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刁民”，国人都不陌生。无论正书还是野史，均有记载。只是众“刁”之首，当告奖和造反。所以，在“民”字之前加个“刁”字，历来都是官家的专利称谓。
旧时代出“刁民”，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情，不想当今社会，也出了一个“刁民”。这个“刁民”名叫吕福山，是西安市的一名人力三轮车夫。他被称“刁”是因为自一九九八年十月以来，他先后告过二十个单位，并且大多是官家机构的权力机关，如：交警队、税务所、派出所、街道办事处、法院等等。
民敢告官，确实够“刁”。但一个三轮车夫，靠的是卖苦力、量地头吃饭，“刁”到非要告官的程度，显然既非天生的爱好，也不是痴心的追求，更不是刻意的显摆：
他告过两家医院，是因为他们多次卖给他假药；他告过街道办事处，是因为街道办事处在没有行政处罚权力的情况下，强行扣他的车，罚了他四十元；他告区法院，是因为按规定只能收他八十元诉讼费，这家法院却收了他一百五十元；他历时三年之久，至今仍死告交警队，是因为交警队多次扣压、没收他的三轮车，但这种处罚依据的规定，压根儿就没有法律效力……
很明显，吕福山之所以告官，是因为“官家”中有人“欺负”他；若没有人“欺负”他，一个普通老百姓，岂敢对“官”放“刁”，又怎会获得“刁民”的“殊荣”？
发人深省的第一点是，吕福山在短短的几年间共告过了二十多个单位，这意味着许多单位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他没告过的单位，也不一定不存在这一问题）。这使人的心情十分沉重：一个普通的三轮车夫，在短短的几年里，就受到这么多“欺负”。那么，其他地方又有多少像吕福山这样的老百姓，这些年来，一共受到多少这样的“欺负”啊！
再看欺负吕福山的那一方，其中除了两家医院以外，大多数是一些国家的权力机构和行政单位。这又说明：国家工作机关里的一些官员和个人的违法乱纪。已经成为阻挡当今法制建设的重要障碍，这使我们的民主和法制建设进程，形势严峻。任重道远。正是他们的违法乱纪，鱼肉百姓，制造了社会矛盾，激化了官民对立，迫使一些“顺民”变成了“刁民”。
对于吕福山的行为，包括他那蹬三轮车的同行和他亲姐姐在内的大多数人不赞成，不支持，只表同情，但不同行。确实，吕福山告官，力量悬殊太大了，付出的代价太重了，几年来虽也获得了四千多元的赔偿，但总的趋势是日子越告越穷。悲凉的结局掩盖了法律的光辉，暗淡了众多受害者的双眸，使他们看不到希望，怯而缩步。这是几千年来国人的性格的缩影和延续，也是当今时代的困惑和迷茫。但是，吕福山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读了不少书籍，掌握了不少法律知识。甚至背熟了法律条款。法律造就了这个“刁民”，给他撑了腰，壮了胆，使他始终不死告心，不改“刁性”，没有丝毫犹豫和后悔。法律赋予一个普通公民如此顽强的意志和非凡的胆量，是法律之无上尊严与威力的扩展和展现，也是这个时代觉醒的标志和福音。
当今的时代，无疑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崭新的时代造就“刁民”，自然暴露出它的耻辱和不公，但更敞亮出它的崭新之处和希望所在。这是带着剧痛的正常分娩，预示着一种蜕旧和更新。吕福山的不满和抗争，看似纯属个人行为，是自身的自保和自救，但必然迫使许多“官家单位”尴尬地地区性被动应对，激得整个社会悚然动容、疑眉深思和敞怀相迎。这时候，公民的权利意识和人格尊严，开始与中国几千年的奴性十足、逆来顺受告别，人类的良知和捍卫正义的忠勇，坚决同吞噬社会肌体的毒蛇猛兽对峙；而民主和法制列车，就在它支撑的平稳轨道上，隆隆驶来，呼啸而过——这里的直接寓意和永久内涵是：新时代的“刁民”告官，同样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之一。
据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欢迎这个时代造就“刁民”，并由衷高呼：我国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不仅仅是各种法律条文完备之日，还应是每个公民都拥有法律意识，自觉拿起法律利器之时！
【作品赏析】
文章从现象入理，自然直接，干脆利落，其中所触及的社会问题却显出解决的迫切。
在这里，我们都清楚文章中的“刁民”不是旧时代的“刁民”，而是被社会上一些不合理的现象逼“刁”的。由此而引出当今社会的一名极为普通的人力三轮车夫吕福山，他“刁”到在短短的几年内就状告了二十多个单位。作者反调正唱，令人耳目一新。
在这里，我们不由得被吕福山身上所透射出的那种“顽强意志和非凡胆识”所震撼和折服，并不禁为之拍手称快，可谓快哉！连精神也会为之一震。真是为广大老百姓出了一口怨气！
然而在读下去的时候，心里却不由得倒抽出一口凉气，心情也变得格外沉重。试问吕福山为什么会告官？像他那样受“欺负”的老百姓又有多少呢？不管“刁”不“刁”，老百姓们都得过苦日子，生活的困境已让他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但是我们需要向吕福山这样的“刁民”学习。因为正是由于他的“刁”才激起了社会的关注，公民的权利才有可能得到保障。作者的文字就是一种呼喊。一种雷鸣般的呼喊，既激励了想“刁”又不甘“刁”的人们，又警醒了有关机关的反省和反思。
读到这里，我心中那口凉气终于舒出——我们的“刁民”竟是那样的可敬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