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人生智慧是一种平易纯正的智慧，是简易平实的中正之道和生活之理。
忧患意识起源于远古时代。《周易》提出“三不忘”的主张，认为只有居安思危，才能长治久安。儒学二圣孔子和孟子都曾对忧患意识有过深刻的论述。儒学的忧患，不是外感的忧（物质的忧），而是内发的忧（内圣外王之忧）。
忠恕之道概括起来讲，就是人们常说的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即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以对待自己的态度去对待他人。
责己宽人就是对自己应要求严格，对别人则宽容大度。孔子认为，责己的前提是不断地反省和自察，能责己宽人就能远离怨恨。
隐忍谦让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孔子有言：“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告诉人们：有志向、有理想的人，不应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更不应在小事上逞匹夫之勇，而应有开阔的胸襟和远大的抱负。
谨言慎行不仅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要求，而且是全身远祸的人生忠告。
持经达变是指遇事要从实际出发，全面地看问题，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权衡利害，分轻重、缓急，采取灵活变通的方法，恰如其分地处理问题，使事情办好、办成功。
“和”与“同”是中国文化所关注的一对含义不同的重要范畴。早在西周末年至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过所谓“和同”之辨。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著名观点。“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根源所在。
“中庸”最早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但其中道的思想渊源则是古已有之。儒学中庸的主要含义：一是“执中”；二是“用中”；三是“时中”；四是“中和”。
“人生三戒”是孔子针对人在少年、壮年和老年的不同时期提出的。儒学认为，要能够做到“人生三戒”，关键在于克服贪欲。
儒学智慧有以下特点：第一，智力与道德相统一；第二，崇尚以和为贵；第三，有大智和小知之分。
儒学的人生智慧是一种平易纯正、精到圆熟的智慧。它否定诡异怪诞的所谓“怪力乱神”的人类生存的反常、异常状态，十分关注人类生存的恒常和自然状态，贴近人们的伦常日用本身，是“伦常日用之正理”。儒学所要寻求的是人类社会和人生之正道、正理，是简易平实的中正之道和生活之理。
忧患，指忧虑患难。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忧患。人类总是在迎接来自自然、社会、人生的各种挑战，经受千难万险的考验，才赢得发展和进步，没有忧患，没有危机感，就没有追求，没有前进的动力。
忧患意识起源于远古时代，它首先表现为人对自然的忧患。所谓“忧患”，乃是指人们面对自然、社会与人生所遭遇的苦难而产生的忧虑与思索。它作为人们直面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而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儒学的忧患意识，既是对历史的沉思，更是对现实的感受，它主要表现为对国家、民族、人类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怀与忧虑。
在先秦时代，儒学就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思想。“居安思危”一语，出自《左传·襄公十一年》：“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指处于安逸的环境里，要考虑可能出现的危险和困难，随时有应付意外事件的思想准备。
《周易》就是忧患之作，富有浓重的生命忧患意识，它懂得“物极则反”，提出了“三不忘”的主张。“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传·系辞下》）就是说，安于其位，则招来倾危；保持现状，则招来灭亡；自恃国家已经得到治理，结果却招来祸乱。因此，要三不忘，即：处于安、存、治的局面，不能忘记危、亡、乱的可能，永远持有一种忧患意识，这才是身安、家齐、国治的保证。
相传，商代末年，大臣箕子发现商纣王的生活越来越腐败，便经常通过宫中的侍从打听消息。一天，他问侍从：“现在，纣王吃饭时还用竹筷子吗？”侍从说：“不再用竹筷子，已经改用象牙筷子了。”箕子说：“用象牙筷子，还会再使用陶碗吗？必然要配玉器啊。用象牙筷、玉器皿，还会吃一般的饭菜吗？必然要吃山珍海味啊。吃山珍海味，还会住苇草屋子吗？必然要盖楼阁啊。”侍从说：“你分析得很对，现在大王正准备盖楼阁呢。”箕子说：“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由此可知，商朝怕是不会长久了。”这个故事告诫人们要有危机意识，用现代人的话说，也就是要防止所谓“青蛙”的误区。温水中的青蛙会感到舒适惬意、怡然自得，对于慢慢上升的温度浑然不觉、若无其事、麻木不仁而待着不动，及至水温达到一定程度，青蛙意识到危险时，它已无力从温水中跳出，因为它的体能已不知不觉地在温水中消耗殆尽了。
《周易》和上古时期的人们所具有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对于以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学二圣——孔子和孟子都曾对忧患意识有过深刻的论述。孔子对忧患意识的论述主要是讲人生，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着儒学的仁义原则，把忧患的对象、内容放在关注他人、社会和国家上，追求安邦定国，匡济天下的社会理想，把个人的愁苦患难放在次要地位，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如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意即人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意即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只怕自己不了解别人。“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意即君子只担心“道”不能行，不担心贫穷。孔子的忧患还表现在对现实政治的忧患，即对所谓“天下无道”的忧患，对礼崩乐坏文明危机的忧患，主张继承和发扬周代以来的古代文明，并提出“礼治”的治理方案，这是孔子的忧患意识。
