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道光皇帝崩于圆明园。继任的是他的四儿子奕詝，年号咸丰。咸丰刚刚二十岁，这位生于深宫之内，养于妇人之手，用一句“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侥幸赚得皇位，却冥冥之中注定清朝亡于其手。大清不幸生了他，更不幸的是生了他的皇后——慈禧。
咸丰即位之初，也有一番抱负。史书记载其“甫即位，即求贤才。”起用了林则徐、江忠源、李棠阶，罢免了穆彰阿、琦善等人。给政坛注入一支日益进取的清新剂。接着在他老师杜受田的授意下，下诏求言，征诸得失。摆出一种高姿态，表明其是愿意接受百官臣工的谏议的。或许是晚清的政坛急需要重新洗牌，用人制度上的失察成了百官们第一个攻击的对象。大家不约而同指向了新任皇帝如何选人、用人上。时任大理寺卿的倭仁应诏陈言，指出“行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先于君子、小人之辨。”咸丰读后，“因谕大小臣工进言以倭仁为法。”礼部侍郎曾国藩上《应诏陈言疏》，痛斥当时的“以畏葸为惧，以柔靡为恭”的官场作风，曲尽当时官场的丑恶形状：“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最后说道：“今日所当讲者，惟在用人一端耳。”田雨公则上《振纲纪肃吏治》一疏。全文如下：
臣愚以为今日之要在振纪纲以肃吏治而已。吏治之勤惰责在直省督抚，而驭督抚以转移吏治则在圣天子。神明于赏罚黜陟之权，激扬而鼓励之，赏罚黜陟朝廷之纪纲也。今之督抚有四习焉：曰好谀、曰苟安、曰掩饰、曰取巧。今之督抚分治之政废弛者有五焉：曰仓军、曰漕运、曰盐法、曰兵制、曰河工。以趋走承顺为恭，以木强敦厚为迂，好谀之习也；以积重为难返，以责效为好名，苟安之习也；州县交代则授意弥缝，盗贼肆行则有意消弭，教匪失察则讳罪，剿捕失律则讳败掩饰之习也；智足以伺朝廷之喜怒，才足以欺一时之耳目，观其貌则恂恂焉，有似于忧勤，听其言则浑浑焉，莫窥其边际。事较易则预占地步而张大其词，事较难则坐观风气而迟回以俟，阅历愈久，趋避愈工，取巧之习也。四习不除五政不举。大省亏空正项钱粮至数百万，惟前任浙抚梁宝常以是获戾，其他督抚未闻有任其咎者。运弁帮丁水手需索州县，州县克剥花户，督抚总漕鲜能约束而禁革之。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以致地方偶有剿捕，动辄糜饷老师。淮南纲运枭贩充斥，船户夹私以致额引滞销，正课悬岩，东南两河岁糜数百万金。名为修筑疏浚之用，自修防以来历有年所矣，岁岁修筑而不闻加高，岁岁疏浚而不闻加深，徒闻每年为工员请岁修，临时为工员估厢埽，侥幸无事，为工员多请议叙耳。诸督抚大吏身膺重寄，日讲整顿，迄无成效，皆缘因循积习以至于此。若治以渎职之罪亦复何辞，乃荷蒙圣恩，不加严谴，盖所以激发其天良，宽已往之咎，而责将来之效也。伏考康熙三十九年副都御史励杜讷疏请督抚年终汇奏，若何察吏、若何安民、若何兴利除弊，或开注不实，治以欺罔之罪。所辖之藩司专司钱谷，臬司专掌刑名，州县之钱粮有无亏空，定案之爰书有无驳审详实并列，则藩臬之优劣亦无遁情。圣祖下部议行，当时吏治最为近古，而督抚大吏如汤斌之素行清谨，赵申乔之清廉有性气，郭秀之办事和平，额积特之操守最优，皆明奉褒旨。他如李光地巡抚直隶，官吏兵民无不心服，命授吏部尚书，仍管巡抚事。张伯行为江苏巡抚，疏劾两江总督噶礼，大臣张鹏翮等定谳颇右，噶礼谳再上，圣祖终黜噶礼而原伯行。当时封疆大臣其才若守，盖无不在圣心之中，而有以真知而灼见之者，是以驱策群材，鼓舞一世，天下万世莫不颂圣祖黜陟之明，赏罚之常也。今诸臣当五政敝坏之际，荷蒙皇上宽其既往不即黜革之恩，固宜感激发愤力除积习以求所为整顿者。皇上综核名实高下，在诸臣之任劳任怨，实力整顿者几何人，其人之整顿者几何事，且整顿之事确有把握与否？