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讲的做人之德，主要就是仁、义、礼、智、信，即所谓人伦五德，也称为“五常”。这是儒学从古代众多的德目中概括、提炼出来的五种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做人的基本要求。
（一）以仁存心
“仁”是儒家学派提倡的做人之德的最高原则，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仁”字在上古时代就已出现，古人释为“相人偶”（东汉郑玄给《礼记·中庸》的“仁者，人也”作注时说：“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意思是说，所谓仁，就是人和人之间互相揖让，相亲相敬、亲密友善的关系）。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仁”体现为多方面的伦理道德价值，也是对各种美好品德的高度概括。
1.孔子对“仁”的解读
孔子认为，“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所谓“爱人”，就是要爱众人，可以理解为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这种“爱”是在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
“爱人”就要与人为善。在儒家学说中，善是德的一种表现，它的内涵可以理解为修行、宽容、慈悲、恩泽等。与人为善一方面是善待自己，也就是“独善其身”，另一方面是善待别人，也就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孔子认为，孝悌是“仁”德之根本。因为孝悌乃人之最原初的、最真切的自然感情（血亲之情），孔子把这种真情实感叫做“直”，认为“直”是“仁”的基础。孔子说：“人之生也直”，就是说真情实感、质朴坦率是人的本性，顺此真实的自然感情行事，便是“仁”。孔子还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第三十一》）所谓“仁者人也”，意思是“仁”与“人”，如影随形，互相依存，“人”必须有“仁”，“人”若无“仁”，则不成其为人。所谓“亲亲为大”，表明儒学所强调的“爱”是始由亲始。就是说你爱众人，首先要爱亲人，一个连亲人都不爱的人，很难想象他会真心爱别人。
在孔子看来，要行仁，还需要把这种血缘亲情推而广之，以及于他人，即所谓行“忠恕之道”。忠，就是为人谋事要真心真意，全心全意，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意思是自己想要立得住，有所作为，也要帮助别人立得住，有所作为；自己想要通达，也要帮助别人通达。它所强调的是真诚待人的精神，是从积极意义上实践“仁”的途径与方法。恕，就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这是尊重他人的精神。忠恕之道指明了人类社会人与人相处的基本道德准则，它对于培育文明礼貌、诚实守信、团结友善、助人为乐、尊老爱幼、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具有重要意义。这不正是孔子所向往的“大同社会”理想吗？所以，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还视仁为全德，认为仁的内容还包括恭、宽、信、敏、惠、刚、毅、木、讷、礼、智、勇等道德品质。如孔子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也，为仁矣。”“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意即能够处处实行五种品德（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就是仁人了。庄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诚实就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勤敏就会提高工作效率，慈惠就能够使唤人。“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意即刚强、果敢、朴实、谨慎，这四种品德接近于仁。“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意即克制自己，一切都照着礼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意即一个人没有仁德，那礼对他有什么意义？乐对他有什么意义？在孔子看来，人们之所以要有礼和乐，就因为人们有仁德（爱心）。仁德是需要表达的，表达的方式就是礼和乐。可见，“仁”是社会规则和人文精神的基础，无“仁”便谈不上其他德行。
在孔子的心目中，仁、知（智）、勇是君子必须具备的“三达德”。孔子说：“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即仁者品行高尚，悲天悯人，胸怀坦荡，内省不疚，故而无所忧虑；知（智）者勤学敏思，明道达义，故而无所迷惑；勇者见义勇为，志道直行，故而无所畏惧。其中，关于“仁”和“知”的关系，孔子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就是说，只有达到仁的境界的人才能安于仁道，只有智慧的人才能看到仁道的好处。关于“仁”和“勇”的关系，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就是说，仁者一定勇敢，仁者之勇是大智大勇，是一种奉献和牺牲精神。而缺乏仁的精神的“勇”，是匹夫之勇，会干出许多伤害仁德的事，是不可取的。可见，在这“三达德”中，“仁”是道德核心，思想境界；“知”是学问和智慧，“勇”是胆量和行为。仁是体，是根本，智、勇是用，是推行仁道的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所倡导的“仁爱”是从亲情出发，从身边做起，由此及彼，推己及人，即爱有本末，爱有差等。正如孔子所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意即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这是仁（做人）的根本。孟子也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意即尊敬自己的老人，并由此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并由此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孩子。但是，爱自己的亲人与爱别人的亲人，是不一样的，同理，爱人与爱物也是不一样的，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意即君子对于万物，需要爱惜它，但谈不上仁爱；对于百姓，需要仁爱，但谈不上亲爱。只有对自己的亲人才需要亲爱，而且首先是亲爱父母、子女。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这就叫“爱有差等”，这是儒学“仁爱”的根本特征。
