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性情开朗、身形矮小的男人，是K很熟谙的一位厂主。由于打扰了K忙于要事，厂主表示遗憾，而K则因为厂主的久等而向厂主道歉。不过K的歉意方式很呆板，音调中缺少诚意，假如厂主不是一心一意于手上的业务，就肯定能发觉这点。厂主从几个口袋中取出一大沓布满统计数据的文件，放在K面前，向K逐条解释，顺带更正一些小错误——他即便看得那样匆忙，也可以发现这些错误。厂主向K提起大概是一年前他和K做成的一桩类似的交易，从从容容地提醒K说，现在有另一家银行正在作出巨大让步，准备揽过这笔生意。最后他不多说了，焦灼地等着K的答复。起初的时候，K听得很认真，这么关键的一项交易对K也产生了吸引力；但是不幸的是，没过多久K就不听他说话了。厂主倒依旧说得津津有味，K却仅仅是不时地点点头；最后K对此彻底失去了兴致，仅仅是凝望着厂主低俯在文件上的光秃秃的头顶。
K在心里问自己，厂主到什么时候才会清楚自己的演说纯粹是浪费唾沫。厂主住嘴不说了。K一时间以为厂主稍事停顿，是腾出机会为了让自己作出反应，他此时的处境不适于谈业务。他遗憾地发觉，厂主眼中流露出专注的神情，面带警觉，仿佛心里已经准备好自己的提议遭到拒绝；这意味着谈话要持续下去。因而K就像听到命令一样，低下头，用铅笔尖在那些文件上移来移去，间或也停笔沉思，凝视着某个数字。厂主疑虑K是在表格中挑错，那些数字或许并不可靠，抑或在这项交易中起不到决定作用，反正厂主伸出手，遮挡住这些数字，凑近K的脸，向他介绍这桩交易背后的总设想。
“这很难。”K撅起了嘴说。只有这些文件是他唯独一定要了解的东西，现在被捕了，他委靡不振地斜靠在椅子扶手上。他略微抬起眼向上看了一下，经理室的门开了，副经理走了出来：仅仅是一个朦胧的身影，似乎裹在一层薄纱中。K没有心思了解副经理出现的原因，只是副经理的出现所产生的效果印在他的脑海里，K很高兴看到这种效果：原来，厂主一看到副经理，便从座椅上跳起来，向他奔去；K真希望厂主的速度能再快上十倍，因为他担心副经理会又消失了。他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这两个人见了面，握了握手，之后一起走到K的办公桌前面来。厂主对着K埋怨开了，说他的建议得到襄理的充分重视；在副经理的面前，K又一次低下头看文件。随之，两个人靠在他的办公桌上，厂主想方设法地想说服副经理接受他的想法；而K却认为，这两个大亨正在他头顶上高谈着关于他的事。他缓缓地抬起头，壮着胆子往上看，想要弄清楚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之后他从桌上随便抓起一份文件，平放在自己的手掌上，慢慢举起手，自己也随着站起来，站得和他们一般高。他这么做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仅仅是觉得，当他完成了这项艰难的任务——拟就那份可以完全开脱自己的抗辩书——以后，就应该这么做。
副经理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谈话中，只是斜看了一眼文件，连上面写了什么也没看，因为凡是襄理认为重要的东西，他都认为是鸡零狗碎；他从K手里接过文件，对K说：“谢谢，我都知道了。”之后把文件慢慢放回桌上。K悲哀地看了他一眼，副经理却没有察觉，也许即便察觉了，也仅仅是感到好笑而已。副经理狂笑了几次，他机敏地驳斥了厂主一次。这明显令厂主很尴尬；随后他又马上收回前言，最后他请厂主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去，一起把这桩交易谈好。
“这个提议很重要，”他对厂主说，“我都同意。至于说襄理——”他即便是提到襄理，也仅仅是对着厂主说，“我坚信，假如我们把它接过手来，他会感到一身轻松的。这桩交易有必要仔细思考，而他今天好像忙得不得解脱。另外，有好几个人已经在前厅里等了他好几个钟头了。”
K还有充分的自制力，他扭过脸去，故意不去看副经理，只对厂主投以一个友好而专注的微笑；除此以外，他没有作出任何介入。他用两手支着桌子，身体微微前倾，仿佛是一个毕恭毕敬的办事员。他看着这两个人边说话，边收拾文件，走进经理室；厂主走到门口的时候，转过身来说，他还不想和K告别，因为一会儿要把谈话的结果告诉襄理，这是顺理成章的，另外，他还有一桩小事要和K谈谈。
K终于一个人待着了。他没有一点心情再接见其他顾客。他恍恍惚惚地想：外面等着的那些人以为他还在和厂主交谈呢，这真让人高兴；这样的话，任何人——甚至包括侍者在内——都不会来打扰他了。他走到窗前，坐在窗台上，伸出一只手扶着窗框，俯视着下面的广场。雪还在下着，天还没有放晴。