著有成效与否？认真厘剔与否？掩饰取巧与否？皇上一一默识而熟察之，仍责令年终汇奏毋许欺罔，又察其所举之员与所劾之吏或当或否，又参以内廷大臣之密赞，部院台谏诸臣之公论，圣明洞鉴，喜怒不形，然后运赏罚黜陟之权，以振励纪纲，风示天下，公如衡鉴，迅若雷霆，信若四时，坚如金石，俾忠良任事之臣晓然于上意所响，必益争自濯磨，发愤修政；即有庸才陋质亦当战栗流汗，望风解绶，其敢营私骫法，干朝廷之典也乎？夫督抚大吏，文武将吏之纲领也，朝廷以黜陟赏罚驭督抚，督抚亦必以黜陟赏罚驭文武将吏；督抚任事则监司守令镇协参游莫敢不从事，督抚执法则监司守令镇协参游莫敢不畏法。四习既去，五政自举，纪纲既振，吏治自肃，臣以为今日之务，无急于此者。（《山西献征》）
咸丰皇帝看后“嘉纳焉”。
其实封建社会是君主集权制，都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兼及法家，实行的还是人治思想。田雨公上谏咸丰皇帝，要有齐威王烹阿封即墨的见识，要有康熙皇帝识忠辨奸的能力。这样督抚的好谀、苟安、掩饰、取巧便无处遁逃，四习尽除，督抚所任五政，自会有所振兴。而要实现这些就必须赏罚分明，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
咸丰皇帝广纳百言的这种态度，让大臣们觉得如遇明君，可以输肝剖胆，直言敢谏。于是田雨公便针对咸丰亲政以来用人上出现的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奏为用人宜慎敬摅愚见仰乞圣裁事。
窃惟国家有治人后有治法。皇上御极以来黜陟严明，臣庶佩服。然臣窃见今日之用人所宜加慎者有三焉：□□□□以言，敷奏以功言乎？用人者必确见其有所建白，当所展布而后可委以重任也。外任之重，督抚而下莫若两司，然历余有年，熟悉民生之利弊者弗克称职。今皇上鼓舞人材不次擢用，前所授道员吕佺孙、知府孙毓桂未及到任均擢臬司，此在圣意高深为有真知灼见之处。然臣窃以为诸臣中有材堪造就者，宜优以督抚，其于所授之职确有成效，始加优擢。用之太骤，恐阅历未深，无以收驾轻就熟之效。且后来居上，其气易盈，任即迁，其事易废，使人知保举之可以超擢，则奔竟益多；使人知升转之无待考成，则勤功益少，即或于召对时，喜其陈夸得宜。而天下事言之非艰，臣惟艰必待其行之，果副所言，始可以大任责之。若徒以言举人，窃恐巧饰成风遂至公然欺罔，此其宜慎其一也。官制内外相维非外重而内独轻，六部都察院综核庶务，即京堂三品以下各衙门典礼典刑所关亦巨，且京卿例得言事，必以品端识卓者任之，非为豢养衰庸地也。今外官来京有以京职留用者，果因其才堪内擢，自是调剂之方。或有声名平常经督抚及科道参奏者，验之不爽则当经予罢斥，若曲示宽容留京补用，窃恐黠者冀死灰之然，时巧言以行其荧惑，劣者为栈马之恋，将素餐而益纵诡随，安望其竭力办公整饬庶务，此其宜慎者二也。因才器使，用人之权。用当其才，小贤亦堪与任事；用非其才，大器亦难以建功。如新授叶尔羌帮办大臣倭仁品醇学邃，刚正不阿，前蒙手诏褒嘉，士大夫无不弹冠相庆，以钦圣人纳谏之雅，所卜直臣大用之机。兹以帮办大臣远镇万里之外，外间□□疑虑，皇上安边绥远慎简臣僚，自有驾驭之权，非恒情所能测，惟是以学道之臣，出膺边寄，就使竭力供职，究恐用违其才。户部尚书孙瑞珍学优而才绌，以充翰林掌院、内廷授读，洵所优为，惟自迁任户部以来，办公竭蹙，物议纷落，当此财用支绌之时，泥其偏见，迄无裨益。人各有能有不能，惟在圣天子知人善任，平日于臣工随事审察，明其优绌，有所擢用，务期人与缺宜，庶不致强以所短而掩其所长，此其宜慎者三也。臣极愚，黜陟之权非臣下所议，然幸逢天子虚衷延访，不敢不直据所见，以备采择。谨即缄因密陈，臣不胜悚惧之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