此外，孔子所倡导的“仁爱”又是有理智、有原则的。就是说，爱人不要感情用事，不要失去原则，更不能结党营私。孔子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意即爱一个人就希望他活下去，厌恶起来就恨不得他立刻死去，既要他活，又要他死，这就是迷惑。“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意即爱他，能不为他操劳吗？忠于他，能不对他劝告吗？又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意即君子合群而不与人勾结，小人与人勾结而不合群。
2.后儒对“仁”的发展
孟子进一步扩充了“仁”的思想，把“仁”定义为“恻隐之心”（《孟子·告子上》），“不忍人之心”（《孟子·梁惠王上》），认为“仁”的品质乃是人生下来就具有的天赋道德观念，并由仁心发为仁政。
西汉董仲舒把“仁”说成人格化的天意，他说：“仁之美者在天。天，仁也……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唐代韩愈则明确指出“博爱之谓仁”（《原道》），确定了仁爱的普遍性。到宋明时期，“仁”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
周敦颐以“生”释“仁”。他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通书·顺化》）张载释“仁”为兼爱。他说：“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正蒙·中正》）他在《西铭》中，把宇宙看成一个大家庭，认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即是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人与天地万物是同类关系，更扩大了仁爱的范围。
二程主要是以“理”释“仁”。提出“仁者天下之正理”（《论语解·八佾》）。程颢还提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仁篇》）的命题，程颐也提出“生之性就是仁”（《论语解·八佾》）的命题。朱熹继承发展了二程思想，既视“仁”为“天理”，又以“生”说“仁”。认为“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仁是天地之生气”（《朱子语类·卷六》）又认为，“仁”包四德，仁者乃心之德、爱之理。“克去己私，以复乎理”（《论语集注》）。
陆王心学更用“本心”“良知”解释“仁”，由此推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卷三十六），达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王阳明《大学问》）的境界。这些观点或命题都表明了仁德的丰富内涵。
总之，儒学的仁爱思想源于家庭血缘亲情，又超越了血缘亲情，它要求在尊亲敬长的自然道德情感的基础上，由己推人，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层层向外递进，最终达到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在中国，这种仁者爱人的思想几千年来一直传承到现在。人们普遍认定仁是做人的基础，一个人做得好与不好，首先要看他是否有“仁”德。仁与不仁，是衡量一个人品德修养优劣的象征。
（二）义以为上
“义”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所崇尚的一种道德精神。所谓“义”，是指人的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准则。《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就是适宜、合理、正当的意思。韩愈说：“行而宜之之为义”（《原道》）。也就是人的行为与一定的准则相适合。
孔子把“义”作为君子的行为尺度和价值标准，提出“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认为“义”是最为重要的，“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是君子内在的本质，“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等主张，强调“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意即君子对于天下一切的事物，没有一定怎样才可以的，也没有一定怎样才不可以的，唯一行事的标准就是“义”。换句话说，对于天下的事情，凡合乎道义的，就要努力去做，凡违背道义的，就坚决不做。
儒学往往将义和仁连用，如孟子认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就是说，仁是人心之所归；义是人当走的道路。也就是说，仁是内在的，义是外在的。义与仁的关系，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意即“仁”是君子的思想境界，是安身立命之所在；“义”是君子的行为尺度，是做人做事的准则。因此，孟子强调做人要“居仁由义”（《孟子·离娄上》），就是说要以仁德为出发点和归宿，以合乎道义为行为准则。孔子认为，只要是仁义之事，可以不受规矩的约束，所谓“当仁，不让于师”，就是说面对仁德的事情，对老师也不谦让。孔子还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孔孟提倡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去探索，去奋斗，去奉献。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就义之前，在衣带上写下铮铮誓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史·文天祥传》）表达了自己为真理和正义而献身的坚定信念。
儒学还从“义”的理论推导出“为而无所求”的观点。认为每个人做事情，并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一个人做所当做的事情，其价值就在“做”之中，只要遵行了自己的义务，在道德上就已经完成，而不在于达到外在的什么结果。
“义”，又是一种扬善抑恶的道德感情。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义”者，好善而恶恶。就是说，义是判断人们行为善恶是非的价值标准。在儒学看来，义和利紧密联系。一个人如果一味追求私利，就是不义的行为。因为追求私利的行为，不符合义的准则。所以，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命题。后来，这一命题被儒学发展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义利之辨”。儒学“义利之辨”有合理因素，如“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义以为上”等思想需要我们继承和弘扬。但如果将二者推到极端，就会走向荒谬；或者以义代利，否定人的合理的利益要求；或者以利代义，一味追求私利而不顾公益。
