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唐人的生活笔记，总也绕不开花事。
唐人不厌其烦地记下与花有关的一切：奇异的花卉品种、新颖的养花手段、别出心裁的赏花方式、赏花的上佳地点与时间，诸如此类，巨细靡遗。某次读到一则笔记，出自晚唐诗人韩偓的《金銮密记》：“翰林有龙口渠通内苑。大雨之后，必飘诸花蕊，经由而出，有百种香色，名不可尽，春月尤妙。”龙口渠与皇宫内苑相通，大雨之后，内苑飘零的花瓣及香蕊便随清水流出龙口渠，上百种不同的颜色、香气交织在一起，妙不可言，春季时候更是如此。——花事读得多了，早已对唐人的“花痴”见怪不怪。但是，到底要多么爱花，才会连残花都郑重其事地记录在案？
1.满庭芳
“家家有芍药，不妨至温柔。温柔一同女，红笑笑不休。月娥双双下，楚艳枝枝浮。洞里逢仙人，绰约青宵游。”
“人间上寿若能添，只向人间也不嫌。看著四邻花竞发，高楼从此莫垂帘。”
前一首属于孟郊，后一首属于司空图，都不是绝顶好诗，但我偏爱反复吟咏，越吟咏越向往唐朝：那是一个“家家有芍药”
的时代，那是一个“四邻花竞发”的时代。
唐人嗜花程度之深，在中国历史上名列前茅。苏轼言“不可居无竹”，唐人是“不可居无花”，豪富人家辟有私人花圃，寻常百姓则用小盆小钵种上几株，无花不欢。杜甫移居成都，第一件事便是向朋友讨要各式花种，细意培植，把草堂发展为花堂。
杜甫还只是改造一座屋，白居易是改造一座城。白居易出任忠州刺史时，苦于“巴俗不爱花，竟春人不来”，竟不辞辛劳，亲自上山栽种花树，誓将忠州变作花城，当然他的辛苦没有白费。至于武则天这样权势煊赫的偏激分子，则是给花神下圣旨，命百花齐放。
那时候，人们是相信有花神的。这个相信里，既有感性的成分——唐代蔓延三个世纪的罗曼蒂克情结在作祟；亦有理智的成分——花的诸般美好，足以让人推理出神的存在。
那时候我们的邻居日本处于平安时代，他们也相信花有神性，他们将花朵插在田埂上，请祖先的灵魂回到花上，好帮他们看管田地；他们将“奉物”系在花枝上，用微薄的供品祈求平安幸福。
日本平安时代花神负责的事务，比唐人的花神繁琐多了。唐人只向花神祷告一件事，即是让花事繁茂、花期绵长。
春季是那个时代最漫长的节日，花开多久，唐人便狂欢多久。
先是探花，登科的进士们聚在一起，推举出一位探花郎。探花郎与其他进士要在长安城内遍寻名花，尽数采摘回来。若有进士采花采得比探花郎更快更好，探花郎便要被罚酒，“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每个人都玩得认真，探花游戏与考取功名同等重要，会读书却不会赏花，算不得风流。
然后是斗花，阳春三月，莺飞草长，长安女子簪花满头，互相比赛谁头上的花朵更妍丽。“争攀柳带千千手，间插花枝万万头”，她们在花丛中看风景，她们也成了风景的一部分。唐玄宗每至春月，命妃嫔们争插艳花，尔后玄宗亲自捉来粉蝶，粉蝶翩然，停在哪位妃子的头上，他便宠幸哪位妃子。比赛规则别出心裁，玄宗果然是个生活家。只是这样的斗花输赢太要紧，我想那些妃嫔并不快乐。
探花、斗花之外，唐人的赏花宴游活动更是从春天开始，一年四季不间断。何时花开，何时就有宴游的充足理由。遇到盛大的赏花宴游活动，家家“倾巢出动”，《唐摭言》就说：“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
为了玩赏得尽兴，唐人花样百出，而那些花样，总是乖张又炽烈。
唐时一位扬州太守，每当杏花怒放，一定大摆宴席。开宴之后，每棵杏树旁皆有浓妆美姬一位，令美姬与杏花争艳，美其名曰“争春”。花如美人，美人如花，不是“争春”，分明是“增春”。
唐穆宗在花开之时，总要围着花栏布下重重帐篷，并且专门设置“惜春御史”来负责这项工作，号曰“括香”，意即将花香封锁起来，以免花香随风而逝。惜花至此，花神知道了恐怕要泣不成声吧？
同样是在香味上做文章，杨国忠为了赏花，修建了一座四香阁，以沉香为阁，以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涂壁。逢牡丹盛开，便邀众宾客登阁赏花。牡丹的清芬，与四种浓香混合酝酿，空气甜得化不开。此乃杨贵妃专宠之前的事。
到了唐末五代，韩熙载更是根据花卉的不同特性，总结了一套花与香料的最佳搭配：木樨配龙脑香、酴醾配沉水香、兰蕙配四绝、含笑配麝香、薝卜配檀香。这有点像现代的香水制造工艺，不是单要一种香氛，而是让各种香氛碰撞出一种更为美妙的味道。只是杨国忠、韩熙载的做法浪漫多了，因为其中一种“香氛”还在土地中不停生长。
不过，这样的赏花方式，大为明代文学家袁宏道所诟病：“味夺香损，俗子之过。且香气燥烈，一被其毒，旋即枯萎，故香为花之剑刃。”除了损香，在中国古代最忠诚的“护花使者”袁宏道心中，凡夫俗子对花犯下的罪过还有许多。袁宏道列举出了二十三条折辱花的事物，庸僧谈禅、窗下狗斗、丑女折戴、遇到吴中赝画、与酒馆为邻等，不一而足；最令人捧腹的一条，是“案上有黄金白雪、中原紫气等诗”——不知《将进酒》、《丽人行》这般诗文配不配与花同案？