他就这样待了好久，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事情使自己心神不安，只是时时转过头去，不安地朝前厅方向看一眼。他似乎听到那边发出了一个声响，其实是幻觉，谁也没有进来；他又恢复了平静。他走到洗漱池边，用冷水抹把脸，清醒一下头脑，又回到窗前，坐在窗台上。他现在感到，决定为自己辩护这件事，比以前想象得要严肃得多。此案由于一直由律师负责，K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操心过。他总是用某种超然的态度观察此案，没有直接与此案接触；他可以监视案子的进展，也可以完全游离于案子之外，这都随他高兴。现在则是另一码事了，他想要自己进行辩护；这样，他就彻底受控于法院，至少眼下是这样。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彻底宣判无罪的判决；可是同时也可能，至少暂时可能使他卷入一个更严峻的危险之中。假如他此前对此还有疑虑的话，今天他看见副经理和厂主时的思想状态就足以使他信服了。他只是因为决定自己行使辩护权，就头脑发昏到如此地步！那以后会有什么事呢？等候着他的是些怎样的日子呢？他能从重重困厄中找到一条无误的道路吗？要进行透彻的辩护——任何其他形式的辩护都是白费时间——要进行彻底的辩护，不就意味着他得放弃其他一切活动吗？他有能力坚持到底吗？他在银行里怎么能过问自己的案子呢？这不只是拟一份抗辩书——写份抗辩书只要请几周假就行了，虽然眼下要求离开是很冒险的——；这还牵连到审判的整个过程；而审判到底会延续多久目前难以预言。这是一个意外出现的、使K的事业受挫的障碍！
目前难道是他为银行尽力的时候吗？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办公桌。现在是接待客户并与之洽谈业务的时候吗？他的案子正在进展中，法官们正在阁楼上揣摩起诉书，在这样的时候，他应该把所有精力投入银行业务吗？这看上去俨然法院授意加在他身上的一种刑罚，一种源于案件并与案件休戚相关的刑罚。当大家评议他在银行里的工作时，会不会考虑到他地位特殊而谅解他呢？不会的，永远也不会，谁都不会这么做。银行里并不是完全不清楚他的案子，尽管到底谁知情，知情到什么程度，还不十分清楚。但是，这个消息明显还没有传到副经理耳中，否则K准会感觉到，因为副经理会不顾同事关系和为人的准则，尽可能地用此事大做文章。还有经理，他会如何想？他当然对K很友好，一旦知道此案，还可能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减轻K的工作负荷；可是他的好心会受挫，因为K的日益衰退的声望已经难以与副经理的影响相抗衡。副经理对经理的控制已经日益紧迫，正趁着经理有病这一点来为自己谋好处。既然这样，K还能指望什么呢？他转着这些念头，或许只会减弱自己的抵抗力；但是，不抱幻想，尽可能对形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还是应该的。
他打开窗子，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仅仅是不想回到办公桌前。窗子很难打开，他只好用双手使劲推着窗框。一股雾气和烟尘随之透过窗口涌了进来，房间满是一种淡淡的煤烟味。几片雪花也随之飘进来。“一个吓人的冬天。”厂主的声音从K的身后传来；他和副经理谈完话后，鬼使神差地进来了。K点点头，他想厂主肯定要从包里拿出全部的文件，向K说明谈判的经过，便焦灼地看了一眼厂主的公文包。然而厂主凝视着K的眼睛，只是拍了拍公文包，并未打开。他对K说：“你渴望知道结果吗？最后达成的解决方法正合我意。你们这个副经理很讨人喜欢，不过和他打交道也很危险。”他笑出声来，握住K的手，想让K也笑起来。然而，K现在正疑心厂主不想让他看文件，因此感到没什么好笑的。
“K先生，”厂主说，“你今天不舒服吧，你看起来精神不好。”
“是的，”K说，他用手摁住眉头，“头疼，家里有点事。”
“哦，是这么回事，”厂主说，他是个急性子，一向不会安安静静地听人讲完，“我们都有自己的烦心事。”
K身不由己地往门口走了一步，似乎是送厂主出去，而厂主却说：“K先生，还有另外一件小事，我想跟你谈一谈。我怕现在因为此事来打扰你不合适，似乎不是时候；但是我前两次上这儿来的时候，把此事给忘了。假如我再不提，这事就要完全失去意义了。这是很可惜的，因为我提供的消息也许对你会有真正的价值。”K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厂主就已来到他的身前，伸出了一个手指，点了点他的胸口，小声对他说：“你牵涉到一件案子里去了，是吗？”
K后退了一步，大声说：“一定是副经理跟你说的。”
“根本不是，”厂主说，“副经理怎么可能知道呢？”
“那你是如何知道的？”K冷静下来问。
“我常常搜集有关法院的消息，”厂主说，“我要对你说的事也是这样知道的。”