“义”还有忠义、孝义、情义、信义、恩义等意，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牵挂、互相关照、互相提携。如对父母长辈——行孝义，对亲人——重情义，对朋友——讲信义，对国家民族——尽忠义。有“义”在，朋友不会出卖朋友，丈夫也不会抛弃妻子儿女，臣民不会背叛祖国。这就形成了中华民族在现实生活中特有的义气：义不容辞、见义勇为、伸张正义、施行道义乃至舍生取义。为“义”已成为整个社会道德的重要信条，“舍生取义”的高尚境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国捐躯、为民献身。
总之，在儒学看来，“义”乃“仁”之外在表现，“义”总是体现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之中，“义”的界限在于取不取不义之财；“义”是需要决断的，有时瞬间的取舍，是判断一个人道德高尚或道德沦丧的分水岭；“义”的气节在于能不能主持公正；“义”的境界在于敢不敢为正义献身。
（三）约之以礼
“礼”是儒学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礼”在上古时代，是贵族祭祀神灵、祈求幸福的仪式。在孔子以前，“礼”一般是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维护君主统治的一种典章制度，因此它常常与“敬天”“祭祖”等各种宗教仪式混淆在一起，并不具有道德价值判断的功能，是孔子赋予“礼”以新的内涵。孔子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春秋左传·隐公十一年》）意即“礼”是古代社会等级制度的规范，它的作用在于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社会秩序、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孔子不仅揭示了“礼”的实质，而且赋予“礼”以道德的含义。一方面，他认为“仁”是“礼”的人性根源和内在依据。“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就是强调“仁”是“礼”的根本，人如果失去了“仁”，就不可能心悦诚服地实施“礼”。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礼”对于“仁”的规范作用。“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就是说“仁”的思想和行为要有一个社会认可的标准，这就是“礼”。认为，只有大家都克制自己的私欲，依礼而行，天下才能归仁，社会才会和谐。孔子还通过对“恭、慎、勇、直”这四种个性的分析，说明学礼对于培养人的健全人格的重要性。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就是说，如果表面上谦恭端庄，而内心缺乏礼的精神，就会使人感到虚伪，徒劳而无益；如果一味地小心谨慎，而不理解礼的本质，就会成为胆小怕事的懦夫；如果单凭勇敢、有胆量，而不以礼来节制，就会盲目蛮干，到处闯祸；如果只是心直口快，而不能以礼待人，就会偏激尖刻，伤害别人。只有经过礼乐文化的教育、规范、中和，这四种个性才会成为美德。
孔子还突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旧传统，把“礼”的功能扩展延伸到整个社会。在儒学典籍中，“礼”有多重含义，如礼治、礼法、礼义、礼仪、礼节、礼貌等。
“礼治”是儒学治国的方略，如孔子所说“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儒学的“礼治”主张的根本含义是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学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
在儒学看来，“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荀子所说“礼》者，法之大分”（《荀子·劝学》）。具体地说，礼法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和家族制度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此外，儒学的“礼”，作为人际交往中待人接物的表现，称之为“礼节”“礼仪”；作为表示自己身份和对对方身份的尊重，也包括传统风俗习惯，称之为“礼俗”；作为个体道德涵养，称之为“礼貌”；用于处理与他人的关系，称之为“礼让”。
总之，“礼”的基本精神是等级、有序与和谐。“礼”作为社会等级制度和法律规定，是对人际关系的制约。“礼”作为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是对人际关系的亲和。所以，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意即礼的推行和应用，以和谐为贵。
“礼”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礼”的形式即礼仪、礼节、礼制，是待人、接物、处事之道。“礼”的内容即礼的基本精神，主要体现为“仁”“恭”“敬”“让”“情”等方面。儒学重视礼的形式，更重视礼的内容，孔子强调，人必须懂礼，“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即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学习礼的规范，不用礼来约束自己，在社会上就立不住。一个人懂不懂礼仪，首先看他能不能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只有孝顺父母，对父母、师长永怀感恩之心的人，才有可能对他人实施礼仪。
《孝经》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叫《曾子避席》。曾子是孔子的弟子，有一次他在孔子身边侍坐，孔子就问他：“以前的圣贤之王有至高无上的德行，精要奥妙的理论，用来教导天下之人，人们就能和睦相处，君王和臣下之间也没有不满，你知道它们是什么吗？”曾子听了，明白老师是要传授他最深刻的道理，于是立刻从坐着的席子上站起来，走到席子外面，恭恭敬敬地回答道：“我不够聪明，哪里能知道，还请老师把这些道理教给我。”在这里，“避席”是一种非常礼貌的行为，是为了表示对老师的尊重。曾子懂礼貌的故事被后人传诵，很多人都向他学习。
