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仁政思想的渊源
儒学的仁政主张是与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密切相关的。孔子建立起了儒学的仁学，他对“仁”的思想的阐发，着重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实践原则。所以，在他那里还没有提出“仁政”的概念。但是，在孔子的仁学思想中却包含了以后仁政思想的萌芽。如《论语》记载：孔子在回答子贡问仁时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臂，可谓仁之方者已。”（《论语·雍也》）意即至于仁人，就是要想自己站得住也要帮助别人站得住，自己想要达到的也一定使别人达到。凡事能就近以自己作比，而推己及人，可以说就是实行仁的方法了。又在回答仲弓问仁时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意即出门办事如同去接待贵宾，使唤百姓如同去进行重大的祭祀那样严肃认真。自己不愿意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可见，孔子不仅把“仁”视为做人的基本准则，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情感要求，还希望把“仁”的精神渗透于政治运作之中。
在孔子谈仁的言论中，有一些是直接涉及到为政者如何行仁的一些具体的原则。如“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矣，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孔子在回答子张问仁时说：一个人如果能够从“恭”，“宽”，“信”，“敏”，“惠”等五个方面去做事，则可以称得上是仁了。所谓“恭”是指容貌上的端庄，而体现出来的则是一种认真而谦逊的态度，这样才不至于遭到臣民们的轻视和怠慢；所谓“宽”是以宽厚的态度待人，这样就能获得民众的拥护；所谓“信”是指对于发布的政令和承诺要讲信用，这样民众就会愿意为你去工作；所谓“敏”是指处理事务要明确果断，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所谓“惠”是指要给民众以实际的利益，这样民众才愿意听从你的支配。
再如，“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的学生子张问：“怎样做，才可以从政呢？”孔子回答：“要尊重五种美德，抛弃四种恶政。这样就可以治理政事了。”子张问：“什么是五种美德？”孔子说：“君子要给百姓以恩惠而自已却无所耗费；使百姓劳作而不使他们怨恨；要追求仁德而不贪图财利；庄重而不傲慢；威严而不凶猛。”子张说：“怎样叫要给百姓以恩惠而自己却无所耗费呢？”孔子说：“让百姓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这不就是对百姓有利而不掏自己的腰包嘛！选择可以让百姓劳作的时间和事情让百姓去做。这又有谁会怨恨呢？自己要追求仁德便得到了仁，又还有什么可贪的呢？君子对人，无论多少，势力大小，都不怠慢他们，这不就是庄重而不傲慢吗？君子衣冠整齐，目不斜视，使人见了就让人生敬畏之心，这不也是威严而不凶猛吗？”子张又问：“什么是四种恶政？”孔子回答：“不教育就杀戮，叫做虐；不讲清楚要求就要老百姓完成，叫做暴；命令下得很晚，又限令老百姓按期完成，叫做贼；给别人利益，出手的时候又很吝啬，叫做小气。”
孔子上述对仁的思想的阐发，是后来孟子提出“仁政”学说的理论渊源。
（二）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与含义
“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推而广之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儒家政治思想的标志。孟子的“仁政”学说是以人性善为理论基础的。孟子认为，“仁政”来源于“仁心”。按孟子的说法是，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这正是人内心“善”的本质的自然流露。孟子还把人性的这种“善”的本质分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之为“四端”。“端”是起点的意思，在孟子看来，人只要努力地把这些“善端”扩充，即道德实践，就可成就德性。再把这些德性引入政事，就叫做“仁政”。
在孟子看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古圣先贤们正是因为具有这种“不忍人之心”，所以才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去实行“不忍人之政”，那么治理天下将会是十分容易的事了（《孟子·公孙丑上》）。所谓“不忍人之心”，即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者的“爱人”之心。而“不忍人之政”，亦即所谓的“仁政”。因此，“仁政”源于“仁心”，而“仁心”是由人性所规定的。
可见，孟子所谓的“仁政”，是指以一种怜悯同情、爱护百姓之心来处理国事民生。其基本精神就是要求统治者对人民要有同情心和爱心，推恩于民，“发政施仁”。其具体方法就是推己及人，从自身而推想到他人。即由“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意即尊敬自己的老人，并由此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并由此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孩子。实行《礼记·大学》中所说的“絜矩之道”，也就是“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把对于尊敬长者、爱护幼儿这样一种情感推广到天下，并使其成为一种良风美俗。
孟子认为，这种推恩于民的精神和行为是十分重要的，“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意即有了这种“推恩”的精神和行为就可以保有天下，而没有这种“推恩”的精神和行为，那么最后会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保不住。古代圣贤之所以有过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善于把他们的恩惠推及于他人。
而推恩于民，发政施仁的关键在于爱民。爱民就要考虑民之“好恶”，民之“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孟子·离娄上》）。孟子对那种不关心百姓疾苦的统治者是深恶痛疾的，他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意即厨房里有肥嫩的肉，马房里有健壮的马，可是老百姓面带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人，这等于是在上位的人率领着野兽吃人啊！他认为，“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孟子·尽心下》）意即仁者是把对他所喜爱的人的恩德推而及于他所不爱的人。而不仁者则是把他加给他所不喜爱的人的祸害也推而及于他所爱的人。
（三）仁政的主要内容
孟子认为，仁政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即仁政要从划分田界开始，实行井田制度。划分田界是让老百姓耕者有其田，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收成，养家糊口。