“看来和法院有联系的人还真不少啊！”K垂下头说，他把厂主带回办公桌前。他们像先前那样坐好，厂主开口说：“遗憾的是，我不能向你提供许多情况。在这样的事情里，应该尽可能多想办法。我有很强的愿望想帮助你，虽然我的能力很有限。到今天为止，我们在业务上一直是好朋友，对不对？既然如此，我就该帮助你。”
K想为上午的做法表示歉意，但是厂主不想听K道歉，他把皮包紧紧夹在腋下，表明他急着要走。他接着说：“我是从一个叫迪托蕾里的人那儿听说你的案子的。他是画家，迪托蕾里是他的笔名，我根本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他常常到我的办公室里来，多年来已经成了习惯。他给我带几幅小画，我给他一些钱，类似于施舍——他就像一个乞丐。那些画并不差，画的是荒野、丛林什么的。这种交易进行得很顺畅，我们已经习惯了。但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来得太频繁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我们开始交谈起来。我感到好奇的是，他怎么可能全部靠卖画谋生，我惊异地发现，他其实是靠给人家画肖像来维持生活的。他说，他在给法院里的法官们画像。我问他，为哪个法院。他就给我说了关于这个法院的事。依据你的经验，你很容易想象得出，我听了他说的话后感到多么吃惊。从那以后，他每次来的时候，都给我带来一些法院里的最新消息。长此以往，我对法院内部的事情有了很深刻的认识。当然，迪托蕾里说话太随意，我经常得让他闭上嘴；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好说谎，主要是因为像我这样一个实业家，本身就有许多头疼的事，不想再为其他人多浪费脑子了。这一切只不过顺带着说说罢了。或许，我心想，迪托蕾里可能会对你有用的，他结识许多法官，虽说他本人没什么大影响，但他至少能够告诉你如何跟有影响的人物挂上钩。此外，即便你无法把他看做一个预言家，但我感觉，他提供的信息一旦到了你手里，将会非常重要。因为你和律师一样聪明。我经常说：襄理几乎就是位律师。哦，我不必为你的案子太多虑。好吧，你乐意去看看迪托蕾里吗？有我的介绍，他一定会尽力为你效力的；我的确认为你应该去一趟。自然不必马上就去，以后找个时间去，什么时间去都行。请允许我补充一句：别由于是我建议你去，你就觉得非去不可，千万别这样。假如你认为不用去找迪托蕾里照样能行，那当然最好别让他跟这件案子有什么瓜葛。你自己或许已拟定了一个详尽的计划，迪托蕾里一介入干涉，也很可能打乱这个计划的。假如是这样的话，你还不如不去找他。去向这么一个家伙求教，准会让人感到丢脸。不管怎么说，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地址。”
K接过信，揣进口袋里，精神很沮丧。即便这一切很顺畅，如今厂主已经知道了审判他的事，画家也正在宣扬这个消息，而这封介绍信能为他带来的好处也被这个事实所包含的害处所抵消。因此，他很难说出一句感谢厂主的话来，厂主已经在往外走了。
“我会去看画家的，”K在门口与厂主握手告别时说，“或者写封信让他到这儿来，因为我很忙。”
“我早就知道，”厂主说，“你能找到一个最佳的处理办法。不过，我得坦率地告诉你，我认为你最好不要在银行里会见像迪托蕾里这类人，不要在这里和他讨论你的案子。此外，和这样的人书信往来也不大合适。当然我相信你已经很谨慎地考虑过了，你清楚应该怎么办。”
K点点头，陪厂主穿过会客室，又送了他一段路。K表面上镇静自若，内心却因自己这么欠考虑而感到害怕。他说要给迪托蕾里写信，只不过向厂主表明，他很重视厂主的介绍，准备尽快与画家联络；但是从他自己这方面来说，只有当他认为画家的帮助的确很重要，他才会打消顾虑，给画家写信。但他竟然还需要厂主来教他，采取这种行动潜伏着那些隐患。难道他已经如此丧失自己的判断能力了吗？假如他想公开请这个品行可疑的人到银行里来，在和副经理只有一门之隔的地方，与这个人商谈自己的案子，那他就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忽略了其他危险，抑或会深陷险境而浑然不知。难道不是这样吗？他身边并不是总会有人告诫他。在他想集中精力思考这个案子的时候，却开始对自己的警觉能力产生了怀疑！他在办公时遇到的困难也会影响这桩案子吗？总之，他不清楚自己如何会想到给迪托蕾里写信，还请那家伙到银行里来。
他考虑着这些事，不住地摇着头；侍者走到他跟前，指着会客厅长椅的三位先生。他们想见K，已经等了很久了。他们看到侍者来到K身边，就慌忙站起来，一个个都想争先引得K的注意。既然银行职员满不在乎地让他们在会客厅里浪费时间，他们就以为自己也可以不拘小节。
“K先生。”中间有一人开口说。但是K已经差人去拿大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