隋末唐初有一个洛州人，名叫陈祎，有一次他和几个哥哥听父亲讲授《孝经》第一章。父亲说：“古人没有椅子，都是席地而坐。孔子向他的弟子们授课，大家也都是坐在席子上。有一天，孔子讲着讲着，忽然提出个问题，叫他的弟子曾子来回答。曾子见老师要他回答问题，赶紧站起来，往边上一站，垂下双手，毕恭毕敬地回答了孔子的提问……”这就是《曾子避席》的故事。你们明白了吗？几个哥哥都说明白了，只有陈祎站了起来，整理好衣襟，站到边上，毕恭毕敬地说：“明白了。”后来陈祎出家当了和尚，法名玄奘。（出自《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一》）
几千年来，作为一种传统道德规范，礼在提高个人道德素质、保持人际关系和谐、维系社会秩序安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礼仪之邦形象的塑造，与礼的观念深入人心有着密切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礼的道德规范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受到等级制度及尊卑观念的影响，往往存在着人格不平等的消极方面，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加以扬弃的。
（四）“智”者不惑
在中国古代，“智”与“知”通用，含智慧、知识、聪明等意。儒学重智，将智视为“三达德”（智、仁、勇）和“五常道”（仁、义、礼、智、信的）之一。
古人把见多识广，具有观察、辨别、判断事物的能力，有远见卓识的人，称为智者。孔子说，“智者不惑”。认为人的智力有高下，据此把人划分为四类：一是“生而知之”的人，二是“学而知之”的人，三是遇到困难才去学习的人，四是有了困难也不去学习的人。（参见《论语·季氏》）孟子说：“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公孙丑上》）意即智作为道德理性，是对人事之是非善恶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和把握。在儒学看来，智应包括以下内涵：
第一，智以仁为本。孔子常把“仁”与“智”相提并论，他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智）？”（《论语·里仁》）意思是说，安身在仁德里面是件美事，如果不懂得仁是人的精神安顿之所，怎么算得上有智慧呢？又说：“仁者安仁，知（智）者利仁。”（《论语·里仁》）意即只有达到仁的境界的人才能安于仁道；只有智慧的人才能看到仁道的好处，认识到仁的真义，懂得择善而行之。孟子说：“智之实，知斯二者（指仁与义）弗去是也。”（《孟子·离娄上》）意即智的实质，就是对是否合乎仁义道德这个善的价值目标的判断、选择和决定。可见，智以仁为本，只有知仁知义才是智。
第二，智者知人、知己。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孔子还直接以“知人”作为“知”或“智”的定义（参见《论语·颜渊》）。孔子认为，人际关系的沟通必须以对他人的了解和对自己的认识为前提。知人是君子之道，而知己则更是高明之人的优秀品质了。知人，聪明的人就能做到，而有自知之明更是为君子所贵。《荀子·子道》云：“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这段对话的意思是：子路进来。孔子说：“仲由，明智的人是怎样的？仁德的人是怎样的？”子路回答说：“明智的人能使别人了解自己，仁德的人能使别人爱护自己。”孔子说：“你可以称为士人了。”子贡进来。孔子说：“端木赐，明智的人是怎样的？仁德的人是怎样的？”子贡回答说：“明智的人能了解别人，仁德的人能爱护别人。”孔子说：“你可以称为士君子了。”颜渊进来。孔子说：“颜回，明智的人是怎样的？仁德的人是怎样的？”颜渊回答说：“明智的人有自知之明，仁德的人能自尊自爱。”孔子说：“你可以称为贤明君子了。”
在孔子看来，为政者的智慧，在于知人善任，扶正祛邪。孔子说：“举直错（措）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就是说，把正直能干的人重用起来，置于品行不端的人之上，可以使品行不端的人也变得好起来。他认为，只有这样，民众才会信服，正气才会弘扬。
第三，智以学为途。就是说，智不是天生的，必须不断地学习，才能成为有智慧的人。孔子曾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还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就是说仁、智、信、直、勇、刚都是好品德，但是，如果不通过学习而把握其实质，便很容易偏执一隅，造成危害。它从反面说明了学习知识，获得智慧对于推行仁道的重要性。荀子也说：“学不可以已。”（《劝学》）《中庸》云：“好学近乎智”。人如果停止学习，必然迟钝。自古以来，中国人为什么看重学习？因为儒学灌输的就是人必须从学习中获取知识，人有了知识才能有智慧，而智慧是做人能否成功的根本。
第四，智与乐相通。儒学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获得学问智慧的过程与结果都能够产生快乐和满足感，而当一个人具备了仁和智时，他就能够享受真正的快乐，所谓“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论语·里仁》）智慧的人生是自得其乐的，故孔子曰“知者乐”（《论语·雍也》）；又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论语·述而》）；“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孟子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
但需要指出的是，智与知虽密切相关，却并不相同。今人往往误以为读的书多、知识多就是有智慧，甚至以为智慧不过是聪明的另一种说法。其实不然。在儒学看来，知是知，智是智。荀子说：“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意思是说，“知之在人”是讲“私理”，“私理”为“小”，故有“知”之名；“知有所合”是讲“公理”；“公理”为“大”，故有“智”之名。后儒则更明确地将“知”看成是闻见、认知之知，而将“智”理解为“人事”“道德”之智。并认为前者只可算做小知；后者才可称为大智。在儒学看来，“知”至多不过是技能，依靠它，人可以做许多事情。“智”却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关系到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知识多不一定解决人生的困惑，智却可以做到这一点。
（五）诚信为本
“诚”指真实无妄、信守不欺，“信”指诚实而有信用的品质。诚实守信是儒家的道德追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诚信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孔子告诫人们，“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一个人不讲信誉，真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紧接着孔子进一步阐释：就好比“大车无，小车无”（《论语·为政》）一样，它靠什么行走呢？
