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咸丰帝病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四岁的载淳继位，他的母亲慈禧发动宫廷政变，由原来设计的八大臣辅政变成了垂帘听政。咸丰机关算计，原本以为权力相互制约最后变成了一方独大。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从而也使大清朝走上了不归之路。正验证了古人的一句话“以智术得天下，必以智术失天下”。
新皇帝亲政，少不了一番人事更迭，且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正赖一二正人维持大局”。耿直刚正、遇事敢言的田雨公并没有被朝廷所忘记，于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二日，同治皇帝（当然是两宫太后）便“谕命前任户部侍郎罗衍、大理寺少卿田雨公、云南提督傅振邦、陕西提督孔广顺来京听候简用”。（《同治实录》）
为了表示朝廷的决心，又于十二月七日，谕议“王、军机大臣等，前因简用需人，降旨将王庆云补授左都御史，饬令来京供职。并降旨令前任户部侍郎罗衍、大理寺少卿田雨公、降调浙江布政使徐宗干来京听候简用。现在需才孔亟，著劳崇光、耆龄即传知罗衍赶紧北上。田雨公籍隶山西，王庆云闻现寓汾州府，距京较近。著令英桂令该二员迅即来京，用副委任”。（《同治实录》）
意犹未尽，又谕道：“第恐由部行文，未免迟缓。尚非朕求材若渴之意”。（《同治实录》）
然而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此时田雨公的父亲已近七十九高龄，正是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时。国家以孝治天下，当然不能强人去孝尽国。后经田雨公上疏陈情“以亲老不忍离膝下”，“得旨俞允”。或许还有另一层意思，恐怕是田雨公自知生性朴直，不会依违其间，也不能取容于当道。俗语谓，直者诛，曲者侯。咸丰初年的一劾六部九卿、二劾天下各督抚、三劾河漕盐政的谔谔直言，至今还历历在目；吾道不行的惨痛经历，让他心灰意懒，决意不再出仕，或许是他的真正原因。这在他戊戌同年毛鸿宾的来信中也能明白一二。
“阁下经济学问，久为中外所推仰。大圣人临驭之始，是以首先征召，简畀方殷，乃青鸟飞来，白云留住。东山谢傅，高卧不前，眷念苍生，益慨然于斯人之不出也。”
当八旗子弟、绿营兵养尊处优，日食烟土，渐趋腐败，导致营务废弛，屡战屡败，縻饷老师；取而代之的是各地陆续组织起来的乡勇，团练。而“山西素无将兵之人”，该派谁合适呢？朝廷一时踌躇不定。同治元年（1862）二月，寿阳人祁隽藻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入主军机。他深知田雨公这位山西老乡的人品和能力。同年四月，上疏“以山西办防需才，疏荐前大理寺少卿田雨公、太仆寺少卿徐继畬、江苏巡抚赵德辙、榆次知县俞世铨、绎县直隶州知州李廷樟、奉天知县张保衡六员”。同治皇帝“允之”。同时湖北巡抚严树森又举荐田雨公，称其“言表行坊，端严纯粹”。
四月三日谕“山陕犹称完善，且为京师屏藩，这尤应极力保固。现在陕西省贼情愈肆，与晋一河之隔，蒲同一带，最关紧要，必须及早严防。英桂著即出省，相机布置。毋得安坐省垣，毫无备豫，以致临事周章，自干咎戾。该省绅士如徐继畬、田雨公均负乡望，素能办事。英桂当即会同熟商，筹划万全。”（《同治实录》）
这样田雨公在晋阳书院讲席期间，又参与了总办团练的工作。
