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元年九月初一，对这个帝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发生了三件大事：
一、在帝国的核心区——明堂，一年一度的祭祀典礼开始了。
二、为了突出祭祀典礼的庄重程度，宣仁皇太后宣布天下大赦。
三、司马光在这一天死了。
事实上真正的大事是第三件。因为前两件都是可以预期的，唯独司马光的死具有晴天霹雳的意思。
满朝文武百官便痛哭流涕，不知道接下来是否要去祭奠这位名噪一时的人物。
很多人表示应该去。虽然司马光生前做的一些事毁誉参半，但毕竟死者为大。
更何况他是帝国绝对重量级的人物，他的死重于泰山，值得祭奠。
于是共识渐渐达成，只等宣仁皇太后一声令下，文武百官们便准备哭丧着脸，直奔司马府第而去。
宣仁皇太后悲从中来，她清了清嗓子，准备开口。
鸦雀无声。
但是就在这一片鸦雀无声中，一个浑厚的男中音抢先发声，打破了明堂暂时的宁静。
是程颐。
谁都想不到，程颐会在这样的时刻反对大家伙儿去祭奠司马光。他给出的理由是“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句话出自《鲁论》，意思是孔子在这一天哭过了就不再唱歌。
大家一头雾水，便有官员问他：“哭乃不歌，未尝说歌即不哭。如何不可往吊？”程颐呵呵一笑，觉得某些人的智商到底不高——他引这句话的目的其实是反向而为，就是要歌即不哭。既然今天宣仁皇太后宣布天下大赦，是件大喜事。那怎么可以刚喜过就悲、就哭呢？
什么叫活学活用经典？程颐以为，这就叫活学活用经典！即便要祭奠的这个人是他的恩师司马光，程颐也决不通融。
也难怪程颐会如此作为，因为他不是别人，他是程颐。14 岁起就和大哥程颢一起师从于经学大师周敦颐的程颐。所以在他的人生信条当中，以经典指导生活成为其行事准则。
甚至是他指导天子生活的行事准则。作为一代帝师，程颐有这个权利，有这个义务。
最重要的是，他有这个欲望。
当时的天子（若干年后的哲宗）才十几岁，正是天真烂漫的年龄。可是他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听程颐讲过去的事，讲过去那些老夫子一板一眼的人生教条。
便很郁闷。
郁闷的小天子在下课后情不自禁地做了这样一个举动——把路边的一枝柳条折了，拿在手上当鞭子玩。碰巧小天子的这个举动被程老师看见了，程老师很生气，又给他上了一课：春天万物复苏，这柳树也是有生命的，不可无故摧折。
小天子只得把他手中的柳条扔了，无可奈何地接受程颐老师的谆谆教诲——程颐就是这样，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生活在教条主义的怪圈中。
所以没人敢去说他。
因为他教条。
也因为他无懈可击。
一般来说，教条主义的东西总是无懈可击的，它们基本上变成了真理。这让宣仁皇太后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不错，她是贵为太皇太后，但是和无比伟大的真理相比，太皇太后也要屈服于真理的。
只有苏轼不屈服。
因为他不是太皇太后。
更重要的是他藐视真理。
苏轼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真理都是禁锢人的创造力的，他不愿被其所制。于是，苏轼就幽了程颐一默。他在一旁冷笑道：“大概是枉死城中的叔孙通新制的礼，所以如此。”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叔孙通是谁。叔孙通，又名叔孙何（生卒年不明），西汉初期儒家学者，曾协助汉高祖制订汉朝的宫廷礼仪，先后出任太常及太子太傅。
当然，以上这两句话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能说明问题的是叔孙通的人生态度。
他是个十面事主的人，也是个八面玲珑的人，是审时度势的高手。
高高手。
所以，由这样的一个人来制流传后世之礼，实在是幽默。
更幽默的是苏轼把程颐比做叔孙通，这不仅是幽默，还是冷幽默了。
自此，帝师程颐就对苏轼很有芥蒂。这基本上是由一个人的死导致的两个人的决裂。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不仅如此，更多的人被卷了进来。
到这一年的年底，程颐的门人左司谏朱光庭、右司谏贾易以苏轼在主持策试时某道题有妄议先帝之嫌，弹劾了这位藐视真理的人物。与此同时，苏轼的同乡、侍御史吕陶上疏表示朝廷当秉至公，不应假借事权，图报私隙。左司谏王觌，也上奏说苏轼所拟策题，不过是“略失轻重，关系言小。若必吹毛求疵，酿成门户，恐党派一分，朝无宁日，这是国家大患，不可不防”。
但是，党争的苗头事实上已在这个元祐元年的年底悄然出现。一方是门人，另一方是同乡，在王安石、司马光两个江湖大佬不在的江湖上开始拳打脚踢，我闹我存在。程颐闷声不响，故作清白，苏轼则乞求外调，不想跟这个鸟人继续共事。若不是范纯仁出于对帝国利益的考虑“稳定压倒一切”，复言苏轼无罪，这个帝国怕是真的没有宁日了。
当然了，最后的裁判是太皇太后。她在双方都已闹够的某一天临朝下谕说：“详览苏轼文意，是指今日的百官有司、监司守令，并非讥讽祖宗，不得为罪。”
于是苏轼无罪。
但是太皇太后没有想到，这一切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因为百官们误解了她的态度，以为她倒向苏轼一边。
苏轼无罪的结果最终没有达到太皇太后所希望的那样，朝事往平衡、稳定的方向靠，恰恰相反，稳定已变得不可能了。
先是御史中丞胡宗愈、给事中顾临两人连章弹劾程颐，说这个鸟人“不应令值经筵”。紧接着谏议大夫孔文仲说程颐良心不是一般的坏了，而是大大地坏了——“奸下险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偏谒贵臣，勾通台谏，睚眦报怨，沽直营私”，所以应放还田里，以示典型。
看到众官员对程颐的态度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太皇太后头疼欲裂。
唉，再怎么说，程颐也是司马光推荐的人，是个帝师，怎么可以如此对待呢？
更要命的是，现在作为这个帝国实质上的当家人，太皇太后要的不是党争，而是团结。
起码不要你死我活吧。
于是，为了团结，至少是面上的团结，太皇太后做了一个有限的妥协——
罢程颐出管西京国子监。让程老师到国子监去工作，而没有像某些老同志遐想的那样回家去吃老米饭。
这是元祐二年八月的事情。正所谓“上帝无言，百鬼狰狞”，一团乱麻的“后王、司马”时代，朝臣们各分党派，互相倾轧。虽然王安石、司马光二人在朝时，党争就不曾绝迹，但那时的党争，多少还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各自为政，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只有政见不同，很少个人利益之争，改革和反对改革都是为了大宋的明天会更好。但是现在，一切都分崩离析了。
或者说各自为战了。
为了各自的利益。
三个党派，悍然成形。
洛党、蜀党、朔党。
程颐以下，有贾易、朱光庭等，号为洛党；苏轼以下，有吕陶等，号称蜀党；在朝中还有刘挚、梁焘、王岩、刘安世等，另树一帜，叫做朔党。
玩的就是排挤。
玩的就是心跳。
三党对帝国政局最大的贡献就是不断地倒阁与组阁。而那些熙丰旧臣，原本就恨改革者入骨，现在更借着这三党的势力，重新兴风作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