孔子还把忠与信并提，认为忠信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他在回答“一个人如何才能行得通”时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这就是说，只要言语忠实守信，行为厚道恭敬，即使走遍天下，也行得通。如果欺诈无信，刻薄轻浮，即使在本乡本土，也行不通。
孔子在回答“怎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时说：“道（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领导一个大国，要敬于事，守诚信，节财用，有爱心，役使民众不违农时。又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要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取得民众的信任。迫不得已时，宁可去掉军备、去掉粮食，也不能失去民心。“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如果民众对政府缺乏信心，国家就立不起来，这是古往今来执政的基本规律。
诚信是儒学道德的基本规范。在《论语》中，“信”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人有信用；二是受人信任。孔子解释“信”时说：“信则人任焉”。也就是说，只有讲信用，人们才会信任你。由此可见，信任又是相互的，要得到别人的信任，首先就要自己讲信用。同时，“信”要与“义”联系起来，合称“信义”，故孔子说“信近于义”（《论语·学而》）“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都把诚实守信看做是做人做事的首要原则，强调做人要以诚信为本。
在古人看来，一个不讲信誉的人，想做成什么大事几乎是不可能的。古代做官讲究“取信于民”，学子敬重“言行一致”，商家奉行“童叟无欺”，古人常说“一言九鼎”“一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言出必行”等等，这些都是强调“信”的重要性。一个讲诚信的人，说话必定先考虑后果。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多说，该说的话，一锤定音，有了承诺绝不反悔。大丈夫做事“一诺千金”，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明白的道理。
当然，儒学还认为，“信”必须以仁义为前提，符合仁义之大节，否则，不必学匹夫匹妇之小信。据传说：有一次，孔夫子离开魏国，要前往另外一个国家。夫子看到魏国的一位大臣正在那里大量制作叛乱的武器。于是，立刻就联想到，假如他们叛乱会有什么结果？一定是民不聊生。这个叛臣看到夫子已经发现了他们的企图，就把夫子包围起来，不让他走。并对夫子说：“你要对天立誓，不把我的事说出去，我才放您走。”夫子说：“好，我答应你。”这样军队就撤掉了。随后，夫子立即对学生说：“走，回魏国，告诉国君。”子路就说：“夫子，你何以言而无信？”夫子跟子路说：“在威胁之下的信用，可以不用遵守，而且我个人的信誉毁坏没有关系，只要千千万万的人民免于灾难就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讲诚信也要看对谁讲，要视情况而定，懂得通权达变。正如孟子所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
（六）“仁义礼智信”简评
“仁义礼智信”是儒学道德的精髓，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为人处世、成就事业的品德基础，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范畴和核心价值观。
在儒学看来，宇宙万物，气流运行，生生不息。上天有好生之德，这是仁爱之心。人禀天而生就有这种让万物生长的仁慈心，这是仁；宇宙万物，运行非常有规律，有次序，有条不紊，这是礼。所以人禀天而生就有礼和逻辑；宇宙万物运行井井有条，恰到好处，这是义。义者，宜也。所以人禀天而生就有道义；宇宙运行有规律，春夏秋冬，四时更替，自自然然。天气不断变化，有风，有雨，有雪，有冰雹，没有人主宰这一切，但它依旧运行有序，这是无为而治，是高度智慧和诚信。人禀天而生，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所以人也肯定是有高度智慧的，也是要讲诚信的。所以，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些道德心，皆“天之所与我者”。当然，这只是古人的传统思维方式，现在我们自然科学并不认同。但是，中国人对于天地宇宙的观念，就是要在人事上体现出来。同样，人世间的事情也可以推广扩大到宇宙天地之间，这就是中国文化传统上天人合一的观念。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规范也是个人修养最主要的内容。它贯穿于整个道德生活之中，是儒学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道德素质的培养和道德精神的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儒学强调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顺序是不能颠倒的，特别是智和信虽是好东西，但必须以仁义礼为前提。否则，智和信就可能是很可怕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讲仁义道德，不守礼仪，不遵守社会秩序，却只有智和信，那社会就会大乱了。所以，智和信必须以仁义礼为前提才可以说是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
（七）儒学做人的其他道德规范
儒学做人之德还有孝、忠、勇、廉、耻、直、谦、让、节、俭等道德规范。
1.孝
“孝”的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在甲骨文、金文中都有“孝”字。“孝”字，其字形是由表示“老”与“子”的形体结构组合而成。东汉许慎在《说文》中解释说：“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意思是说，孝就是善于侍奉父母的人。所谓“子承老也”的“承”字有两方面意思：一方面是接受的“承”，就是说子女是从父母那里诞生出来的，并不断接受父母的教育培养；另一方面是付出的“承”，即子女（特别是儿子）应该对父母不断地奉献，要赡养他们，孝敬他们。当然还要生养、抚养下一代，再付出。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成为一个系列：先是自己做子女，父母为自己付出了很多，自己接受了很多；等到自己成家立业，就轮到自己要付出，要赡养、服侍父母；自己还要生育繁衍下一代，继续给自己的子女付出。每个人都是在这样的系列中变换着角色，去完成“子承老”的两件大事。这是孝子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大事，也是人的道德的根本。
