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书：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karlgren）。他为什么“贵姓”高？那无疑的是因为中国化了。他的确是个了不得的“支那学家”——中国语文学的权威。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却似乎也有深刻的研究。
他说：“近来某几种报纸，曾经试用白话，——按高氏这书是1923年在伦敦出版的——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许还要触怒了多数订报的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着他们不能看懂文言报呢！”
“西洋各国里有许多伶人，在他们表演中，他们几乎随时可以插入许多‘打诨’，也有许多作者，滥引文书；但是大家都认为这种劣等的风味。这在中国恰好相反，正认为高妙文雅而表示绝艺的地方。”
中国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国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于是这位“支那学专家”就不免要“中国化”起来。他在中国大概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可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话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中国人”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去，只要注意一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已经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面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仍是莫名其妙的”。（例如“一个中国的雅人”回答高先生问他多大年纪，就说了一句“而立”。幸而高先生在《论语》上查着这个古典。）
于是“支那学专家”就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学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插诨”的含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大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词汇，而且大概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刺他们不懂文言了。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还是含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感受困难！
【作品赏析】
读完瞿秋白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写下的这篇杂文，我没有过于关注那位“高先生”的言行举止，也没有怎么想过当年的白话文“革命”到底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更没有想过外国人对于我们中国文的所谓“用心良苦”有多少……我只想到了今天，今天我们的“中国文”，是否也在日渐的被谁遗忘？！
孰不知，时下我们国人书写汉语时，竟时常地会提笔忘字；有的汉语言专业的大学生，四年来没有上过多少节本专业的课……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多数国人在和自己人聊天时，却要时不时吐出几个不沾边的英语单词来；在大学校园里，全校都是英语系；找工作时，人家看的不是你的汉语水平，却是那张几乎花了整个大学时光才获得的英语过级证书！如此的语言环境，中国文大抵只能是被外来者所侵吞了罢。
外国文正在侵吞着我们中国文，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却还是有人会说，我们国人的文化素质在不断地提高。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做了充足的准备！果真是如此吗？我持怀疑态度。孰不知，一个国家的语言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生存在这个世界的尊严的体现。试想，一个国家的语言都要被外来文化所侵吞，那么，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历史可言？！还有什么昌盛高贵可言？！还有什么与世界接轨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