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思想本于《易经》，是中国人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
“中庸”最早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但其中道的思想渊源则是古已有之。相传早在上古氏族社会时期，就有所谓“执中而同天下”的记载。到了尧舜时代，尧禅位于舜，教以“允执其中”四字之诀（见于《论语·尧曰》），意即以“中道”为政教的准则。舜受尧命，唯中是用，又以“人心维危，道心唯危，唯精唯一，允执厥中”十六字精言传之禹，其中，“允执厥中”一句指人要诚信，持守中道，即执守以仁德诚善为本的天理正义之道。到孔子集上古文化之大成，加一“庸”字，称为中庸之道。并以此为出发点构建了儒学“中庸”思想体系。
孔子“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也就是去除偏激，选择正确的道路。它要求既不能“不及”，又要防止“过”，做到不偏激、不走极端、正确、合适、“叩其两端”（始终本末，上下精粗）“言必由中”。孔子所理解的“中庸”，作为一种德性，它所表明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际关系时的一种道德动机，一种道德情感，或说一种行为取向。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儒学逐步取得“独尊”的地位，变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官方意识形态，从而促使道德层面的中庸逐步向伦理层面的中庸转化。所谓伦理层面的中庸主要是指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外在原则。这种转化的显著表现，一是儒家经典《中庸》的问世，二是宋儒对于“中庸”的诠释与理解。
《中庸》一文不仅从道德原则的角度理解中庸，而且把中庸看做世间事物的普遍法则。文中提出了“大本”和“达道”的观念，以“大本”“达道”指称“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中”是人之本性，此时喜怒哀乐尚未发出，可以谓之人心的本然状态；“和”是人之正情，即喜怒哀乐发出，但能符合一定的节度，“中节”就意味着恰当、适中。“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的通则。能够做到“中和”，天地万物就会和谐相生相依。这里所说的“大本”，不仅指事物存在的理想状态与合理状态，实际上也是事物存在的普遍根据。“达道”则是在社会生活中，处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姐妹等五种人际关系的原则。这样的“达道”是“大本”的具体运用和体现。而作为“大本”与“达道”的“中和”，实际上也即是“中庸”。这样的“中庸”，既是人们的道德原则，又是世间事物存在发展的理则与根据。因为，作为道德原则的“中庸”与作为事物理则的“中庸”是统一的。人道的中庸源于天道的中庸，或者说作为道德原则的中庸，只是作为天道的中庸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和体现。
在宋代儒学中，均认同《中庸》的思想主旨，即从事物普通法则的角度来理解中庸。如二程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遗书·卷七》）这种作为天下“正道”“定理”的中庸，也即是事物赖以生存的理则和根据。“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中庸，可谓至矣”（《程氏经说·论语解》）。朱子在《四书集注·中庸章句》中，则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释“中”，以“平常”释“庸”，合而言之，就是在平常的应事接物中实行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处世方法。
明清之交的思想家王夫之直接用古义来解释“庸”字。他说：“庸者，用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二）因此，“中庸”一词的含义就是关于“中道”的运用，中庸之道即是“用中”之常道。
综上所述，儒学中庸思想的主旨在于论述为人处世的普遍原则：既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要恰到好处，合乎常理。具体说来，其基本含义有四：
一是“执中”，也叫“执两用中”，这是“中庸”最基本的含义。中庸之道者，“用中为常道也”。《礼记》解释中庸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论语·尧曰》称中庸要“允执其中”。
“执两用中”这个“中”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并非仅指在两端取一个中间值。所谓“执两”是指矛盾对立的两极，它要求主事者必须“叩其两端”，从各种不同的意见，特别是正面和反面的意见中作出优化选择，即求中是也，然后全面考察，采取比较客观和稳妥的主张加以实行，这就是“执中”。