在儒学看来，孝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大戴礼记·曾子大孝》）
所谓“尊亲”，就是《孝经》所说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这是孝敬父母的终点或者说最高境界。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光宗耀祖的意思。在儒学看来，这是大孝，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及士人之孝。
所谓“不辱”，从正面来说，就是尊敬，就是要尊敬父母，不让父母受到羞辱。这一方面是指子女在父母面前对父母要有直接的尊敬态度，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孝经·纪孝行》），“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的这个层次。另一方面，指“不辱其身，不羞其亲，”（《礼记·祭义》）就是父母不在跟前的时候不要做什么不得体、不好的事，以致让父母的名声受到影响。孟子说：“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
所谓“能养”，就是赡养父母，这是最低的孝。一个人能给父母做好吃的，先尝尝生熟，试试味道，再呈给父母，这就是赡养父母（所谓“烹熟鲜香，尝而进之，非孝也，养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孝经》认为，赡养父母是老百姓的孝道，表现为会利用四时的气候来耕耘收获，以适应天道。分辨土地的性质，来种植庄稼，生产获益，以收地利之果。谨慎地保重自己的身体和爱护自己的名誉，节省用度，使财物充裕，食用不缺，以孝养父母（“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孝经·庶人》）。
儒学认为，天子（统治天下的帝王）的所谓“孝”，就是把亲爱和尊敬自己父母的情感用来对待天下所有人的父母，能以爱敬之心孝顺父母，就会以道德教化人民，成为天下人效法的榜样。（“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爱者，不感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孝经·天子章》）；诸侯（地方的统治者）之“孝”，就是要小心谨慎，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即“在上不骄”，“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和其民人”（《孝经·诸侯章》）；卿、大夫（辅佐天子处理朝廷政务的高级官员）之“孝”，就是要对天子要一片忠心。（“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孝经·卿大夫章》）；士（国家和地方的低级官员）之“孝”，就是事君要忠，事长在敬。（“事父以事母，而爱同”，“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孝经·士章》）。
在儒学看来，卿、大夫与士之“孝”，也可以叫做“移孝作忠”。儒学认为，“孝”与“忠”是一致的，一个人在家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就为奉国尽忠、效命君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不“孝”之子，则很难做到“忠”。所以，《孝经·广扬名章》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就是说，把对父母的孝顺移到对国君忠诚，把对兄长的恭敬移到对长辈的顺从，把管理好家政的经验移到去治理国家，这样就可以扬名于后世了。
唐宋以后，又提出了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观点，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在家能爱父母、爱家庭，是个孝子，那他在社会也一定会爱朋友、爱君王，是个忠臣。因为忠臣是一种情爱的发挥。假使没有基本的爱心，你说他还会对国家民族尽忠吗？所以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可见，儒学认为，孝不单是对父母而言（这只是孝的初级阶段），还要扩而充之孝于君主，孝于天下，建功立业，造福于民，此之谓“大孝”。正如《孝经·开宗明义章》中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虽然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各有其孝道可循，但是儒学认为，不论是天子还是庶民都必须要尽孝道，“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孝经·庶人》）。孝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只不过由于地位的不同，所以每个人行孝的方式不同而已。
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历史上，儒学孝文化在促进家庭和睦、社会稳定、人际关系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孝敬父母，尊君爱国的动人事迹，在今天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传颂不休，成为培育中华传统美德的母本。但是，从封建社会一路走来的儒学孝文化，毫无疑问带着封建的糟粕性，所以和对待所有传统文化一样，对传统的孝文化，我们应该辨其真伪，学会扬弃。
2.忠
忠有两层含义：一是广义，做事尽心尽力。如孔子说“行之以忠”（《论语·颜渊》），曾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二是狭义，尽心为君服务。如孔子说“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郑玄说“死君之难为尽忠”（《孝经注》）。
忠作为一种道德品质，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其忠君的含义被强化。在忠君的观念里，尊敬、顺从是首义，忠臣甚至要为君王死节，而不问君是明还是暗，这是愚忠。
其实，儒学主流派讲忠节是有原则的：第一，君仁而臣忠。孟子认为不仁之君可废可诛。第二，君有过要谏诤，不能一味服从。王符说：“人臣者，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也就是说要以正道事君。媚上苟同着，非但不是忠臣，而且是奸臣国贼。
