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儒学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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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儒学的道德人格

人格是评价一个人道德行为的尺度,也是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显示。孔子对人格曾作过这样的解释:“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礼记·缁衣第三十三》)这里的“格”就相当于人格。儒学认为,当一个人通过修己求仁达到做人的标准,进入一定人生境界时,也就具备了人格。

儒学讲人格是把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贯彻其中,故称“理想人格”。所谓“理想人格”是指人的内在精神与外在言行都升华到一个高于常人的境界,成为世人所效法的楷模。

儒学以道德作为人的本质,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追求人的道德完善,所设计的理想人格,即是道德完善的人。由于道德境界的差异,儒学的理想人格又分为不同的层次,如君子、豪杰、圣人等。他们都是人生的典范,反映了儒学的道德追求。

(一)君子人格

“君子”称号并不是孔子首先使用的,在孔子以前的文献《尚书》《诗经》中就已提到了“君子”。它最初的含义是指大夫以上的当权者,当时并无明显的人格特征。孔子借用了这一称号,赋予它新的内涵,使之成为儒学崇尚的理想人格和培养人才的规格标准。

孔子关于“君子”的论述有很多,但概括起来,可以用《论语·卫灵公》中的一句话来表述“君子”的本质特征:“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意即君子以义作为根本,用礼加以推行,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用忠诚的态度来完成,这就是君子了。

1.君子义以为质

孔子反复强调,“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把利看得很轻,穷不失义,弱不丧志,并把义利之辨看成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线。

儒学强调君子应该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追求道德的完善和心灵的净化,鄙视那些只顾蝇头小利的人。重义轻利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原则贯彻到现实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就是重视道德境界的提高,反对对物质生活享受的追求。

但这并不是说君子不懂得利与义的关系,一概反对利,而是强调正当谋利,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过,利固然不可一概排斥,但对利的追求始终必须处于义的制约之下。正是在此意义上,孔子一再强调“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如果不合乎义,则虽有利,亦不足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相对于义,利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甚至“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君子应把弘道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提倡精神追求重于物质享受。因此,“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意即士如果留恋家庭的安逸生活,就不配做士了。“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意即一个人如果立志于追求真理,却以穿不好吃不好为耻,那么实在不值得与其探讨追求真理的问题。

2.君子礼以行之

君子以“义”为质,是就君子内在的道德品质而论。就生活和人际关系而论,则“君子礼以行之”。

儒学所说的礼,是指作为当时社会道德规范的一套生活行为准则。守礼,社会才能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局面,实现上下和谐的社会环境。所以,遵守“礼”是君子最首要的要求。孔子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意即君子广泛地学习古代的文化典籍,又以礼来约束自己,也就可以不离经叛道了。

孔子警告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即是说,一个人只知道恭敬、谨慎、勇敢、直率,而不讲礼貌,不受礼的约束,就会变得不文明,甚至不道德,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具体说,君子遵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辞让谦和。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在为人处世方面,君子与士是这样做的:“君子周而不比”(《论语·为政》)即君子团结,但是不搞帮派;“君子和而不同”,即君子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苟同于对方;“君子泰而不骄”(《论语·子路》),即君子泰然自若而不骄傲;“君子矜而不争”(《论语·卫灵公》)即君子庄重自尊而不与人争强斗胜。二是恪守本分。君子的言行举止都符合礼制的要求,可以“固穷”,能“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是为有礼守节,不易志;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是为知礼守本,不逾矩。

孔子认为,一个理想的君子人格的生命写照是:“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意思是说,君子饮食不求满足,居处不求舒适,勤勉做事而说话谨慎,到有贤德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可以说是好学的了。而儒者的好学当然就是学仁。在孔子看来,生活中的富贵贫贱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对仁德的遵从与否,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境下,都要以仁德的胸怀来面对世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就是孔子对于一个理想的君子人格的要求。可见,仁是君子的内在品德,守仁才能行之以礼,对于君子之“仁”,孔子有“仁者不忧”的说法(《论语·宪问》)。他认为,君子因为“内省不疚”,所以“不忧不惧”(《论语·颜渊》)。