然后，就是在井田制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孟子曾对梁惠王说：“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要做到让老百姓有粮食，有鱼虾，有木材等物资，不愁吃，不愁穿，不愁用，生老病死各种生活问题都能得到妥善解决，这就是王道的开始，也就是仁政的开始。
然而，孟子主张发展经济，但并不主张“竭泽而渔”式的破坏性发展。孟子对梁惠王讲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意即不耽误农业生产的季节，粮食就会吃不完。密网不下到池塘里，鱼鳖之类的水产就会吃不完。按一定的季节入山伐木，木材就会用不完。孟子这一段话其实包含了发展经济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可持续发展。用现在的话说，这显然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这样看来，孟子那个时代的人们就已经理解了可持续发展的道理。
孟子还认为，轻徭薄赋也是仁政的基本内容。孟子多次要求统治者“薄税敛”，认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chán）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孟子·公孙丑上》）意即尊重贤人，任用能人，杰出的人在位，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会高兴，而且愿意到那个朝廷去做官；市场，提供场地存放货物而不征租赁税，依照规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不使货物积压在货场，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愿意把货物存放在那个市场上了；关卡，只检查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愿意经过那条道路了；对于种田的人，只要他们助耕公田，不征收私田的赋税，那么天下的农夫都会高兴，愿意在那样的田野里耕种了；人们居住的地方，没有劳役税和额外的地税，那么天下的人都会高兴，愿意来做那里的百姓了。
总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意即假如国君能以人民的快乐为快乐，那么人民也会以国君的快乐为快乐；假如国君能以人民的忧愁为忧愁，那么人民也会以国君的忧愁为忧愁。与天下人同乐，与天下人同忧，假如这样而还不能称王天下的，从来也没有过。
接着就要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孟子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梁惠王上》）意即有一定财产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稳定的资产作为生活保证，却又保持良好的道德品质，恐怕只有贤达之人才能做到。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假如没有固定的产业，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假若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加以惩罚，这等于是统治者设下罗网陷害百姓。所以，孟子强调要让老百姓都有“恒产”（即让老百姓有生活上的基本保障），这样才能使人民对政权有“恒心”，即有相当持久的政治认同。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意即贤明的君主要为人民大众创造稳定的产业，使他们上可以奉养父母，下可以养活妻子儿女。好年景终年丰衣足食，坏年景也能免于冻馁死亡。这样之后再督促他们一心向善，百姓也就乐于听从了。
可见，让老百姓有生活上的基本保障，这是政治稳定和教民向善的基石。为此，当权者应注意发展社会生产，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说，在五亩田的宅地（房前屋后）种桑养蚕，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棉袄。鸡、狗与猪这些家禽家畜，不要错过繁殖的季节，七十岁的老人家就有肉吃。一百亩的田地，不要占夺（种田人的）农时，几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饿肚子了。七十岁的人穿上丝棉袄，吃上肉，一般百姓不挨冻受饿，做到这样却不能统一天下的，是绝不会有的。
此外，还要有好的人伦教育，即“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要好好办学校，反复阐说孝亲敬长的道理。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就是孝悌。每一家人都做到孝悌，天下自然就慢慢太平了。
（四）仁政学说简评
从上述孟子仁政学说的大致内容来看，所谓“仁政”就要求统治者做到：努力发展经济，让老百姓有稳定的生活条件，要制民之产，不违农时与轻徭薄赋，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还要推行很好的人伦教育。在孟子看来，统治者若真能推行这些仁政，将无敌于天下。因为行仁政是合乎人性的要求，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的。“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孙丑上》）就是说，以“仁政”统一天下，是谁也阻止不了的。否则，就只能是自取灭亡。“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意即天子没有仁德，不能保有天下；诸侯没有仁德，不能保有国家；国卿、大夫没有仁德，不能保有宗庙；士人、庶民不仁，不能保有自身。
应该说，孟子上述仁政思想具有相当的理想色彩，以至于当时的当权者很少认同或采纳他的主张。据《史记》记载，孟子到了梁国以后，梁惠王对他的学说就很不以为然，“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意即孟子的学说主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差太远。而“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可见，孟子的学说在当时颇有些不合时宜的尴尬。
但是，更应当看到，孟子的仁政思想，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宝贵的政治思想遗产，里面含有很多科学的因素。后世历朝历代的进步政治家都能从中吸收精华内容，以稳固自己的统治。一方面，在当今时代多极化政治格局中，世界上强国林立，各方面竞争异常激烈，另一方面，我们在国内又要建立强大而又和谐的小康社会，从这些角度看，一种科学而又得民心的治国之道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很需要的。孟子的仁政的治国的思想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启发作用的，是不应该被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