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瑜在诗巫的另一鲁迅研究收获是写成了一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奇书《〈阿Q正传〉郑笺》。而这部著作从写作到出版历经半个世纪，其过程本身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轶闻，带有浓郁的传奇色彩。
该书原稿撰于诗巫乡间。1945年抗战胜利后，郑子瑜寄给了执教于厦门大学的朋友叶国庆，请他转交郑振铎撰序文并介绍出版。可能是出版之不易吧，郑振铎未即回信，事隔经年，托上海朋友宁某前往询问，郑振铎说上海出版界正陷入不景气之中，很难有出版商愿作赔本生意。无奈之中，郑子瑜只得表示自费印行，他实在不愿自己辛勤笔耕的硕果束之高阁。此言一出，郑振铎慨允抽忙为序。可是，不久，郑振铎乘飞机外出访问，中途机坠身亡，而《〈阿Q正传〉郑笺》原稿也不知下落，心痛之余，只得作罢。数年前，一位在北京从事建筑业的张印培先生却从街头购得手稿，他依手稿上的通讯处将原稿寄交叶国庆，又转递回郑子瑜，终于完璧归赵。
所谓“郑笺”者，原意指东汉郑玄所作《毛诗传笺》的简称。大学者注《毛诗》以《毛传》为主，兼采今文三家诗说，加以疏通识别。书成后，《毛诗》日盛而三家式微。这一专用语后来作为注释、考证、串讲古籍中一些晦涩之诗句。“可惜无人作郑笺”，便是说无人能解释李商隐诗中用典及本事。但是，郑子瑜在此处赋予“郑笺”双重含义，一为解释鲁迅名作，二为作者本人即尊姓“郑”，也寓“郑子瑜注《阿Q正传》”之意。
《阿Q正传》是十分值得“郑笺”的，因为这是中国新文学小说的开山之作，作者欲暴露国民中某些弱点。写出阿Q这个典型，正是希望在中华民族中根除令人憎恶又可怜的阿Q精神。阿Q精神是中华古国往昔历史中陈腐消极的心理积淀物，对国民的深层精神影响至深至广。其实，每个读《阿Q正传》的人，在阅读过程中已经作了不同层次的“郑笺”了。高一涵《闲话》中曾说：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30］
这是一幅活脱脱的自我“郑笺”图。因为《阿Q正传》的典型人物反映了一种共有的国民劣根性，差不多人人可以从阿Q的言行举止上，发现自己的影子，能除外者真是凤毛麟角——如鲁迅。正因为如此，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鲁迅的非凡洞察能力体现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了民族受尽奴役的心灵痛史。这是郑子瑜在特定历史年代浸润本人悲痛历史的作品，“适逢敌寇南侵，沦落海外，蛰居乡曲，地瘠人稀，客窗寂然，而烽烟未熄，交通阻滞，事无可为，只得耕田为生，夜来椰风椰雨，索居无聊，乃挑灯作笺，偿我夙愿”。［31］其中洋溢着海外游子切盼民族强盛的心情。
这部著作是引征鲁迅先生杂文中的许多精到论说来对《阿Q正传》进行逐句逐段笺注，并断以本人见解，使读者加深对《阿Q正传》精义的领会。当我们读完这部著作后，就等于读完了一部鲁迅对中华民族的观感。
如第四章《郑笺》二十四：“忘八蛋，意谓忘了‘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人。”
如第五章《郑笺》十：“喜故作豪语，也是中国人的老脾气。路上两人相打，战事结束后，那败的往往对敌人说：‘记着罢！’或者‘我认得你的！’以显示其失败而尚有复仇之意。”以下又引鲁迅先生《豪语的折扣》一文中关于“豪语”的论说。
如第一章《郑笺》四十一，在释“未庄”时，引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中大段文字后说“愚意以为‘未庄’实有‘未可定为那一个村庄’之意，也作为‘无论那一个村庄’解”。这一见解完全符合“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这一艺术典型观。［32］
郑子瑜对小说中涉及的古代文化典故以及俚语，作了广泛而精要的诠释，反映了青年时代作者学识广博和治学的谨严，作者认为，在鲁迅“《全集》里找不出一句类似阿Q所说的话”，说明了鲁迅伟大之所在。郑子瑜在笺释中，从多角度、多层面反复说明鲁迅批判阿Q精神的意义和作用，以及中国人在长期专制高压和外族蹂躏下所产生的畸形心理，以及阿Q精神中国科学化、民主化进程的阻力。郑子瑜将鲁迅小说和鲁迅杂文糅合在一起，从中提炼出鲁迅那种博大精深又执著追求的哲理和人生态度；将作为小说家的鲁迅和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熔为一炉，从艺术思维和理论思维的双重角度把鲁迅的关于中国民族史观，民族心理观凸现出来。
郑子瑜是以修辞学家而著称于世的，在《〈阿Q正传〉郑笺》中，对鲁迅著作某些文句上的偶尔小疵提出疑问。如第四章“恋爱的悲剧”中，阿Q躺在土谷祠中，回忆自己刚才抚摸小尼姑的头皮时，“耳朵里又听到”被骂的“断子绝孙”的咒语。郑子瑜以为这其实只是“仿佛”听到，因而觉得此处行文是修辞上“小失”，说得很有道理。郑子瑜这种“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学术勇气，在青年时代已见端倪。到了晚年，其巨作《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中，以其扎实的学术功底，对史称“大家”的历史人物作了全面的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