孔子曾以“射”来作比喻说明“执中”。他说：“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礼记·射义第四十六》）即认为“射”的“中”与“不中”的关键在自己主观方面，必须“反求诸己”。己心正则己身正，己身正则矢无不正，射无不中。正己好比仁，射中好比礼，仁是内在修养，礼是外在标准，仁是前提，礼是目的，二者之联结，便是中庸之道。
可见，“执两用中”不是模棱两可的折中主义，不讲是非的“中间路线”，更不是“同于流俗，合乎污世”，没有原则立场的乡愿态度。孔子痛恨乡愿，斥之为“德之贼”（《论语·阳货》）。乡愿，乡里之谨愿者，即无是无非、似是而非、唯唯诺诺、到处讨好的好好先生也。孟子对“乡愿”的解释道：“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
孔子说：“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礼记·中庸》）意即品德高尚的人和顺而不随波逐流，这才是真强啊！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强啊！国家政治清平时不改变志向，这才是真强啊！国家政治黑暗时坚持操守，宁死不变，这才是真强啊！中庸是如此的“强哉矫”，哪有一丝一毫折中、乡愿的味道？
中庸即“执中”或“用中”，讲起来容易，做起来是极难的。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礼记·中庸》有言：“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意即中庸相当于最高级别的道德，掌握和坚持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那么，掌握和坚持中庸之道难在哪里呢？在孔子看来，“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第四章》意思是说，坚持中庸之道的困难主要是因为聪明的人行为往往超过，愚笨的人则往往不及；贤能的人认为自己高明，不值得学习，愚笨无能的人则不知道应该学习，这都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中庸之道对人的切身意义，好比人们每天都要吃喝，但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品尝滋味。
二是“用中”，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不走极端。“庸”字古义为“用”，因此，“中庸”一词的含义就是关于“中道”的运用，也就是“用中”的意思。而何“用中”？其关键还是落在一个“中”上。
《荀子·宥坐》记载：“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意思是说，孔子去鲁桓公宗庙观礼，看到了欹器（一种盛水的器皿，无水时歪向一边）。孔子问守庙人：“这是什么东西？”守庙的人说：“这是放在座位右边，用来警戒自己，如‘座右铭’一般的器物。”孔子说：“我听说这种器皿在空着的时候是歪向一边的，盛满一半时就可以放得端正，而灌满就会倾倒了。”于是孔子对他的随行弟子说：“向这器物里灌水！”弟子舀水灌注欹器，果然是盛满一半时就可以放得端正，而灌满就会倾倒，空着的时候是歪向一边。这里的“虚”与“满”都是极端，宥坐之器就会因而“倾斜”和“倒覆”，满是“过”，虚是“不及”，只有“中”才能正。
既然“中”的含义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那么它实际上就是要人们在处理事物的过程中既要摆正立场（“不偏不倚”），又要把握好一个“度”（“无过无不及”）。可以说，“中”的主要内涵就是“度”。儒学认为，凡事都有一个适当的“度”，超过这个“度”就是过头，没有达到一定的“度”，就是不及，过头或不及都是违背“中道”的。据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欤？’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意即子贡问老师：子张和子夏谁优胜？孔子说：子张显得过分，子夏有些达不到。子贡问：是不是子张强一些？孔子的答复是：过分和达不到都是不好的。朱熹说：“中只是个恰好道理”（《朱子语类·卷三十三》），“事事有个恰好处”（《朱子语类·卷六十二》）就是说，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实现一定的目的来说，有一定的标准，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叫“不及”，超过了这个标准叫“过”，只有恰到好处，做到“无过无不及”，才能达到这个标准。
据《论语》记载：一次，子路向孔子问“强”，孔子答道：“强”有三种，一为南人之强，二为北人之强，三是你应有之强。在孔子看来，以宽大教人，不报复无理的行为，这是南人之强；以兵器、铠甲为卧具，死而不憾，此为北人之强；真正的君子应把两者统一起来，不偏向一端，这才是真正的强。依孔子之见，南人之强与北人之强均有可取之处，但都有些偏颇。中庸之道则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它既吸收了南方人的柔强，又吸收了北方人的刚强，形成柔刚相济的强。