稍等，花受的折辱尚未结束，在袁先生看来，若是让庸奴猥婢为花沐浴，也是对花的不尊重，须得这样安排：“浴梅宜隐士，浴海棠宜韵致客，浴牡丹、芍药宜靓妆妙女，浴榴宜艳婢，浴木樨宜清慧儿，浴莲花宜娇媚妾，浴菊宜好古而奇者，浴蜡梅宜清瘦僧。”
看到《瓶史》，想起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屠隆的《考槃余事》与李渔的《闲情偶寄》来。明人似乎特爱用剖析国家大事、政治时局的郑重语调，探讨生活中那些你抠破头都想不到的小细节，从帐钩到板凳，从剪刀到柜门，衣食住行各个芝麻绿豆的环节，皆有一番讲究。连个插筷子的筒子，他们都要思虑再三，最后一脸凝重地总结：“箸瓶，官、哥、定窑者虽佳，不宜日用，。
吴中近制短颈细孔者，插筋下重不仆，铜者不品。”意思是官窑、哥窑、定窑烧制的瓷箸瓶质量虽好，但不宜日用；而吴中近年生产的短颈细孔箸瓶，瓶身极重，不会翻倒，好用；至于铜箸瓶，只能冷笑一声，它简直不入流。
小资情调的生活类书籍在明代扎堆不是偶然，除了明代市民生活丰富繁荣，还有个原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度愈是狭小，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就愈是酸腐、愈多穷讲究。有唐一代爱花若狂，却也没有谁似袁宏道先生一般草木皆兵，觉得这也折辱那也折辱。换作唐人，庸僧谈禅、窗下狗斗又何妨？
花自开，我自赏，清风自来。明人活的是精致，唐人活的是洒脱。
赏花，赏自然生长的花，也赏挑选攀插后的花。关于插花，唐代诗人罗虬写有一篇《花九锡》，可视为唐朝花道的浓缩。“九锡”是天子赐给功勋卓著者的九种器用之物，乃最高礼遇的表示。
罗虬题为“花九锡”，亦是表达对花的最高礼遇。文章里叙述了应赐给花卉的九样事物，也就是插花所需的九样事物：金剪刀，用于剪折花卉；玉缸，用于贮插花卉；精雕细刻的台座，用于安置花卉；酒、诗、画，用于陪衬花卉……寥寥数十字，简单明了，绝无“浴菊宜好古而奇者”之类的刁钻要求。
唐时插花之风颇盛，人人都想折一枝锦绣伴在家中。插花的方法大都不出罗虬所道，在各色瓶器中完成。不过也有另类的插花作品：杨国忠家族每到春天便四处搜求名花异木，植于槛中。
花槛下安装木板及木轮，命人牵着花槛跟从自己，走到任何地方，花槛皆在眼前，随时可欣赏到名花异木。这个移动的花槛，唤作“移春槛”。春天随我而动，真是豪迈恢宏的插花作品。
这叫我想起“花道王国”日本古时两个同样“豪迈”的插花。
作品来，两个作品皆是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完成丰臣秀吉布置的作业：
第一次是丰臣秀吉命千利休用一枝梅花与一只扁平铁钵花器做个插花，千利休悠然取过寒梅，但是出人意表的是，他开始用力揉搓梅花，随后将搓揉变形的梅枝放在铁钵边沿，而梅瓣，就飘落在铁钵所盛的清水上。疏影横斜水清浅，梅色愈浓。
另一次，丰臣秀吉要求去千利休的庭院赏花，约好时间前往。
千利休的院落原本种满牵牛花，踏入院落却一朵未见，丰臣秀吉大惑不解，询问之下才得知，千利休在前一天特地拔除了所有的牵牛花。丰臣秀吉勃然大怒，却在突然间觑见，一只古朴的青铜器中盛开着整个院落唯一一朵牵牛花，赏花人大为感动。
第一次揉搓花枝制造了落花流水的况味，第二次拔除繁花只为凸显一朵的珍贵，创意极佳。不过，这两个被日本人大为称颂的插花作品，皆是以伤害花为代价做成。千利休的两个作品至少还是以花为主角，而千利休的老师武野绍鸥的成名作更加惊世骇俗：落雪的冬日，武野捧来花器，花器中盛满清水，再无其他。
再无其他，唯有漫天雪花，有了这天空的花，还需要插什么花？
看得多了，渐渐明白，在日本的花道中，花往往不是重点。
日本传统插花普遍采用三个枝条作为骨干，你以为是为了漂亮？
是，但不全是，这三个枝条的搭配，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日本代表了天、地、人融合统一的宇宙观；进入现代之后意义倒是变了，变成了代表父、母、子和谐有序的家庭观。日本传统插花中一般既有木本花材也有草本花材，你以为是为了缤纷？也是，同样也不完全是，木本花材代表刚强的男性，草本花材代表柔媚的女性，搭配在一起是为了表达阴阳调和。
说到底，花对于日本人来说，不过是一种手段：花道产生以前，花是祈福的手段；花道产生以后，花是通向某种深邃哲理的道路，日本战国时代的花宗师池坊专应不是说了么，“看见草木叙述心意，想起春秋的交替，不仅以此兴致度过每一天，并从飞花落叶得到领悟，如此过程无一不是插花。”领悟，才是第一要义。日本人所希冀的，不是花本身，而是花中蕴涵的世界万象、人生奥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