田雨公并非如曾国藩自己带出一支部队，常与巡抚骆秉章多所龃龉；而他则是与大吏“策机宜，不避嫌怨，一如在官时。”立心公正，遇事敢言，正是他为人处事的风格，同时更得到了大吏的倾心相接。
同治六年（1867），张宗禹领导的西捻进入陕西境内。（捻军是太平天国时期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源于捻子又称捻党。“捻”为淮北方言，意即一股一伙。后分为东捻西捻）
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四日谕：“左宗棠奏官军入晋剿捻获胜情形一摺，所称克复吉州，并解河津稷山之围，与赵长龄所奏略同。惟现在捻踪已至洪洞，刘松山、郭宝昌两军，由平阳进剿。该大臣调喜昌、安住、全福马队，从天井关趋泽潞一带，相机截击，尚属合宜。即著催令迅速前进，以期迎头拦击。韩侯岭为太原门户，前经陈湜派兵扼守，赵长龄计日亦可赶到。著即督饬各军，严加防守，毋许一匪窜越，致滋蔓延。宜川一带捻逆虽多，而晋省无知兵大员督办。事无秉承，恐未能迅速蒇事。且前调宋庆、程文炳等军，由获鹿赴晋。张曜、余承恩两军，由临洺关进发，并将陈国瑞发往该大臣军营差遣。客兵愈多，必得左宗棠亲往督办，方可调度合宜。著仍遵前旨，兼程东征。其宜川等处捻匪，另派妥员防剿，俾得移缓就急。廓清晋境，再行返旆而西，以纾廑念，并著陈湜严防西面沿河一带，毋使匪众再有阑入。直隶河南各要隘，叠谕官文、李鹤年加意严防。著禀遵前旨，相机办理，毋稍疏懈。昨据御史王道源奏，条陈晋省防剿事宜，所称进兵道途，固属详细，第兵机无定，难以遥制。著左宗棠、赵长龄酌量调度。阎敬铭如已就痊，并著赵长龄知照，令赴太原省城，帮办防守事宜，并将石岭关豫为布置。晋省团练，有名无实。丁忧候补侍读祁世长，人素谨饬。著赵长龄传知该员，会同原办之绅士田雨公、赵德辙体察民情，认真妥办。河保暨归化、包头一带，著裕瑞等督饬马升各军，并新调察哈尔官兵，严密堵御。口外各厅，著赵长龄酌量派员，帮同稽查，襄办防务，期免疏虞。王道源原摺著钞给左宗棠、赵长龄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官文、左宗棠、裕瑞、桂成、赵长龄、李鹤年。并传谕陈湜知之。”（《同治实录》）
西捻军转战陕西后，经山西洪洞向南穿王屋山入河南济源，再向东北挺进直隶（约今河北），1867年初至保定，威胁北京。旋退入河南三河尖，最后进入山东黄河以北、运河以东地区，被李鸿章、左宗棠军包围。1868年1月当东捻军被李鸿章淮军围困，突围失败，主力尽没。西捻军东下救援，一度逼近保定、天津，7月在山东为淮军围困于鲁西北，恰逢连日大雨，捻军不能奔驰，8月在茌平溃败，全军覆没，张宗禹投河而死。至此，这场实力悬殊的捻军起义终以失败告终。
回到历史的记忆里，我们在军务倥偬中，能看到田雨公、赵德辙、祁世长等人的身影。他们时而俯身于地图前，献计献策，料敌制胜；时而跃马军中，身临大敌，倚马立书，胆气愈豪，后在他们的全力防御下，“枌榆无恙”。
值得一提的是，田雨公的二弟田雨时受县令之邀，也投身于防务工作。盂县境内未遭侵扰，田雨时“与有力焉。”
同治二年（1863），左宗棠率大军西出嘉峪关，征战西北。袁保恒侍郎随军赴陕，专管西征粮台。其弟田雨人“随同转饷，多所赞画，论功保奏同知后，以知府用。”
同治五年（1866），田雨公又添一麟儿，起名文俊。对田雨公来说，虽然这一天来的晚了些，却是一种莫大的欣慰。然而就在同年的十一月十一日，其父田生蕙无疾而终，享年八十四岁。虽不能含饴弄孙，但是在耄耋之年还能见到襁褓中的孙儿，也是人生一件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