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从另一方面说，他们少进法院一天就意味着损失了一天时间，因此争取进去是很关键的一举。最后他们一致认为，把那位老先生拖累是上策。律师们依次奔上楼去，作出最有效的消极抵抗的姿势，听凭法官把他们推下楼，反正楼下的同事们会伸出手臂接住的。这种情况持续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后，那位老先生——他彻夜未眠，的确已经精疲力竭了——渐感不支，便回自己的办公室了。楼下的律师们起先不相信，指派一个人上楼，躲在门后观察了一阵，确知屋里真的没人了，他们才进去。据大家说，他们进去后连嘀咕一声也不敢，因为虽然那些一文不名的律师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贸然对法院里的情况作出自己的分析，但他们却从来不敢提议或坚持改善司法制度。
然而，几乎每个被告，即使是其中头脑很简单的人，从一开始起就显露出一种建议改革的热情，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是，这样的热忱常常只不过是徒然地浪费时间和精力罢了，这些时间和精力完全可以更有效地用到别的方面去。唯一理智的做法是使自己适应现存条件。即使可以在这儿或那儿作一些局部改进——但是这么想的人准是个疯子——由此得到的好处也只能对将来的被告有利，而提建议的人本身的利益反而会大受损害，因为他冒犯了报复心理极重的法官们。这种犯上的事情千万做不得！不管多么违背自己的意愿，你也应该委曲求全；你要懂得，这个庞大机构可以说正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倘若有人想改变周围事物的排列次序，他就会冒摔跟头和彻底毁灭的危险，而这个机构则可依赖本身其他部分的补偿作用而恢复平衡，因为它的各部分是相互关联的；它一点也不会改变，相反，还很有可能变得更加僵硬、更加警惕、更加严酷。更加残忍。应该真正放手让律师们工作，不要干涉他们。指责是没有多少用处的，当指责别人的人自己也不十分明白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指责时更是这样。
不管怎么说，霍爱德博士指出，K对法院书记官的失礼已经给这桩案子带来了很大损害。这位有影响的人物的名字差不多可以从有可能为K帮忙的人的名单上划掉了。他现在故意不关心与K的案件有关的任何情况。法官们在很多方面很像小孩子，为了一点儿小事——不幸的是，K的行为不能列入小事之类——，他们就会大动肝火，甚至连老朋友也不理睬，见了他们扭头就走，并且以各种想象得出来的方式和他们作对。可是后来，他们又会因为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你只是在稳操胜券的情况下才敢开这样的玩笑——而以最令人吃惊的方式，不知所以地捧腹大笑，接着便和你握手言欢。总之，你想要左右他们既难也不难，你和他们打交道，很难定下一个恒定原则。
你有时会感到惊奇，一个人在平凡的一生中，怎么可能积累起那些必需的全部知识，使自己能在这种职业中取得一些成绩。你有时自然也会觉得面前一片漆黑——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你认为自己一无所获；你感到只有那些命中注定能打赢的官司才能得到好的结局——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无论有无律师的帮助，那些官司准能打赢。而那些注定要打输的官司，则不管你怎么用力，怎么费劲儿，怎么醉心于一些虚伪的小成功，也终归要打输。
这当然只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似乎什么都没把握的精神状态；你无法驳斥人家对你作出的下述指责：由于你的插手，某些案子出了岔子，倘若你不干预的话，本来会进展得很顺利的。你失去自信，濒于绝望的边缘，这种时候，你只能处于这类精神状态。这种情绪——这当然只能是一种情绪，别无其他——使律师们十分痛苦；特别是当他们正十分满意地使案子达到预定目的时，委托人却不让他过问案子了。这无疑是律师可能碰到的最坏的情况。但是，委托人解聘律师，不让他过问案件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被告一旦聘请律师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要和律师在一起。因为他既然已经请人来帮忙，又怎么能自己单干呢？因此，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不过却发生过几次这样的情况：案情发生了转折，律师无法继续过问案子了。案子、被告和其他一切突然把律师甩开；这时，哪怕他和法官们的关系再好，也无济于事，因为连法官们也一无所知。案子已经发展到不许继续列席旁听的阶段，转到一些遥远的、常人进不去的法院里去审理，在那儿被告甚至无法找到律师。然后，哪天你回到家里，会在桌子上发现无数与本案有关的抗辩书，这些抗辩书是你绞尽脑汁、满怀希望写成的；抗辩书退还给你了，因为在审判的这个新阶段中，它们已不再作为有关材料被接受；而是成为一摊废纸了。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官司已经输了，全然不是，至少没有确凿的凭证可以说明这点；你只是再也不清楚有关案子的什么事情了，以后也永远无法知道。
