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缘的邻接与古代文化频繁交流的历史原因，日本和韩国受中国文化长期影响，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就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而言，20世纪的日本和韩国学者也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在文学批评史方面，日本汉学界创获颇丰。除前述的铃木氏、青木氏和竹田复的论著外，青木正儿还于1950年写成断代批评史《清代文学评论史》，（岩波书店，1950年），本书共十章，从清初钱谦益等人的反拟古运动始，至金圣叹、李调元等人的戏曲理论结束，论述范围除小说评论外，包括诗、文、词、曲各方面，内容丰赡，言简意赅。作者称其写作意图“在于希望通过本书看清思潮动向，而不是单纯叙述评论的发展过程”。［日］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序”，杨铁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这本书理论抽象稍显不足，不过评点却颇为精彩。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支那文学概论》（弘文堂，1952年）也赋予批评史研究相当的地位，其中第六章“评论学”可以看成是一篇简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概说。本文依据的是隋树森译《中国文学概论》本（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青木氏的《支那文学概论》尚有郭虚中译本，书名《中国文学发凡》（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林田慎之助的《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东京创文社《东洋学丛书》之一，1979年）虽是一部论文集，其研究范围却涉及从六朝至隋唐的文学批评史历程，被日本汉学界认为是研究中国中古文学理论的“最充实、也最有系统的一部著作……出版之后不久，在日本即被认为是名著而受到高度评价”。［日］冈村繁：《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况》，《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301页，济南：齐鲁书社，1983。在分体研究方面，船津富彦的《中国诗话研究》（东京八云书店，1977年）是日本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诗话的专著。比中国对诗话的系统研究还要早。这部著作前篇为“诗话的世界”，后篇围绕诗话的许多问题展开论述，并附录介绍了日本与朝鲜的诗话，其用功之勤相当令人感佩。日本学者在批评史研究方面不废目录学，也是有惠于后学。如古川末喜选编的《日本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文献目录（1945—1982）》、《中国文艺思想论丛》（第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向岛成美编选的《文心雕龙研究文献目录初稿（1925—1982）》（《筑波中文论丛2》）为后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提供了宝贵的线索。王晓平等：《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10—15、27—3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伊藤漱平编撰的《近百年中国文艺思想研究文献目录稿》（中国文艺思想研究文献目录编纂委员会，1983），收录了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文学思想与文学批评研究的专著、论文达1547篇（部）（据笔者统计，其中中文1092，日文384，西文71），大大方便了后人去总结20世纪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状况，实在是功不可没。韩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起步虽晚，但也取得了一定成绩。据韩国学者李章佑的《南朝鲜中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称，载《文艺理论研究》，1992（4）。韩国已出版两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专著，一是车相辕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1974年），二是李炳汉、李永朱合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88年），李章佑本人则于1974年至1975年翻译了刘若愚的《中国诗学》（上、下），刊载于檀国大学的《中国文学报》，1978年又翻译了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汉城汎学图书社，1978年）。此外据台湾《中国文学论著集目》续编所载，李家源还以韩文著有《中国文学思潮史》（一潮阁，1959年）。由于言语文字与材料所限，具体情况只能暂付阙如。
20世纪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在50年代后开始逐步形成一定规模，但无论是俄苏学者还是英语世界的学者，都未能撰写出一部完整的系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他们的成果仍然主要集中在断代研究、分体研究以及从不同角度或层面所进行的总体观照上。俄苏学者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位。一是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他的长篇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837—908）〈诗品〉》于20世纪初开创了俄苏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先河，在俄国乃至世界汉学界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二是伊戈尔·萨莫依洛维奇·李谢维奇。他的专著《古代与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思想》（苏联科学出版社，1979年）长达二百六十多页，对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概念、术语、范畴（如道、德、风、气、比、兴等）作了详尽的论述，并把这些范畴同古代西方和印度的哲学、美学概念进行了比较印证。这部著作对西方世界理解和把握中国文学批评中概念、范畴的独特内涵很有帮助。三是卡里娜·伊凡诺夫娜·戈雷金娜。她的近代文论研究专著《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的美文学理论》（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1年）长达二百九十多页，重点论述了桐城派和古代散文理论、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诗歌理论、常州词派词论和王国维以及早期鲁迅的美学观等内容，是俄苏汉学界在近代文学批评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王晓平等：《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10—15、27—3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在英语世界的古代文论研究中，据四川大学王晓路的最新成果《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介绍，完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虽未出现，但断代、分体、专题研究方面仍然收获颇丰。如：李又安的《中国文学方法——从孔子到梁启超》（ChineseApproachestoLiteraturefromConfuciustoLiangchichao，1978），布什等的《中国艺术理论》（S，BushandC，Murck，TheoriesoftheArtsinChina，1983），缪文杰的《中国诗歌与诗学研究》（R，Miao，StudiesinChinesePoetryandPoetics，1978），刘若愚的《中国诗学》（J.Y.J.Liu，TheArtofChinesePoetry，1962）和《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TheoriesofLiterature，1975），宇文所安的《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S，Owen，TraditionalChinesePoetryandPoetics：OmenoftheWorld，1985），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ChineseNarrative）等。王晓路：《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22—58页，成都：巴蜀书社，2000。在以不同角度进行的总体研究以及对各个时代的分体研究中，西方学者以其比较研究的独特视角为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倾注了不少心血，涌现出像刘若愚、李又安、宇文所安、陈世骧、周策纵、余宝琳、孙康宜等大批知名学者，为中西文化与文学的交流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二、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反思
在简单回顾了百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历程后，笔者有一些粗浅的看法和不太成熟的思考，愿意提出来以求教于方家。
从百年来批评史研究的发展历程看，它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时期：一是20世纪20年代的草创期，二是三四十年代的拓展收获期，三是五六十年代的平稳发展期，四是“文革”荒芜期，五是改革开放至今的繁荣兴旺期。其中，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与世纪末这二十年形成了两个研究高潮，中间的几十年则相对平缓甚至低落，大致形成了一个较为明显的高→低→高的抛物线轨迹。这一轨迹同20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动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八九十年代，批评史研究的外部现实环境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处于社会基本结构大变动大转型时期，都处于文化思想从相对封闭走向相对开放时期，都处于中西思想交汇、碰撞异常激烈的时期，都处于新旧交替、杂糅时期。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批评史研究的现实背景和文化语境同三四十年代相比，毕竟还有着质的不同，后者所经历的文化、思想的大解放较之前者更为深刻和广泛。这一嬗变轨迹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作出合乎实际的整体观照或把握，首先必须充分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原则，在20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巨变中去寻绎百年来批评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批评史发展历程的宏观研究尤其应该重视这一基本原则。
从百年来批评史研究的总体态势来看，批评史研究还大致经历了从多元化到大一统，又从大一统走向多元化的研究态势的变化。五四运动后思想觉醒的余波荡及文学研究，加之西方思潮大规模进入国门，对批评史的研究造成了不小的冲击。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前辈沐浴五四新风，其研究方法与理路互不因袭，形成了批评史研究中的第一个多元化格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多元化研究为“舆论一律”的大一统研究所替代，出现了批评史研究的低潮时期，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又进入一个多元化的研究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有着更为宽容、自由的文化语境。在研究观念、研究范式、研究视角、思维方法等方面都有了重大的变革与调整。可以说，近二十年是批评史研究成果最丰、学术环境最好的时期，如何抓住机遇，在批评史研究中实现新的突破，成为摆在学界同人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