可见,君子是仁德的执著追求者和克己的典范。在儒家道德体系中,仁是最高德目,又是区分君子小人的重要界标。

3.君子孙以出之

“孙”同“逊”,这句话体现了君子注重做而不说或先做再说的谨慎实干作风。《论语·为政》中,子贡问君子时,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就是此意。《论语》中常提到君子要“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

孔子时常提醒有理想的君子在社会实践时的谨言慎行之道,这是基于他对人性的透彻理解所亲身体悟出来的。因为社会中是充满了陷阱的,所以,对于周围小人的防范是时刻要注意的,在不好的时代、不好的国家,要防范小人的伤害,在小人面前要注意他的心思欲望所显现的企图,在对谈之际要注意言语上的谨慎,莫要一时口快得罪小人而遭受莫大的伤害。孔子在这方面的教诲不少。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如果大环境是可以让我们施展抱负的话,那么我们立身处事与应对进退就应该更加谨慎恰当;如果大环境中充满了小人得志与好人的陷阱的时候,那么立身处事仍然要守道正直,不可妥协,但是在言语之际就要非常小心地注意会不会被人家拿来当话柄而正中下怀了。再如“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论语·宪问》)意即贤德的人遇到乱世会避开,差一点的人遇到是非之地会避开,再差一点的人看到别人的脸色不好会避开,更差一点的人听到不好的言辞会避开。孔子又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对于同守正道的人,该说的话要如实告知,否则对不起朋友。而对于小人,有些话是不该说的,说了就是失言。所以,有智慧的君子应该既不失去结交君子的机会,也不会发生讲错话的情况。

4.君子信以成之

孔子用“文、行、忠、信”教导学生,他认为,君子要守信誉,诚信是君子为人处世的一个根本准则。所谓“信”,就是信用,即言行一致、恪守诺言。君子重诺笃信,提倡“言而有信”,把忠信作为立身之本,“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知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诚信有二义,一为言行一致,行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二为讲信用,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没有诚信,言行表里不一为君子所不齿。

总而言之,作为士,要“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论语·子路》),作为君子,则要做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这样近乎完人的标准,只是儒家学者对人的品格的理想化。

(二)“大丈夫”人格

如前所述,君子人格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温、良、恭、俭、让”的文质彬彬的人格范型。尽管它包含着“自强不息”、以仁为己任等因素,但总的来说,还缺乏一种豪迈激越的精神。于是,儒学又提出了第二个层次的人格范型:“大丈夫”人格。

所谓“大丈夫”,是一种杰出、俊伟的人格形象,是具有大智大勇的有德之人。大丈夫人格是儒家亚圣——孟子提出来的,这一理想人格的塑造,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孟子学说中,大丈夫人格主要具有以下规定和特征:

一是大丈夫有高尚的气节,他们以义为上,决不向权势低头。君子守礼,大丈夫崇义。礼多为既成之旧制,而义者宜也,宜于时宜于势,所以,崇义比守礼具有更加积极的道德价值。孟子强调居仁由义,从仁出发,通过义来实现仁。因此,他所设计的大丈夫人格,都以义为行为准则,而不是循规蹈矩地守礼。在孟子看来,大丈夫有着极强的原则性和正义感,不受礼节的拘束,所谓“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是从”(《孟子·离娄下》)但这并不表明大丈夫可以言行不一,不守信用,而是坚持更高意义的信,即信于义。可以说,义是大丈夫维护的最高价值。由于相信义的力量,大丈夫有着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刺肤刺目,无动于心,只要坚信自己拥有义、符合义,“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

二是大丈夫特立独行,比君子更加注重人格的独立与尊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大丈夫只以义为贵,不把服从作为美德,就是富贵权势也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孔子说,君子有三畏,其中之一是“畏大人”。大丈夫则不然,“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高堂华室、美食侍妾、酒乐田猎等这些“大人”引以为傲的东西,豪杰均不屑一顾,“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