总之，在儒学看来，中庸之道就是要人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论语》中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文质彬彬”“威而不猛”“和而不同”“泰而不骄”“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周而不比”“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等，实际上都是对生存与发展之度的把握。
三是“时中”，即因“时”而“中”，适时用中。就是因应不同时机，审时度势以求中。
孟子与孔子一样崇奉中庸，他曾比较了杨子、墨子和子莫三人的行为，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这三个人其实都未得中庸之道。杨朱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是严重的“不及”；墨子兼爱，平等地爱世上每一个人，又严重的“过”了；子莫“执中”比较好一点，但不知如何变通，如果执中而不懂权变，与执著于一边的偏见无异，也是有害于中道的。所以，他们三个人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孟子认为，中庸绝对不是偏执一端，不知变通。不知权变，犹“执一”也。朱熹说：“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执中而无权，则胶于一定之中而不知变，是亦执一而已矣。”（《四书集注·孟子·尽心上》）可见，贯彻中庸之道，要从实际出发灵活应用，见机行事，不能固执僵化，拘泥于某种教条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果“执中”，而不随时随地随机而变通，那仍是“执一”，孟子称“执一”为“贼道”，“举一而废百也”，不是真正的中庸。
《周易》说：“变通者，趣时者也。”（《易传·系辞下》）能趋时变通，即是“识时务”，而“识时务者为俊杰。”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章句》）“时中”，就是因应不同时机，揆情度理以求中。孟子引用齐国谚语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基不如待时。”（《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虽然有智慧，不如趁形势；虽然有锄头，不如等农时。荀子说：“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荀子·不苟》）意思是顺应不同时间或屈或伸，像蒲苇那样柔软顺从，这并不是胆小害怕；刚强勇毅，没有什么可以屈服的，这不是骄横暴躁；用义去对付变化，知道什么时候可屈什么时候该伸罢了。一个人屈于当屈之时，是智慧；伸于可伸之机，也是智慧。屈是保存力量，伸是光大力量；屈是隐匿自我，伸是高扬自我；屈是生之低谷，伸是生之峰巅。有低谷，有峰巅，波浪行进，这才构成完美而丰富的人生。可见，“中庸”是中国人的一种为人处世之道。
四是“中和”，或称“致中和”，是中庸所达到的一种和谐境界。“致”，达到。“致中和”，指人的道德修养达到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十分和谐的境界，也就是符合“中庸”的标准。一旦得中，即“致和”，或称“致中和”。这里的“和”，亦即“和谐”或称“和合”。
中庸在具体道德行为上的表现就是“礼”。“礼”作为行为规范的作用是“和”：“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即中和。“礼”与“中”是密不可分的，孔子以中庸为道德之极。荀子则提出“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是求同存异，恰到好处。《春秋》中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鲁昭公二十年）这是孔子评论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的“临终遗言”时所说的一段话。据《左传》记载，子产临死前，曾告诉他的接班人子大叔说，为政的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的对象，或宽或猛，宽猛适中。孔子称这种宽猛相济所达到的适中状态为“和”。
在儒学看来，中庸之道是致“和”之道，一旦得“中”，即“致和”。中庸之道要求做人要中，处世要中，思虑要中，审事要中，惟中是求，惟中能致和。《中庸》说：“和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综上所述，中庸是一种以恰当合理为内在精神的普遍和谐观，具有辨正因素和价值论意义，同时具有丰富的社会政治内涵和伦理道德内涵。它体现的是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宽广胸襟和“一以贯之”的坚定信念，是具有永久的真理性和现实主义的伟大思想。儒学的中庸之道可谓是古代东方的一种特有智慧。
当然，儒学中庸之道片面强调平衡、适度、协调、和谐，而遏制矛盾的斗争性、对立性，则易于养成保守、退缩、因循等积习，这是其明显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