近代以来，忠的意义增加了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时代内涵。这一内涵在近代中国遭受外国侵略凌辱时日益显露其进步性，尽忠报国者受人尊敬，为奸卖国者为人所不齿。
3.勇
“勇”作为德目指行善的胆气魄力，不惧怕恶势力与困难，有一往无前的精神。
在儒家看来，勇不是指勇武有力，不是不怕死的勇敢，而是指见义而为的勇气。换句话说，勇有小勇与大勇的区别。小勇是指那种一时冲动的血气之勇。而大勇则是指在正义的指引下的道德之勇。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就是指大勇与小勇之别了。荀子说：“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牟牟然惟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牟牟然惟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这段话意思是说，有狗和猪的勇敢，有商人和盗贼的勇敢，有小人的勇敢，有士君子的勇敢。争喝抢吃，没有廉耻，不懂是非，不顾死伤，不怕众人的强大，眼红得只看到吃喝，这是狗和猪的勇敢。做事图利，争夺财物，没有推让，行动果断大胆而振奋，心肠凶猛、贪婪而暴戾，眼红得只看见财利，这是商人和盗贼的勇敢。不在乎死亡而行为暴虐，是小人的勇敢。合乎道义的地方，就不屈服于权势，不顾自己的利益，把整个国家都给他，他也不改变观点，虽然看重生命但坚持正义而不屈不挠，这是士君子的勇敢。
孔子又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如果一个人有义无勇，那么他必然是一个懦夫。反之，如果是有勇无义，则必然是一个莽夫。孔子在回答子路“君子尚勇乎？”的问题时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
儒学还将勇与仁智一并作为道德人格三要素之一，《中庸》称之为“三达德”。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但儒学认为，勇必须与仁义相连，否则就是盲目的或错误的，可能危害社会，所以它是一种从属性的道德条目。所谓“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另一方面，勇又是道德实践的必要条件，有仁智而无勇，是道德人格的重大缺陷，其仁智不能充分贯彻，甚至不能坚持。因为怯懦者是不能成仁取义的。
儒学还认为，有耻能生勇。如《中庸》说：“知耻近乎勇。”好勇必须好学，因为“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论语·阳货》）
4.廉
儒学认为，有操守、不苟取谓之“廉”，与“贪”对立。朱熹说：“廉，有分辨，不苟取也。”（《四书集注·孟子注》）廉洁是道德良心，是为官的道德品质，能廉洁者为清官，其反面便是贪官，廉洁的必要条件是节俭。孟子谓“俭者不夺人”（《孟子·离娄上》），就是说节俭的人不会贪取他人的财物，蕴涵“俭可养廉”之意。故后儒提出了“惟俭可以助廉”（《宋史·范纯仁传》）的命题。明朝清官海瑞明确指出“俭以养其廉”，认为这是为官“临民之龟镜”（《海瑞集·令箴》）。清代张圻也说：“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答周仲和书》）这充分说明节俭是为官清廉的一种必要的道德品质。
在现代社会，廉洁奉公是公务员的核心道德。
5.耻
“耻”是羞耻，“耻”指人的羞愧之心。就是说，人是有判断是非能力的，你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就觉得耳朵发烧，就觉得心跳加快或者难为情，这就是羞耻之心。孔子说：“行己有耻。”（《论语·子路》）意思是说，人对自己的行为应该有羞耻之心。为保持人格的尊严，对于不道德的行为不屑于去做，从感情上加以排斥。
儒学认为，耻是一种道德良心，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是人之为人的底线。所以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孟子·尽心上》），人若无耻，则无人格可言。在儒学看来，知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知耻才能恢复和发扬其善端，知耻才能改过迁善。知耻是内在的心理活动，改过迁善则是知耻的外在表现。
“耻”也是自尊自重。国则有国耻，不能忍受外国的凌辱，无国耻则无国格可言。《管子牧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将“耻”提到立国之本的高度，也得到儒家的普遍认同。如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日知录·廉耻》）晚清启蒙思想的先驱者龚自珍也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明良论》）。所以，中国历代仁人志士为雪国耻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种精神正是“知耻”的表现。
6.直
“直”指正直无私，实事求是，不加曲饰。孔子说“人之生也直。”（《论语·雍也》）荀子说：“是谓是、非谓非曰直。”（《荀子·修身》），《大戴礼记解诂》中说：“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南宋陆九渊门人袁燮说“直者，天德。人之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尝不直”（《絜斋粹言》）。为人处事，不计个人利害，唯以求真为善为准则，就是直道。
孔子主张“直道而事人”（《论语·微子》）、“直道而行”（《论语·卫灵公》）。但又认为，直道运用于父子之间时具有特殊的表现形式，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朱熹解释说：“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论语集注》）按朱熹的意见，父子天伦亲情的自然流露就是直道，它比普通直道更珍贵。不过，这是有适用范围的，像偷一只羊之类的一般犯罪是可以父子相隐的，但若是弑君等大逆不道行为，则提倡“大义灭亲”。
《春秋左传·隐公四年》记载：石厚参与州吁弑其君桓公，其父石碏使人杀了石厚。孔子借君子之口对此称赞说：“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可见，较之“父子相隐”，“大义灭亲”又是直道的更高级的表现。所以，孔子认为，必须通过“学”来涵养“直”，使得“直”更为妥善，所谓“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论语·阳货》）。
7.谦
“谦”作为个体道德修养的一种重要品质，包含谦虚、谦逊、谦和、谦让等含义。儒学很重视“谦”德。孔子强调“不伐”，即不自夸。又说：“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周易·系辞上》）意即施恩不求报，居功不骄傲，这品德是够高尚的了。这是讲有功也要谦下。功德，越深厚越好，礼貌，越恭敬越好。谦虚，就是通过恭敬来巩固地位的一个办法。这是强调君子谦逊、恭敬才能保其位。
