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年批评史的研究动力来看，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实现从古典形态的诗文评研究向现代形态的系统的批评史研究的转化，这其中当然有来自19世纪中下叶以来中国传统学者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水平上对传统文化（包括文学）进行质疑、反思和批判的这样一股“内力”，但这种转化主要还是在“外力”冲击下打破传统学术的封闭状况而得以完成的。熟谙近现代文化史、思想史的人都知道，经过晚清维新运动，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文学）研究者大量吸收了西方思维方式、学术范式或学术体制。以文学史的编撰为例，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等都是西学东渐以及思想、文化变革热潮下的产物。自晚清以来的这股中国文学史编撰风气又直接刺激和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的编写。吴承学、彭玉平：《从古典形态的诗文评研究到现代形态的批评史》，《“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03—125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据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印的由陈玉堂辑录的《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称，1949年以前出现的各类文学史著作就达三百二十多种。郭绍虞先生就曾自称他原拟编写中国文学史，后来在整理材料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古典文艺理论的价值，才改写中国文学批评史。而郭、罗、朱、方诸前辈的批评史著述，无论是体例、方法、学术范式等都与传统诗文评研究相去甚远。究其实，他们的研究在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内在逻辑的描述、历史规律的总结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西方学术研究模式，以强化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现代性、思辨性和系统性。例如，郭绍虞先生就曾说“当时人的治学态度，大都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法，能把旧学讲得系统化，这对人治学就有很多帮助。”郭绍虞：《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书林》，1980（1）。再如，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第七、九、十、十一章就分别用“唯美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等西方文艺概念来概括中唐至清代不同阶段的文艺思潮的特点。这种引进和借鉴当然释放出学科解放的巨大潜能，但也给我们留下不少难题：由于西方近现代学术观念与研究模式的大量引进所造成的世界视野与传统学术之间的巨大反差，现在的研究者们深深感到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之间的断裂。笔者并非是要“秋后算账”，只是想指出这样的一个严峻的事实：在内化了西方学术观念与研究模式将近百余年后，如果批评史撰写的体例或理念仍然为西方观念所支配或模式化的话，那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如何可能？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如何可能？转换的机制又如何确立？这些困惑恐怕也是我们应当加以深思的。
从地缘政治与学术研究的关联看，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已基本形成了由中国、日本和韩国以及西方等不同地域或群体组成的总体研究格局。这一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化区域中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思维模式以及表述方式已经逐步融入批评史研究中来，如何协调文化互融性与文化独特性的矛盾，实现跨文化理解，又成为摆在批评史研究者面前的一个新课题。丢弃本土特色搞“全盘西化”固然不对，在一种封闭研究中死死固守文化（或文论）的不可通约性而实行“关门主义”，同样也是错误的。这就需要我们在平等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上依据本土经验和自身的智慧优势来清除和梳理传统中的阻碍因素，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既观察和反省自身，也倾听和过滤“他者”（theother）的话语。以中国内地的批评史研究而言，在近百年的时间中，尽管我们的批评史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文献资料的发掘、文论发展过程的历史描述、概念范畴之内涵的清理、文论家及其著作的评价等还主要是在自身的文化语境中来进行的，很少从“他者”的语境去进行反观和借鉴。在批评史研究中，我们“拿来”的不多，“送去”的则更少，以文论著作的译介为例，这一工作，中国内地的学者就极少去做（倒是台港地区及海外华人者如刘若愚、陈世骧、黄兆杰等走在了前面）。在一些基础性工作上，例如目录学方面，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就做得比较出色。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国文学论著集目》（分正编和续编）搜集了中国、日本、韩国以及英语世界研究古典文学论文和著作，目录索引达十四卷之多。日本在《文心雕龙》以及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文献目录的辑录编撰上也相当出色，如伊藤漱平的《近百年来中国文艺思想研究文献目录稿》、吉田诚夫等编的《中国文学研究文献要览（1945—1979）》，向岛美成的《文心雕龙研究文献目录初稿（1925—1982）》和安东谅的《文心雕龙论文目录》（《德岛大学综合科学部纪要·人文艺术编》，1991年）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开放的眼光和学术研究多元化的精神，要想在一个文化多元化成为时代主流的现实条件下使传统文学批评研究有新的发展，显然是不可能的。