这时，咸丰受不住了。这无疑是对自己工作能力的否定，颇为动气。因谕内阁：“田雨公奏陈用人宜慎三条，朕详加披览，其所言用人常经，尚不为无见。至倭仁以三品卿给予副都统职衔，作为叶尔羌帮办大臣边疆大臣要任，令其扬历谙练，并非投闲置散。而该少卿以为用违其才。若如所奏则外任皆为左迁，而新疆换班者，尤为摈弃。岂识国家文武兼资，内外并重之微意乎。孙瑞珍年近七旬，精力尚健，于户部事务本非素习。然数月以来，朕观其孜孜讲求，无时稍懈。该少卿称其办公竭蹙，物议纷滋。经军机大臣传旨询问，仅以传闻嘲诮之词回奏。朕亲政伊始，耳目未广。用人惟知公正，从不稍存成见。九卿科道拾遗补阙，朕所乐闻，然黜陟大权朕自持之。田雨公此奏殊属冒昧”。（《咸丰实录》）
又谕：“大理寺少卿田雨公奏，新授道员吕佺孙、知府孙毓桂未及到任，均擢臬司。用人太骤，恐阅历未深，无以收驾轻就熟之效。得旨：朕之破格恩施，乃振急之权。汝所言，乃用人之常经。所奏不为无见。然二人究有何不堪外任者，何不明言。又奏，外官有声名平常，经督抚科道参奏者。验之不爽，当经斥罢。若留京抵用，恐黠者冀死灰之然，劣者为栈豆之恋。批，此又何不明指其人？朕知之，汝所奏意必在万贡珍、严良训二人。然二人亦堪内用者。”（《咸丰实录》）
不过，咸丰最终还是表明了态度，“嗣后有言责诸臣仍当遇事直陈无隐，不得因有此旨遂缄默不言，负朕虚衷纳谏之本意也”。
时任候补道何桂珍又上封事，言倭仁“秉性忠贞，见理明决，生平言行不负所学，请任以艰巨”。
咸丰二年，倭仁也耐不住寂寞，复上疏敬陈治本一疏，咸丰帝以为意在责难陈善，尚无不合，惟仅泛语治道，因以留心边务，勿托空言。
看来并非田雨公一人赞言倭仁。倭仁号称理学大师，当时的清流官员多以倭仁为楷模，应重用这些有名望之臣激风励俗，重振朝纲；而不应是到边疆历练，增长阅历，这自与士大夫们的想法颇有抵触。
我们从百官的奏疏和皇帝的口谕当中发现——咸丰帝所行所为是可商榷的。众人察察，余独昏昏。他虽然也求言纳谏，但并不虚怀；不是兼听则明，而是拒谏饰非。还是曾国藩《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一针见血，切中咸丰皇帝要害。
他在疏中指出：“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毋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责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纳谏之虚文。”
又说：“近来两次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在皇上之意，以为中无纤毫之私，则一章一服，皆若奉天以命德，初非自执己见，岂容臣下更参末议。而不知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国家设立科道，正民视民听之寄也。皇上偶举一人，军机大臣以为当，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臣等九卿以为当，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为当，然后为国人皆曰贤。”
明确指出“黜陟之权，朕自持之”未必是用人最好的办法。所谓贤人不是你认为某人贤明便可升用，某人愚暗便遭罢黜。而是必须经过众人一致认可，职称其位，方才可用。
接着又指出“去年京察人员，数月之内，擢臬司者三人、藩司者一人。盖亦欲破格超迁，整顿积弱之习也。无如风会所趋，势难骤变。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竞者因而幸进，转不足以收实效。”
