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10日，日本海军宫田司令指挥志贺、山冈、福岛等部队从五通泥金社等处登陆。翌日，厦门全岛沦陷。厦门市民在日本侵略军的追迫下，争先恐后，渡鼓逃难。鼓浪屿刚放下示威游行小旗的民众，又举起了收容难民的义帜，扶老携幼，领他们到敞开的学校、教堂、戏院中暂时安顿下来。难民太多，无法全部收容。于是，民众们用竹篷搭起“寮仔”，作为难民收容所。虽然鼓浪屿是列强的公共租借地，但鱼龙混杂，敌伪间谍、中国军方间谍以及身兼双方间谍而不知道其到底效忠于哪一方的人也来此谋事。郑子瑜每天须周旋于三种人之间，真是如履薄冰，百险丛生，毫无生命安全感可言。
这时，那位赴南洋山打根教中文的学音乐、美术的“学生”突然来信，邀他去山打根教中学中文。这令郑子瑜欣喜若狂。因在女子国学专修班中月薪菲薄，仅可糊口。川资何来呢？幸而，天无绝人之路，某位朋友借给他几元钱，另一位也将金戒指卖了将钱借给他，加上香港《大风》旬刊主编陆丹林先生将郑子瑜所作《鼓浪屿竹枝词》寄到《星岛日报》发表，把所得几块稿酬寄来，三方凑钱，终于可买棹南逃了。临行前，郑子瑜书写了情深意长的《留别芗江诸子》： 三唱骊歌仍未休，
九龙江水恨如秋！
不归有愧侯门客，
赊与全筇诸子酬。
为底沧桑愁薄命？
正因风雨祸当头。
东南日日吼声发，
未敢偷生作秋游。船抵香港，一位朋友领郑子瑜去聘请他执教的那所学校的董事长关某的商行在香港的联号中，联号的经理才告诉他大约须等一个月，可乘他的船正去山打根。郑子瑜只得找一间最便宜的“新悦来”客栈住下。这间客栈条件之劣令人咋舌，幸好老板尚厚道，允许他到山打根后再付租膳费。在香港候船期间，漳州同乡、中山大学教授黄仲琴带郑子瑜去见乡贤许地山先生，此时，许地山执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许地山听说郑子瑜喜欢写旧诗，便赠送了其父大著《窥园诗草》。他十分谦逊可亲，身为文坛健将却丝毫没有名人的架子，这给郑子瑜留下良好的影响。
1939年秋，郑子瑜历经艰辛，来到了北婆罗洲的首府山打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