幸运的是，这只是很例外的个别情况，K的案子即便属于这一性质，也得许久以后才能过渡到这个阶段。在现在的阶段，采用合法手段的时机还很多，K可以相信，这些手段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刚才已经说过，第一份抗辩书还没有递交上去，不必太着急。和相关的法官们进行磋商是更为重要的事情，这点已经做了。坦诚地说，只获得了部分成功。现在最好不要透露细节，因为这很可能对K有不好的影响，不是令他过于乐观，便是使他过于懊丧。可以确定的是，有的法官说得绘声绘色娓娓动听，也做了愿意帮忙的表态；而另一些法官尽管说得不怎么好听，但也不回绝合作。
总的看来，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尽管不应该从中得出最后结论，因为所有谈判在最初阶段都是像这样开始的，人们只是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才可以判断，这些谈判是不是真的有价值。不论如何，迄今为止，没有什么事是失策的；要是法院书记官可以既往不咎，被他们争取过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那么这个案子可以视为一个——用外科医生的话来说——已经清理过的伤口，人们在等待下一步的进展时就用不着紧张了。
K的律师如此乐此不疲地大谈一阵。K每一次见他来的时候，他便把上面的内容重复一遍。每次总会有些进展，但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进展他却不说。律师一直在为第一份抗辩书奔忙，但是总也完不成；而等到K下次来访的时候，这却俨然成了一件好事，因为最后那几天往上递抗辩书是很不合时宜的，而这种事是谁也不能预料的。假如K对律师的口若悬河的讲话产生厌倦了——这种事发生过几次——向他指出，即便把全部困难都考虑在内，案件的进展看来也确实慢得不行；律师便辩解说，进展得一点都不慢。当然，假如K能及时到他这儿来，就会进展得更快一点。可惜，K没有这么做，这种疏漏给K造成了不利，并且不只是暂时间的不利。
中断这种谈话的莱尼是很受欢迎的，她总是趁着K在场的间隙给律师端上茶来。她会站在K的座椅后面，似乎是在看着律师贪婪地向茶杯俯下身去，往茶杯里倒上茶水，呷上一口，事实上，她一直让K悄悄捏住她的手。一片安静。律师在啜茶，K握着莱尼的手，偶尔莱尼也壮起胆子摸摸他的头发。
“你还站在这儿呀？”律师喝完茶后会问她。
“我得把茶盘端走啊。”莱尼会这样回答。之后，K最后捏一下莱尼的手，律师则揩揩嘴巴，以焕然一新的精力和热情重又开始向K展开博论。
律师是要安慰一下K呢，还是想让K绝望？K说不上来，但他不久就认定，自己找错了辩护人，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律师说的自然有可能都符合事实，虽然他想夸大自己的重要性的意图显而易见；如K的这桩在他看来很重要的案件，他很可能从没有过问过一件。但是他振振有词地吹嘘自己和法官们的私交，这种做法很令人起疑。又有谁可以肯定，他运用这些关系只是为了K的利益呢？律师一向没有忘了说，这些法官级别很低，也就是说，他们听命于他人。各类案件中的某些逆转很有可能会对他们的晋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也许会利用律师，令案子产生这类一定对被告不利的逆转吗？大概他们并不是一贯如此，这不可能；时而他们可能会让律师稍微占了上风，作为犒赏给他的酬劳，毕竟维护律师的名誉也是合乎他们的切身利益的。然而假如事情果真如此，他们究竟想将K的案子归入哪一类呢？律师坚持认为，这个案子很麻烦，所以也很重要，法院也从打一开始就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没有必要多加怀疑他们会干些什么，一条线索已经有了：第一份抗辩书还没有提交上去，即便案子已经拖了数月之久。据律师说，诉讼过程依然处在初始阶段，这些话明显是经过前思后想之后才说的，目的是哄哄被告，让他处于被动的位置，便于最后用忽然作出的判决来制服他；抑或起码对他说，预审已结束，结果对他不利，本案已转交到上级机关审理。