咸丰帝未及看完，便“怒掷其折于地”，欲罪之。幸亏季芝昌及众大臣的苦谏，曾国藩才得以逃此一劫。在他的家信中写道“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于是便借着第二年充任江西主考官及母丧而南下回家。曾国藩与田雨公可谓是英雄巨眼，所见相同。可惜所遇非主。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咸丰帝对严良训、万贡珍二人渐渐有所察觉。因谕道“朕近闻河南藩司严良训性情疏懒，于公事漠不关心。竟有日前所办之事，不数日则已忘矣。若真如朕所闻者，何能胜任。”又谕：“前任布政使，现任大理寺卿万贡珍在任七年，驭下达于宽纵，因而属员胆大妄为，丁役营私舞弊，门丁书吏因缘为奸，弊端百出，吏治所由日坏。”
严良训、万贡珍都受到了咸丰帝的申饬、严办、交部议处。当时的期许变成了后来不断的训斥。所谓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此时的咸丰皇帝或许想到了千里之外的田雨公，遂于咸丰八年（1858），诰授资政大夫，钦加三品顶戴（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
圣人言，贤之行也，直道以正谏，三谏不听则退。尸位素餐，明哲保身，非君子所为。咸丰三年（1853）一月八日田雨公上疏奏请开缺回家省亲，为他的政治生涯划上了一个句号。
咸丰帝的年轻气盛，独断专行，动辄申饬，连任军机大臣的祁隽藻也因自己的政见与咸丰帝多相左，故于咸丰四年（1854）十一月告病还家。
咸丰初年，财政出现危机，道光三十年国库只有187万两白银，由于镇压起义和赈灾原因，到咸丰三年六月，户部存银只有22.7万两白银，两个月的兵饷都发不出来。而太平天国声势正盛，将要与清政府分庭抗礼。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只有全力围剿，才能维护岌岌可危的统治，然而打仗需要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此清政府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熔化内务府金钟，开捐例，卖官鬻爵，铸大钱，发行官票和钱票，推行厘金制度等，更有廷臣建议开征间架税。顾名思义，就是按房屋数量征收的，而不是像我们今天这个样子，是按房屋的市值来增收。在康熙朝，曾加征一次，不过一年即止，其因扰民太甚，民甚苦。田雨公上疏切谏，引据史籍，详陈弊害。指出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二者为天下大患，不可别求搜刮之术，增一分则民受一分害，指出了此建议的不可行。咸丰帝听后动容，“议遂寝”，不复再进行讨论。然而如何开源生财，才能国富民强，才能应对太平天国起义等等一系列财政困难，田雨公没有提出。但鉴于清中叶以来，政府机构臃肿，人员队伍庞大，而闲职冗员日多，开支出项渐縻，特上疏《国用未充力图撙节由》。开宗明义指出：
今帑项不足而欲开源以生之无良策也，惟有力筹节用或可补救于万一。
皇上躬行节俭、崇实黜华，臣何敢复有所议。惟庶司不无冗费，各工未免冒销。在朝廷顾惜大体，自不暇为琐屑之计；然际帑金支绌，亦宜量为裁灭。臣伏思每岁用项除兵饷河工等务万不可缺外，如内务府工部所出详悉稽核，必有可以酌减之处，且今银价昂贵，所易制钱较昔年为加倍，则纹银一两可抵昔年二两之用。诸臣诚不为利己之见，力绝浮销，何至无可节省。又大学生财之道，其次曰食之者寡，令中外不乏冗员。臣由翰詹荐历卿班，所阅数衙门政务均简，而设官亦复不少；以此类推各衙门额设之员，其中闲散者必多，外官自同知通判以下佐杂各官尤多，冗职若酌量变通，凡无裨实用之缺悉行裁汰，即有体制攸关，名不可废者，其职可以兼摄，庶不虚縻俸金。相应请旨饬下内务府、工部将每年所出之数，悉心筹划，何项可以议裁，何项可以议减，酌量请行并请旨饬下，吏兵二部及外省督抚总核内外文武员弁，察其缺之果否紧要，量为裁汰，以除幸位，则财用庶可以稍舒。