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整体组成来看，传统文论虽然与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基本上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总体上看，传统文论（或批评史）研究仍处于弱势地位。五四运动来，以理性为基础、以逻辑实证和知性分析为手段的西方知识谱系对中国传统知识实行了整体切换，人文科学的理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因而传统文论或批评史的清理与描述在当时基本上是以西方的“科学文艺观”为标准的。新中国成立前，郭、罗、朱、傅等前辈的批评史的著述体例和研究手段足以表明这一事实。新中国成立后，马列文艺思想占据了文艺理论界的核心地位，传统文论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主要是西方文论理念对传统文论的移植，新中国成立后则主要是传统文论向马列文论的“靠拢”或“看齐”。改革开放后，西方文论再一次大量引入，中国文论界甚至出现所谓的“失语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论这一工程并未按照人们的意愿有效地全部地展开。以当代文学批评的实践而言，传统文论的智慧优势并未得到有效的发挥，我们很难看到以传统的民族的文论话语方式去评论当代文学创作实践的优秀范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笔者并非主张复古，而是认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学理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论长期处于弱势或边缘地位的这一局面是不利于上述建构设想的。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的动议已倡导多年，其实际效果并不大，或许同上述的认识模糊不无关系。如何真正摆正传统文论、马列文论及西方文论三者的地位，理清其相互关系，这也是值得深思的。
从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属性来讲，它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对象领域，一个由概念、命题、描述、判断所组成的复合体，一种话语活动形态，从根本上讲并不是具有普遍确定性和绝对客观性的知识或真理体系形态，它永远只是某个时期、某个学术团体或某种意识形态条件下的产物。换句话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析、界定或描述与我们自己历史的现时性、知识的阶段性、理论原则的意识形态性和可逆转性是密切相关的。例如就历史的现时性或知识阶段性而言，最近上海博物馆在战国竹简解密中，首次公开百枚竹简，其中31枚提供了孔子怎样向弟子讲诗和从未见于今本《诗经》的佚诗以及古代诗曲弦歌的音调等内容。在这31枚竹简共九百八十余字的《孔子论诗》篇中，第一简就提到“孔子曰：诗亡（毋）离志，乐亡（毋）离情，文亡（毋）离言。”这些材料不仅填补了历史文献上的空白，就批评史的书写而言，它还有可能使某些已有的诗学结论受到置疑。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化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还不仅仅在于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和整理，或者内在逻辑脉络的钩沉与梳理，而是需要我们作更深层的追问和思考。例如，批评史的撰写是否考虑到主体历史时代的局限性？对批评史的陈述或分析是否以某种合法的学术权威来进行的？批评史建构是否暗含某种特定时期、特定意识形态条件下的“真理意志”甚至“个人意志”？批评史建构主体作为理论形态的总结人、文论文本的权威阐释者或文学思潮与规律的代言人与预言家，是否扮演了绝对真理拥有者的角色？批评史建构在何种背景下或以何种意图开始的？在面对语言既澄明又遮蔽的双重特征时，批评史的建构与表述是否充分考虑到语言的局限性？这些问题充分说明，未来的批评史研究更需要一种对自我意识超历史的普遍性和完美性幻觉的深刻批判，以加强和提升批评史研究者的自我反思能力。
就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特征看，作为一种历史科学，要想避免静态的线性的因果系列的描述或文献资料的机械堆积，我们必须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在批评史“断裂处”“不连续处”以及历史“偶然性”因素中继续寻找其合理关联，有意识地去改变因袭已久的线性因果观或静态历史观，并充分意识到“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这一观念的逐步完善的历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加、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这样说道：“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即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体系，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因此，对历史来说，文献不再是这样一种无生气的材料，即历史试图通过它重建前人的所作所言，重建过去所发生而如今仅留下印迹的事情；历史力图在文献自身的构成中确定某些单位、某些整体、某些体系和某些关联。应当使历史脱离它那种长期自鸣得意的形象，历史正以此证明自己是一门人类学，即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事情的新鲜感。”［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6—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就批评史而言，如何使批评史文献不至于变成一堆毫无生气的材料？如何选择和安排批评史文献使我们重新获得对批评史过程的一种“新鲜感”？这些也是对批评史研究者历史观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