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絮絮先生是郑子瑜的第一位新文学老师，他的到来，对郑子瑜今后的人生旅途起了很大的作用。
初中二年级时，龙溪中学来了一位国文老师，他是中学里最年轻的，仅二十余岁，留着当时文学青年时髦的长发，且显得有些威严。这便是上海艺术大学毕业的丘絮絮。闽南小城来了一位新文学青年，且举止做派与迂腐的传统先生不同，引来同学们的评头品足。同学们常常三五成群在一起交头接耳地议论丘先生。丘先生是将新文学引入漳州学界的第一人。他竟然一反千百年延续下来的作法，将文言文置于一旁，不辞辛劳地从上海、北京等大都市一些进步报刊选印了不少新诗、散文、小说，当作学生们的教材，为同学们开启了一扇窗口，从中漏射进民主科学之光。丘先生传道授业的方法也迥异于老先生们，在教授新文学时，他都能结合作者创作本意和背景，作循循善诱而深入浅出的分析。这一革命性的举动，提高了大家阅读新文学的能力。学生们竟然能触类旁通，对新文学的理解加深了对古典作品的理解。后来，郑子瑜在回忆这一段往事时，曾说：“要不是遇到了丘老师，岂不要永远做一个落伍者吗？”［14］丘絮絮是一位新诗人，早年便出版过新诗集《昨夜》、《骆驼》等，得到徐志摩的赏识。可是，他是一位棱角分明、个性强烈的人。他为郑子瑜那一班授课一年，竟然从不提起当时诗坛偶像徐志摩，甚至有些傲视的模样。原来，此时他的艺术观已经由自然主义转向写实主义。
在丘先生的熏陶下，郑子瑜企图摆脱旧文学的束缚，他从别有风味的新诗中体味到一种全新的人生感觉，因而由沉溺旧诗转而喜欢新诗。但是，他的诗往往被丘先生评为“如旧式女子学时髦，总觉得不像样”，其原因是浸润于旧文学的染缸太久了。欲跃出染缸，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此，郑子瑜常常去丘絮絮先生的宿舍中请教，丘先生屡次谆谆开导他，劝他不必灰心，新诗写不好，可以写散文和杂文。不久，郑子瑜便开始散文、杂文创作，并揭载于刊物。郑子瑜师从丘絮絮，虽然没有成为新诗人，但是，丘絮絮以新诗人特有的新思维和民主科学的眼光看问题给郑子瑜不少启发。郑子瑜所从事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这是与他独到的思维角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分不开的，而这种思维角度和方法，与丘絮絮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在郑子瑜离开龙溪中学以后，丘絮絮仍然关怀他。1937年5月，郑子瑜一篇杂文《郭培尔的“合式”》发表于上海杂志《人间十日》第十期，恰巧被丘先生看见，他对郑子瑜的作品表示欣赏，觉得其见解精到，议论犀利，有些斤两，并告诉郑，几个月前在上海出版的另一散文也看过了，觉得郑子瑜擅长散文和杂文，并表示愿和他一同去上海过笔耕生活。直到1954年，丘絮絮已是新加坡马华文学的著名作家了，先后出版了小说《荣归》、《大小时代中》、《播种者》、《变》等作品。他仍关心郑子瑜，将郑介绍到新加坡著名的华侨中学任教。也正是丘絮絮的激励，郑子瑜的一生始终勤于写作、努力笔耕，以苦斗为人类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