德之效也。据于德，所以体道也。‘依于仁’，出入、起居、视听、食息，无时而违仁也。仁者，人也。人之成位乎天地之间，以其仁而已，不然，则皇皇然无所依矣。犹之父者，子之天也，而子依之；夫者，妻之天也，而妻依之，不得而违也。君子依乎中庸，亦若是而已。为中庸之不可须臾离也。依者，违之反也。颜子三月不违仁，则依于仁之效也。依于仁，所以成德也。义，宜此者也；礼，体此者也；智，知此者也。故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是故君子依于仁而足矣，非谓倚一偏也。孰谓三月不违仁，而又不足于义乎？道者，天也，故言志；德者，地也，故言据；仁者，人也，故言依。至于‘游于艺’则所以闲邪也。蓋士志于道，苟未至于纵心，则必有息游之学焉。《传》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夫博弈固恶矣，而其恶止于博弈；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则心之放逸，热焦火而寒凝水，何所不至哉，是以圣人宁取于博弈也，况六艺之正乎？故游于礼，所以防其躁也；游于乐，所以导其和也；游于射，所以正内志而直外体也。御也，书也，数也，亦若是而已。是皆操心之术也。先王之时，自幼子常示无诳，六岁学方名，十年学幼仪，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以至于洒扫应对进退，无非学者。庸讵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不缘是而得乎？故游于艺，所以守仁也。本末内外，交进而不遗，则于宅心而执厥中，亦何患于弗克哉！”在这里，游酢将道、德、仁、艺联起来，并且认为“游于艺”是为了守仁，“依于仁”是为了成德，“据于德”是为了体道，最后都归之于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