孟子对忧患意识的论述也极为深刻。孟子认为，“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所以“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孟子·尽心上》意即有的人之所以有很高的德行、智慧、本领、知识等，乃是因为他经常有灾患的伴随。由此，孟子深刻地认识到了忧患对一个人乃至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从而认为，要忧患以生、自强不息。他举例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白里奚举于市。”（《孟子·告子下》）意即古代的舜、传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溪等贤达人士最初都是生活在艰辛困苦之中，正是这种艰辛困苦，磨难了人生，砥砺了人生，锻炼了人生，丰富了人生，从而使他们能在以后大有作为。接着，孟子讲了一段千古名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意思是说，所以上天要把重大的担子加给这个人，必定要先使他的心志受困苦，使他的筋骨受劳累，使他的肌体受饥饿，使他的身子受困乏，使他每做一件事都受干扰、被打乱，以此来使他心理受振动、性格变坚韧，增加他所缺少的才能。一个人常有过失，才能改正；心志遭困苦，思虑被阻塞，才能发愤有为；表露在脸色上，抒发在言语中，才能使人了解。国内没有执法的大臣和辅佐君主的士人，国外没有势均力敌的国家和外患的威胁，国家常常会灭亡。这样，就能明白忧患中能获得生存、安乐中会遭致灭亡的道理了。这段话是孟子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条深刻认识，无论是讲逆境对人的成才作用，还是国家的兴亡，都是一样的道理。即艰苦的生活环境能够锻炼人们坚强意志，激励人们不断进取；而安乐的环境和生活条件则容易腐蚀人，沉湎其中就会走向颓废乃至灭亡。
说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太史公说得好：“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意即以前周文王被纣王囚在羑里时，曾推演出《周易》的卦爻；孔子在陈、蔡二国遭到了厄困，就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到江南，著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后，编纂了《国语》；孙膑的脚受了重刑，自作《兵法》；吕不韦被流放到蜀地，而作《吕氏春秋》；韩非子被秦国囚禁，才有《说难》《孤愤》等名篇的问世；《诗经》三百篇，大多都是先圣先贤抒发自己的悲愤而创作出来的。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们身处逆境的忧患之中，心气郁结，奋发而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缘故。至于死于安乐者，历代昏庸之君，荒淫逸乐而身死国亡，其例更是不胜枚举。
综上可见，儒学的忧患论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外忧，或因困难挫折而遭致的忧，或因物欲难以满足之忧；一类为内忧，即为了欲实现理想而产生的忧，亦即善性力图扩充之忧。前者如孔子在陈绝粮，如颜回箪食瓢饮，这类外忧是平常人心目中的忧，也是君子做平淡之想时的忧。而一旦君子自觉其为君子时，或能达性命之情时，这一类的忧便不足为忧或不复为忧；所以有“仁者不忧”“君子不忧不惧”“乐以忘忧”等否拒和排除忧的说法和办法。因为这类外忧都是“命”的安排，是“莫之致而至者”，自己无可奈其何，也无所负其责，因而也就无需动其情、用其忧。既来之，则安之，视同天理自然。不仅此也，既然这类外忧乃命的安排，“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一》），何不据性之善秉，视外忧为“天将降大任”的征兆，化外忧为成贤希圣的动力？一念及此，乐之唯恐不及，更何忧之有！
君子所真正当忧的是内忧。如“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意即对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求，听道义不能去做，有了不善的事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所忧虑的事情。再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孟子·离娄下》）意即舜是人，我也是人；舜给天下的人树立了榜样，影响可以流传到后世，我却仍然不免是个平庸的人，这是值得忧虑的。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岳阳楼记》），思“出民于水火而登之衽席”之忧（《致南京参议会论建都书》）。总之，是种种内圣外王之忧。这类内忧，觉之则有，迷之则无，是良心善性之见于感情者，也是为学修身之结果，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情感所在。
综上所述，儒学认为，外忧是物质的忧，起于欲，内忧是精神的忧，生于性；前者是外感的忧，非我所致，后者是内发的忧，乃我所求。物质上的不足谓之“贫”，精神上的追求谓之“道”。外感的忧叫做“患”，应该不动乎心，内发的忧才是“忧”，必须念兹在兹，所谓“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孟子·离娄下》）这就是儒学的忧患论。
儒学的忧患意识，是一种居安思危、处兴思亡的辩证理性精神。它深刻地揭示了人生成长乃至民族、国家发展的一种特定规律；体现了对国家、民族关怀的博大情怀和面临危难、困境而不屈服、不畏难的积极参与、敢负责任的精神。应该说，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忧患精神和自强精神，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深深地渗透在中国的文化精英、政治精英的血脉中，并扩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显著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
人生旅途中，逆境催人警醒，激人奋进，而安逸优越的环境却消磨人的意志，使人耽于安乐，尽享舒适，常常一事无成。有的人甚至在安逸之时沉溺酒色，自我毁灭。这与青蛙临难时的奋起一跃和温水中的卧以待毙是何其相似。所以，对人的一生来说，逆境和忧患不一定是坏事。生命说到底是一种体验，因此，对逆境和忧患的体验倒往往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