三是大丈夫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即所谓“浩然之气”。这是由于大丈夫“尚志”,即具有远大的志向与追求。正因为如此,大丈夫能“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即以志帅气。而一旦伸其志,就化为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孟子解释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可见,浩然之气是由内心迸发出来的一种广大、刚强的凛然正气,因而,大丈夫具有极强的正义感和自尊心,自信“尧舜与人同耳”“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直以圣人相期许。

四是大丈夫自强任道。君子有“杀身成仁”,大丈夫亦有“舍生取义”。由于大丈夫以义为生命的价值所在,比君子具有更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这种人格形象,自觉地把救世利民、行仁义于天下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这是一种何等恢弘的气概!为了承担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大丈夫能“动心忍性”,意志坚强,不畏任何艰难险阻,尤其能在逆境中磨炼自己。正如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把一切挫折、困顿都看做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炼。

总之,大丈夫人格是一种英雄气象。如果说君子注重内心的修养,那么,大丈夫则注重外在的济世利民,更强调人格的独立、尊严,更具有刚毅、浩大的品格。在中国历史上,大丈夫比君子具有更强烈的感召力。

(三)圣人人格

儒学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是内圣外王。能达到内圣外王境界的人,则可以称之为“圣人”。孔子认为,圣高于仁,“仁者爱人”,能爱人即可谓仁人。至于圣人,必须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达到内圣外王境界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尧舜也难以完全做到。可见,“圣人”是一个“内圣”和“外王”的统一体,在孔子看来,主要是指历史传说中对中国历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如尧、舜、禹等。圣人的人格特征主要表现在:仁爱精神、中庸品质、高尚气节和济世情怀。圣人是集智慧、品德和功业于一身的人。

圣人是智慧的象征,他们见识高远,聪明通达。“圣,通也。”《说文》就是这样解释的。而“圣者”就是“无不通也”(参见《尚书·周书·洪范》)。在实践中,圣人比一般人高明,是因为他们是识时务的俊杰,即“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那么圣人是怎样生就的呢?儒学认为,圣人所以成为圣人乃是后天修养所成,他们与一般人相比,不同只是在于圣人与时俱进,讲究探究之道。即如《吕氏春秋》所说:“审近所以知远也,成己所以成人也,圣人之道要矣。”

圣人是品德高尚的人,是一般人的道德楷模。《孟子·离娄上》中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二程集》中也说:“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可见,在道德伦理方面,圣人成为天理人道的最完美的结合和体现。不仅如此,在后儒眼里,圣人又被赋予了具体的道德内涵。例如,周敦颐在《通书》中说,圣人之道不过“仁义中正而已”,或者,“诚者,圣人之本,”等等。总之,圣人在伦理的意义上是一种人们应该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一般人提升自己所要追求的理想境界。

圣人最根本的特征是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在儒家看来,圣人总是与非凡的业绩相联系。他们或者导水疏河,消灾灭患;或者教民播种,为民兴利;或者除暴安良,解民倒悬等等。例如,《淮南子》就称神农尧舜禹汤为五圣,说他们劳形尽虑,为民忧劳勤苦,一心为公,为天下人谋利是他们唯一目的,“凡圣人之所作为,无非以利天下也。”(《陆九渊集》)所以,“圣人”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并非人人都能达到的。然而,这一目标的重要性在于,追求圣人人格,比圣人本身更重要。只有不遗余力地朝着成为圣人的方向努力,才能实现他的人生价值。

可见,儒学的圣人观,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其意义也是深刻的。他既不是单纯的智者,也不是单纯的善人,当然也不是仅仅的建功立业的大丈夫,而是上述三个方面的总和,是集智善功于一身的完美形象。这反映了儒学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儒学的人格理想,对统治者而言,是以“圣王”为追求目标和行为典范;对一般士大夫和庶民百姓来说,是以“贤人”为追求目标和行为典范。但无论圣还是贤,都是以主体的道德修养为重心,以“修、齐、治、平”为修行方法。

儒学的人格理想,充分反映了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无论是君子、豪杰、圣人,都具有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品格,把经邦济世、建功立业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把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结合起来。可见,这种理想人格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它极大地影响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对理想人格的追求。

今天,我们将儒学的理想人格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就可以塑造出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型理想人格,从而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培养出更多的德才兼备的各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