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礼”具有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社会的普遍规范两方面的内涵，“礼”的本质是一个社会“分”与“别”的原则，即规定了每个人在家庭、社会、国家中要根据自己的身份，去恪守相应的社会行为规范以及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儒家主张建立以“礼”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即依靠“礼”，维护有差别的等级制度。
（一）为国以礼
儒学礼治主张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家之精义，尤其是管仲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礼治”思想。
儒学认为，礼是德的外在表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礼的作用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谐有序，“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因此，儒学主张建立以“礼”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为国以礼”。荀子认为，“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荀子·王霸》）意即国家没有礼制就不能治理好。礼制之所以能用来治国，打个比方，就好像秤能用来分辨轻重，就好像墨线能用来分辨曲直，就好像圆规、曲尺能用来确定方圆一样，已经把它们设置好了，人们就没有谁再能搞欺骗了。
那么，如何实现以礼治国？孔子认为，应从“正名”开始做起。《论语》中记载：“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在这段对话中，子路问孔子说，如果有一天卫国君主请您去主治政事，您将先做什么呢？孔子回答说：一定要先做“正名”的工作。所谓“正名”，就是要通过确定社会每个成员的身份地位，以及与其身份相应的礼仪规范等，来整顿和协调社会的人际关系。在孔子看来，社会成员身份地位的确定，以及共同遵守与其身份相应的礼仪规范，是维系和稳定整个社会秩序、使各种法令制度得以顺利贯彻执行的基础。否则，人们由于身份不明确，说话办事都将是理不直气不壮的，法令制度也就无法正确执行，人们也将不知道如何去行动了。
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人际关系中的一定秩序，这种秩序的破坏或不确定，都会造成人际关系的混乱或颠倒，从而也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定。鉴于中国是小农经济的专制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无非是君臣父子关系，所以孔子主张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渊颜》）。在君臣关系上，强调“君礼臣忠”；在父子关系上，主张“父慈子孝”。一句话，各种社会关系都要以礼为准则，甚至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认为只要君、臣、父、子各行其义务和责任，社会就可以和睦安宁。为此，首先要维护家庭的稳定，因为“国之本在家”。要重祭祀，因为祭祀可以提醒相互间的血缘关系，有利于团结。要提倡孝道，又宣扬忠，忠孝并列。所以，在孔子的“正名”思想中，是有一些合理的内容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
以礼治国，重要的是遵守等级秩序，下对上不能有僭越行为，否则就是天下无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意即天下有道的时候，制作礼乐和出兵打仗都由天子做主决定；天下无道的时候，制作礼乐和出兵打仗，由诸侯做主决定。天下有道，国家政权就不会落在大夫手中。天下有道，老百姓也就不会议论国家政治了。
以礼治国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仁义”的根本原则。在儒家看来，“信仁贤”“重礼义”“修政事”才能管理好国家，“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孟子·尽心下》）意即不信任仁人贤士，国家实力就会空虚；没有礼义，上下等级关系就会混乱；没有政事，国家财用就会不足。
（二）刑礼兼用
在实际的治国为政原则上，儒学认为，礼治德教是最根本的。但礼治德教是建立在人们内心自觉的基础之上的。而在现实生活中，社会的全体成员是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具有这种自觉性的，而且也很难时时事事处处都做到自觉。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外在的带有某种强制性的法令制度，即法治刑罚，也是不可缺少的。