儒学多以谦逊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基本准则，认为“谦”不仅是一种美德，是宇宙的一条普遍法则，而且蕴涵着避祸求福之道。《周易》六十四卦中即有《谦卦》，该卦卦辞说：“谦：亨，君子有终。”表明对谦德的积极肯定。《易经·谦·彖传》一文解释了“谦”而能“亨”的道理，曰：“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意即天的规律是下济万物而愈显光明，地的规律是位置低下而地气上升。天的规律是亏损盈满而补益谦虚，地的规律是变更盈满而充实谦虚，鬼神的规律是危害盈满而保佑谦虚，人的规律是讨厌盈满而喜欢谦虚。可见，由于天地人神的本性都是亏盈而益谦的，所以“谦”者有福了，其所作所为天地人神共佑助之，故能“亨通”，能有所成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反之，一个人如果骄傲自大，自以为是，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人之常情总是对他避而远之，而且会遭到众人的厌恶。这就是所谓“人道恶盈而好谦”的道理，这也就是中国人为何将谦虚视为美德的原因所在。所以，儒学告诫人们“满招损，谦受益”，做人要以谦虚为怀。
8.让
“让”是儒学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让”是指在功、名、权、利上先人后己，而在职责、义务上先己后人。孔子说：“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不争。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怨益亡。”（《礼记·坊记第三十》）如果将成绩让给他人，过错留给自己，那么人民就不会相争，怨恨就会消失。
孔子主张面对职权之争时，应礼让贤能，他曾盛赞：“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意思是说，泰伯的德性可说是到了极致，三度让天下给季历，使人民也不知该用怎样的词语来称许赞美了。“又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论语·里仁》）意即为什么不能用礼让来治理国家呢？用礼让来对待权职，便是要谦让贤能。孔子推荐弟子漆雕开去做官，而漆雕开回答说：吾斯之未能信（《论语·公冶长》），意即对自己的能力还没有充分的信心，孔子听了很高兴，认为漆雕开在世人所追崇的权职上能够做到谦让。
孔子认为，世人崇尚追求名利，好胜、夸功、为名利而相互怨恨且贪心，即所谓“克、伐、怨、欲”，有这四点便均不符合“让”的原则。原宪曾问孔子说，没有这四点缺陷就可以算做仁人了吧？孔子说：“这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但至于是不是做到了仁，那我就不知道了。”（参见《论语·宪问》）
一次，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让各弟子畅谈自己的理想。子路在表述自己治理国家的抱负时说：“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论语·先进》）意即一个中等国家，夹在大国之间，有别的国家来侵略它，接下来国内又闹饥荒。假如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以后，就能使那个诸侯国内人人有勇，而且通晓战争方略。孔子对这一席话“哂之”，他对曾晳解释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论语·先进》）意即治理国家要讲理让，可子路的话却一点不谦让，所以笑他。
“让”还要求人们“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社会风尚中如果能够做到此，“则民兴让”（《礼记·坊记》），那这个国家便大有希望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功、名、权、利之争，人们很难做到礼让，尤其是对于社会上层统治阶级来说，更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让”。君不见历朝历代的亲情相轧、兄弟相残、弑君杀父甚至使世间最可贵的亲情在“不让”前也显得如此单薄脆弱。幸而广大的民众们秉承了“让”这一优秀品德，使儒学先师的这一观点得以传承延续。
9.节
“节”有二义：一是节操，二是贞节。节操又称为气节，是守义不移的一种道德恒持心，也是保持高尚人格的精神力量。曾子说“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何晏、邢昺《论语注疏》：“大节谓安国家，定社稷。”“夺，谓倾夺也。”即在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此种气节又叫大德。《论语·子张》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即是说大节不可偏离。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精神，也是大节的体现。荀子说：“节者，死生此者也。”（《荀子·君子》）又说：“士大夫莫不敬节死制。”（《荀子·王霸》）这是强调大节重于生命，应不惜生命去维护。
儒家的气节观对后世仁人志士有着很大影响。宋代之后，统治者提倡贞节，专对妇女，要求女子不可离婚再嫁，从一而终，以贞操为至宝，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二程遗书》卷二十二）。夫丧再嫁、失身于强暴，皆是失节行为。这是统治者对礼教的歪曲利用。所以，五四以来“贞节观”受到猛烈批判。
10.俭
“俭”是指爱惜财物，量入为出，它与“奢”相对立，是中国人传统优良品德之一。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又说：“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孔子反对做事铺张，以个人而言，要安贫乐道，生活上低标准，道德和事业上高标准，所以俭亦是重要的德目。俭则廉，廉则义，义则仁。所以，“俭”以养德，这是无数事实证明了的。
中国人向来反对暴殄天物，把挥霍浪费看做是犯罪，这其中也包含着天地万物一体之爱的感情，人应该对各种器物以及生物、无生物均有爱惜之心。“俭”是节流，勤是开源，所以勤俭是连在一起的，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这是中国人的好传统。就是经济发达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也要精打细算，节省资源，不任意浪费。
以上儒学所倡导的这些道德条目，事实上早已深入民心，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道德传统。在当今社会仍然可以加以发展，继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