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瑜在蛰居诗巫的三年零八个月中，除了从事农业劳作外，又在劳作之余，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的学术研究工作。这是他经过长期的文化积累由感性的创作向理性的研究所迈出的关键性一步，也是郑子瑜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起点。这是郑子瑜在危难之中，砥砺德行，勤于学问，在忧患之中，所获得的第一个学术成果。这甚至是中国历史上带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沿袭的一种文化传统，西南联大在抗战中所取得的群体性学术业绩，不是证明了这一点吗？
郑子瑜是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巨人鲁迅作为起步而步入多层面的研究领域的。在诗巫上坡村附近，有一所因战乱而停办的光华中学。他从中借得一部《鲁迅全集》和一些参考图书，在时局艰难和研究条件简陋的情况下，凭着对鲁迅的崇敬之情，试图走入鲁迅的精神世界。这三年时间中，他以超常的毅力和浓厚的兴趣，从事着“名山大业”，完成了《鲁迅诗话》、《〈阿Q正传〉郑笺》这两部独标一格的研究著作和《中国现代文人轶事》。
始撰于国难时期的《鲁迅诗话》是一部被人遗忘的著作。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编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权威性《鲁迅研究资料索引》中未见著录该书。可能是因为该书在香港出版但在内地早已成为稀见的绝版书了。《鲁迅诗话》于1952年7月由香港大公书局初版，同年10月再版，1955年修订后又出三版。可见在香港弹丸之地，短期内竟连续三版，一定甚为畅销。
作为筚路蓝缕的第一本研究鲁迅诗歌创作的专著，共分三十五专节，以一种传统诗话的方式，点评了鲁迅先生不多的诗作和诗论。其章节为： 一、 《摩罗诗力说》； 二、 谈拜伦； 三、 谈彼得斐； 四、 诗的原理； 五、 鲁迅的旧诗； 六、 鲁迅的新诗； 七、 儿歌的反动； 八、 为《蕙的风》辩护； 九、 拟古的新打油诗； 十、 鲁迅的散文诗； 十一、 《诗歌之敌》； 十二、 说敏感诗人； 十三、 诗的穷愁与富贵； 十四、 诗必永言； 十五、 诗的诚实与虚伪； 十六、 花与爱； 十七、 情景与互托； 十八、 都会诗人亚历山大； 十九、 谈山歌野曲； 二十、 关于《诗经》； 二十一、 关于《离骚》； 二十二、 关于《古诗十九首》； 二十三、 诗赋欲丽； 二十四、 谈“行散”；二十五、 难懂的诗；二十六、 谈陶渊明；二十七、 再谈陶渊明；二十八、 由“田园诗人”说起； 二十九、 廊庙与山林； 三十、 《唐朝的盯梢》； 三十一、 大言诗； 三十二、 旧瓶装新酒； 三十三、 不能以花喻诗； 三十四、 临死作诗； 三十五、 关于“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在郑子瑜看来，“鲁迅先生的最大的成就还是小说与杂文，但看他所作诗，篇数虽然无多，却亦有卓越之作；所发表对于诗的意见，语虽寥寥，殆全是精警的话”。［28］基于这一认识，作者将鲁迅的诗论一一摭拾，对于散见于杂文中只言片语有所阐述，时加发挥。
首先，作者在看似分散无中心的编排中，能将鲁迅对诗的整个认识和态度点明，并将这一认识贯穿于每一小节之中，诠释精义又言必己出，阐发观点又切中要害。关于鲁迅写诗的动机，作者十分称赏王瑶在《鲁迅与中国文学》中的评论：“他做诗是为了向旧文学示威，巩固新文学的地位。”往往从旧营垒中杀出血路的斗士反戈一击是最致命的，因为他知道旧之积弊。如仅仅四百字的《关于〈古诗十九首〉》，作者在引征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对枚乘出的两段论述后，阐发其观点又不拘泥其观点：“我要补充鲁迅先生的意思是： 枚乘不特肇开五古，其《古诗十九首》，实为近体诗之先声。我们试翻《全唐诗》，其中出取自《古诗十九首》的不计其数；随手举一个例，如李白‘总为浮云能蔽日’句，乃由古诗‘浮云蔽日’脱胎而来。故全唐诗人，实为受枚乘等之影响，如梅毒之遗传，——我这里但取遗传之意，并不以为枚乘的古诗有毒。——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幸免的。”语句简洁幽默，受鲁迅启示，撇开枚乘是否是《古诗十九首》作者这一点不论，郑子瑜仅强调《古诗十九首》对唐诗乃至近体诗的巨大影响，令人折服。如《旧瓶装新酒》一节援引黄公度、吴宓、林庚白等人的主张和实践后，在简述“旧瓶装新酒”的起源和来历后，引征了鲁迅的《重三感旧》中一段议论，作者进而不但点明鲁迅的主张还有所发挥：“先生的意思，是以为旧瓶装着新酒，结果仍是新酒，而旧酒装入新瓶，也还是旧酒，原来是重视内容而不重视形式的。”作者有很深的国学造诣，信手拈来、旁征博引，皆涉笔成趣。其中涉及对谭嗣同、秋瑾绝笔诗考证，对李、杜、白以及陶渊明、陆游诸人诗句的点评，来证实鲁迅的诗歌主张，显示作者思维活跃、论证周详、精熟典籍的治学特点。
作者归纳鲁迅的诗“气魄高劲，而音韵铿锵，措语沉着，而笔力雄大”，具有“句句深刻，层层俱到”，“一气浑成，气机流畅”诸种特点，［29］因而“纵横似苏轼，而谨严似少陵”，“至其艺术技巧之高超，新文学运动以来实在少有匹敌”。这样的品评，至少在当时是独到而公允的。他尤其推崇鲁迅律诗中《亥年残秋偶作》，认为卓绝超群。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郑子瑜将研究目光投入尚未引起研究者关注的少数新诗创作上，指出鲁迅新诗《爱之神》“亲切动人”，《他们的花园》“意匠也佳”，为60年代从事周氏兄弟研究奠定了基础。
《鲁迅诗话》发表后，1952年至1955年三年时间中新加坡、香港的报刊便有数十篇评论文章，反映颇为热烈，许多论者敏锐地发现这一鲁迅研究上尚待开垦的处女地，被郑子瑜初次播耕便收获颇丰，而在缺少系统研究鲁迅诗论、诗作的文艺界，具有开拓的性质。尤其是研究鲁迅诗论方面，时至今日，不但这是第一本，还是唯一的一本，更觉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