在儒学为政治国理论中，荀子是第一个强调礼治德教与法治刑罚相统一和并重的思想家。他说：“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天论》）意即一个统治者如果能够推重礼义，尊崇有才德的人，那就可以成就“王”道（这是儒学追求的最高理想社会）；如果能够推重法制，爱护百姓，那就可以成就“霸”业（称霸诸侯，强盛的国家）。而对于这两种社会政治局面，荀子都是给予肯定的。荀子还十分明确地指出，“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荀子·富国》）意即不用道德教育，只依靠刑罚，那么法律条令再详细周密，也是防不胜防的。相反，如果只用道德教育而不用刑罚，那么少数奸民就得不到应有的惩治，这也是不行的。所以，他既强调“隆礼”，同时也主张“重法”，把两者都看做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原则。如他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意即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是礼义与刑罚，统治者用礼来修身，百姓怕刑而安宁。彰明美德慎用刑罚，国家就能治理好，天下也就太平了。
关于礼与法之间的关系，荀子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意即礼是立法的依据和基本原则。可见，在治国的方略上，荀子是主张礼法并重的，并认为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荀子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治国为政原则，为中国以后历代统治者和官僚们所遵行。汉宣帝时比较重用刑法，他的儿子，后来的汉元帝，则“柔仁好儒，见先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就上言建议宣帝“宜用儒生”，多用道德教化。宣帝听后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意即我们汉家有自家的制度，历来就是“王”“霸”兼用，礼法并重，怎么可以只用德教呢？汉宣帝的回答是很有代表性的。
事实上，仁政德治作为一种理想和宣传是可以的，然而在实际的治国理政中，是不可能只用德治的，而必须要辅之以法治。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在实际的治国理政原则中，从来都是礼法并重，刑德兼用，宽猛相济，德威并施的。
（三）人治与法治
在治国原则上，中国历来有所谓“人治”“法治”的论争。儒家认为，在“法”与“人”二者中，“人”的因素更为重要。
荀子认为，治理国家，既要有法，又要靠人，二者都重要，但比较起来，人则是第一位的。荀子在总结先秦时期的历史经验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荀子·君道》）意即有搞乱国家的君主，没有自行混乱的国家；有治理国家的人才，没有自行治理的法制。后羿的射箭方法并没有失传，但后羿并不能使世世代代的人都百发百中；夏禹的法制仍然存在，但夏后氏并不能世世代代称王天下。所以说，法是不能独立起作用的，律例也不可能自动被实行；得到了那种善于治国的人才，那么法制就存在；失去了那种人才，那么法制也就灭亡了。法制，是政治的开头；君子，是法制的本原。所以有了君子，法律即使简略，也足够用在一切方面了；如果没有君子，法律即使完备，也会失去先后的实施次序，不能应付事情的各种变化，足够形成混乱了。不懂得法治的道理而只是去定法律的条文的人，即使了解得很多，碰到具体事情也一定会混乱。
荀子还认为，法不能对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家大事、社会生活概括无遗。而且法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能完全随机应变。法的漏洞需要人去弥补。“故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职而不通，则职之所不及者必队。故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过，非君子莫能。”（《荀子·王制》）意即制定了法律而不再依靠臣下讨论研究，那么法律没有涉及到的事情就一定会被废弃不管。规定了各级官吏的职权范围而不彼此沟通，那么职权范围涉及不到的地方就必然会落空。所以制定了法律而又依靠臣下的讨论研究，规定了各级官吏的职权范围而又彼此沟通，那就不会有隐藏的图谋，不会有没发现的善行，而各种工作也就不会有失误了，不是君子是不能做到这样的。有了君子，即使法有不至，职有不通的地方，也可以“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荀子·王制》），意即有法律依据的就按照法律来办理，没有法律条文可遵循的就按照类推的办法来办理。从而，他得出结论：“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荀子·王制》）意即有了良好的法制而产生动乱是有过这种情况的；有了德才兼备的君子而国家动乱的，从古到今，还不曾听说过。
尽管荀子的这些话说得有些绝对，因为君子并不是万能的，但他在这里并没有完全否定法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作用。同时，他指出法是需要人去执行的，特别是需要君子（有德有才的人）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去施行。而且，说到底，法都是由人制定出来的，法是死的，人是活的，离开了人，法是不可能自动起作用的。应该说，荀子的这些观点还是很有道理的。所以，自荀子以来，儒学主张人法并重，重在择人执法的思想，是很值得我们今天认真研究，吸收其中积极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