抑臣尤有请者，凡职司出纳之员以操守廉洁为要，即以河工而论，奢靡成习，共见共闻。当此财用不足，若辈皆坐拥厚赀，肆无顾忌，此虽积习难返，亦大吏之未免姑容也。查两河安澜，岁有保举，其所称在工出力等语，虚实均未可知。若以贪廉为殿最，凡工员考察不惟视其勤惰，必实能樽节经费者方登荐牍，其所节若干即留抵下年之用，以昭核实。如此则工员必知敛戢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
这与我们所见的曾国藩《谏汰兵疏》中如出一辙。财政困难成了每个有识之士所共见的问题，大清朝已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1850年道光皇帝去世后，他在遗诏中提出了几个要求：
一是不郊配。“朕万年后，断不可行郊配之礼，诬朕以不德不孝。若继体之君，顾命之臣，不遵朕谕，任意强行，则是甘为我大清之不孝不忠之人矣。”
二是不祔庙。“朕万年后，断不可行祔庙之礼。”
三是不立圣德神功碑。“毋庸建立圣德神功碑。”
什么是郊配呢？古代中国非常重视祭祀。祭祀内容种类复杂，但大要不出祀天、祭祖两类。前者为“外祀”，实际上即周时代的郊社之礼；后者为“内祭”，为宗庙之礼。郊社之礼也就是郊祀，在郊外祭祀天地，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帝王行郊天祭礼时，以始祖配祭。《孝经圣治》：“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其注解说：“周公摄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祭天是古代天子的特权，皇帝在圜丘祭天的时候，不但供奉皇天上帝的牌位，还供奉自己列祖列宗的牌位，让自己的祖宗配享，这就是郊配。
什么是祔庙呢？也就是升祔太庙。在太庙内将后死者神位祔于先祖帝而祭祀。
道光皇帝毕竟还是一个守成之主。倘若是一个雄才大略，开疆拓土，万国来朝的霸主，他或许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可是道光亲政之际，正是大清帝国由盛转衰之时，内忧外患不绝。1842年的割地赔款，更是让他无颜面对列祖列宗，所以他不郊配、不附庙、不立圣德神功碑，也算是他的自知之明。
可是这就给咸丰帝出了一个大难题。其中尤其以一、二条难办。不尊崇自己的父亲，这在宗法时代是很严重的事。服从道光遗诏，让大行皇帝连太庙都不能进，于心不安，舆论也未必没有异议。但是不服从遗诏，道光帝的话又说得很绝，是“诬朕以不德不孝”；又说继任者是“甘为我大清之不孝不忠之人矣”。咸丰帝左右为难。所以道光皇帝驾崩第三天，咸丰帝就明发上谕：
“朕恭读朱谕遗命四条，内除毋庸建立圣德神功碑、及斟酌各件供奉收贮谨当遵行，至谕令毋庸郊配庙祔二条，带头尊崇钜典，朕不忍遽从，不敢遽定。著王公大臣会同九卿翰詹科道，敬谨详晰受议具奏。”他把这个难题交给王公大臣会同九卿翰詹科道来讨论。
田雨公在给咸丰帝上的《郊配议疏》中，引用了历代帝王关于对郊配、庙祔的处理办法。他指出古代配天的也只是少数皇帝，并非全部郊配。对于庙祔一议，又援引《礼》制，天子七庙，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道光帝之不祔庙，非示为楚德之不长也。咸丰帝既忠且孝，应遵从道光遗诏。
事情的结果，是咸丰做了一个折中的方案。那就是道光帝依然郊配庙祔。但是，“嗣后郊祀配位，历亿万年，总以三祖四宗为定。自朕躬而下，不复举行。并恭录皇考朱谕首条，及朕此次谕旨，悬奉南郊斋宫，垂示久远，著为成式，世世罔盭，万不准再议更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