K的亲手干涉无疑是很必要的。这个冬天的早上，他觉得疲惫不堪，无力摈弃上面说的念头，他的头脑中不断翻滚着那些想法。他一度没有把这个案子当回事儿，如今已经无法这样了。假如世界上只是他一个人，他就会易如反掌地对整个事件付之一笑，即使在那种情况下，这类事情本身也不可能发生。然而眼下，把他拉到律师这儿来的是他叔叔，所以他必须把家庭因素考虑在内。他的职位也并不是全然与此案的进展没有干系了，因为他自己用一种难以解释的傲慢心态，很欠考虑地在他的几个熟人面前提起了此事。另一些人也知道了，至于通过什么方式他并不知道。他和博尔丝特娜小姐的关系也随着案子本身而波动——总之，他目前已经无法从接受审判和拒绝接受审判这两种可能性中进行抉择了，因为他已置身于审判中，绝对要小心从事。他认为自己的精力疲惫是个不好的苗头。
然而，现在依然无需过于紧张。通过努力，他已经在较为短暂的时间里谋取到银行中的一个高职，他保住了自己的地位，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假如他把在这方面有效的才干用于处理这桩案子，那一定也会获得很好的结局。他若要达到目的，首先就要完全抛却自己有可能犯罪的想法。他从没有犯过罪。这次法律行动顶多像是一桩银行业务，K在经手此类业务的时候，总能令银行获益。固然，这次法律行动中潜藏着风险，务必要予以排除。正确的策略是：避免仅仅想到自己的缺陷，应当尽可能地发现自己的优势条件。从这个角度出发，不可避免的就是，作出这样的结论——把案子从霍爱德博士手中撤回来，并且宜早不宜迟，最好当天晚上。在律师看来，这是前所未有的，极有可能是个侮辱；然而令K无法忍受的是，他的代理律师在办公室里所采取的一些行动很有可能会抵消他在本案中作出的努力。一旦摆脱掉律师，抗辩书就可以马上递上去，他就可以天天去催法官，假如可能的话，还可以提请他们对本案予以高度重视。K永远也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把帽子塞在长椅下面，温驯顺从地坐在顶层过道里恭候。K本人应该天天跑到法官们那儿去，抑或请一个女人或派个其他人去，迫使法官们不要再透过木框窗监视走廊，而是安安稳稳地坐办公桌后面，研究他的案卷。应该持之以恒地采取这种策略，每样事情都要有步骤有组织有检查。法院总算碰到一个清楚应该如何维护自身利益的被告了。
然而，即便K相信他可以想方设法做到这一切，抗辩书的草案却成了一个难题，好像很难克服。在近一周之前，他曾想到草拟抗辩书时或许会有羞愧之感，可从来不曾料到写草稿的过程中会有这么多难题。他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天上午他正在埋头工作的时候，猛地心血来潮，把手头的东西推到一边，拿起拍纸薄，准备拟一个抗辩书的大纲，交给霍爱德博士，催上一催。可是，正在这个时候，经理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副经理边开怀大笑，边走了进来。这对K而言，是个非常痛苦的时刻，虽说副经理一定不是在笑他写抗辩书，因为副经理对此事一无所知。副经理是刚听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里传出来的笑话，为了解释这个笑话的真正含义，还要画图表示，于是副经理就向K的办公桌俯下身去，从K手里拿过铅笔，在K准备起草抗辩书的那页拍纸薄上，画出所要的图来。
今天K不再感到羞愧，抗辩书一定要写。假如在办公室里没时间——这看来是十分可能的——，那就晚间在家中写。假如晚上的时间不够，就只好请假。怎么都可以，但绝不能虎头蛇尾；谈业务也好，干别的事也好，半途而废都是最蠢的。无疑的是，这是一个要付出不断辛劳的任务；不见得一定是小心怕事、满怀顾虑的人才会相信，草拟成这一份抗辩书实际上是全然不可能的。并不是由于K懒惰或有意拖延——只有律师才有这个毛病——而是因为他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受控，更不得而知由此而引起的其他指控了。他只得追忆一生的所经所历，甚至最不足挂齿的行为和事件也得从各个角度讲清楚、分析透。这将是一项繁琐透顶的任务！这种事情也许让一个退休人员来做是合适的，退休人员处于生命的第二个童年时代，总得把每日的时间消磨掉。但是K现在要把所有精力集中到工作上，每一个小时他都排得满满的，一晃儿便会消逝，因为他依然整天工作，很快就会成为副经理的对手。一个单身汉本来就嫌晚上和夜间太短促，他需要享乐。但是他目前却不得不坐下来，完成这项任务！他又开始浮想联翩，觉得自己很可怜。这个局面一定得结束了！他身不由己地把手指按在按钮上：接待室的铃响了。他按铃之时，看了看表。十一点，他在左思右想中浪费了两个点儿，这是一段很珍贵的时间。他自然比此前更加疲惫了，不过这段时间并没有彻底白白浪费。他作出了决定，或许在数个月后会被证实很有价值。侍者送来了几封信和两个先生的名片，他们已经等了很久。他们是极其重要的银行主顾，实在不应该让他们等这么久。在这种不合适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来呢？但在门外他们或许会反问：一向勤奋的K为什么会任凭自己的私事糟蹋掉这一天中最好的时间呢？
K烦恼于已经过去的事情，但对即将要到来的事情，又不得不厌倦地等待着，他站起身来，去接待第一个主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