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没有明察秋毫。
而是装聋作哑。
就像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份奏疏一样，哲宗对范祖禹的赤子之心置之不理。相反的，他还在不久之后采取了一个行动，提拔太监刘瑗等十人，进内廷给事。
这个行动颇有深意存焉。因为这十个太监，原先都因不安本分，被宜仁太后所罢黜的。现在哲宗对他们拨乱反正，其结果是——范禹祖的心寒了。
他明白，哲宗这是做给他看的——你不是要我亲君子，远小人吗？那我就做一回给你看看。伤感之至的范祖禹赶忙又上疏谏阻，但是哲宗继续置之不理。
哲宗的所作所为只能说让这个帝国的走向变得更加迷茫了。“帝国向哪里去”成了人人都关心却都找不到答案的一个问题。
范祖禹兴致索然。
他对帝国的前途感到绝望了。
王安石死了。
司马光死了。
太皇太后死了。
那些曾经风靡一时的人物都已不在人间，只留下一个毛头小伙子意气用事，这样的政局怎能不让人为之担忧。
更要命的是这种担忧没有半点成效，范祖禹那叫一个徒唤奈何。
但是杨畏不徒唤奈何。
继范祖禹上疏碰壁之后，这位吕大防的弟子开始上疏了。
因为他有话要说。
有和吕大防不一样的话要说。
当时吕大防奉派出京，杨畏趁着恩师不在身边，赶忙上疏哲宗说：“神宗改定法制，为的是永垂万世。陛下身为人子，岂可不讲求继述。”
这封奏疏表面上看没什么文章，其实处处是文章。
因为杨畏希望哲宗拨乱反正。
如果说太皇太后听政，起用司马光是对神宗拨乱反正的话，那么杨畏希望哲宗对太皇太后的所作所为拨乱反正，重新回到神宗路线上去。
负负得正。
杨畏赌哲宗现在需要的就是这个。
因为皇上还年轻。
年轻需要叛逆，更需要孝道。而在这样的时代，所谓的孝道背后总是隐藏着政局更替与权力博弈。
当然了这样的政治诉求对吕大防、范纯仁这些太皇太后时代既得利益者来说是一种忌讳。作为那一时期的重臣，一旦哲宗决定回到神宗路线上去时，这些高官的下场可想而知。
所以杨畏要背着恩师写这封奏疏。
这是一种背叛。
政治背叛。
但是杨畏以为，所谓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政治背叛史。为了获得更高的权力，亲王老子都可以背叛甚至杀戮，何况没有血缘关系的恩师。
做人，特别是做男人，就要对别人狠一点。杨畏在呈上这封奏疏时咬牙切齿，很有无毒不丈夫的气概。
当然事情走到这一步，并不代表杨畏成事了。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能不能成事有时候不取决于他自己，而取决于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力的人。
对杨畏来说，要取决于哲宗。
哲宗说行，那就行，不行也行。
哲宗说不行，那就不行，行也不行。
没有人知道哲宗到底会如何看待此事。因为说到底，这不是哲宗对杨畏的奏疏表明态度，而是对两个至关重要的人表明态度。
神宗和太皇太后。
此二人的政治立场是如此的对立，以至于哲宗不得不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当然，他也可以采取中间路线，走第三条道路。但是目前的情况下，有可能吗？或者说可行性如何？
没人敢打保票。
哲宗自己也不敢。
毕竟他还太年轻，年轻到没有资格和能力自立门户。
杨畏被找来了。
跪在哲宗面前，杨畏就像跪在命运面前一样，战战兢兢，汗不敢出。
事实上，哲宗就是他的命运。就像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所领教过的那样，所谓的命运不是掌控在虚无缥缈的老天爷手里，而是掌控在他身边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人手里。
比如现在站在杨畏面前的哲宗。
但是很快，杨畏就知道，他的命运化险为夷了。
因为哲宗问他话了。
哲宗是这样问的：“先朝旧臣，有哪几个可用？”
杨畏笑了。
笑得很灿烂。
他第一次知道，这个皇上鲜明的政治立场了——哲宗要回到神宗路线上去。
于是杨畏推荐了这样几个人。
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李清臣等，并将他们恶狠狠地夸了一通。
当然，他更加要夸的人和事是神宗建立新政与王安石创行新法，杨畏认为这“实是明良使交济，足致富强”。现在王安石虽然已经不在人世，但是章惇同志的才学与安石相似，他恳请哲宗即召其为宰执，这样一来，“先朝德政，不难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