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研究涉及许多重要问题，如历史分期问题、研究对象问题、研究方法问题、范畴体系的构架及其基本特征以及中国美学的基本特征等，研究者最初常常限于以史的线索介绍中国从先秦至清末的美学潮流、流派或美学名家的美学思想，结果往往成为中国美学知识谱系的记忆者，对中国美学的民族特征把握不够，更缺少在中国美学学习或研究中不断拓展新境界的眼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论在什么地方探寻知识，都会出现方法论问题，方法论上的自觉可以使我们不再把特殊知识转变为教条主义的绝对知识，这也许就是各门学科特别重视方法论的缘故。笔者以为，中国美学的研究，从方法论上讲，在以下几个方面应多加关注：
一、原典释读与版本选择
原典释读是中国美学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这不仅是中国美学作为历史学科在研究特征上的内在要求，也是把握中国美学理论内在精髓及理性线索的一道铁门槛。从具体操作层面看，原典释读关涉到中国美学概念或范畴的界定、理性脉络的把握、观念是非的澄清、历史面貌的还原等。从更深的学术理念层面看，原典释读还关涉着研究者对美学原典的基本态度问题，亦即中国美学作为一种历史性文化资源，研究者是把它当成一门单纯的学问或死去的遗迹来处理，还是当成可以继承和激活的活性材料来对待？与这种基本态度相关联的是，如果赞同以继承与激活的态度使中国美学这一历史文化资源化成我们现代文艺美学知识结构中活的因子，那么又该以什么样的阐释理念去继承和激活已有的美学义理及其意义结构？所有这些，都昭示学习或研究中国美学时，应当注意对原典的释读，而不是笃信一些肤浅的二手阐释性著作，结果让自己的思想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由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特别是秦汉以前的美学思想常常集中在一些哲学元典之中，因此原典解读首先会遇到版本选择问题。一个好的版本对正确理解中国美学思想、理论有重要的帮助。大体而言，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晋代王弼注的《老子道德经》、清代魏源的《老子本义》、清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清代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和《荀子集解》、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晋代张湛的《列子注》、清代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汉高诱注清毕沅补注的《吕氏春秋》、汉高诱注的《淮南子注》、清代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清代孙星衍校正的《抱朴子》、梁代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等，都是中国美学思想或言论比较集中的元典，也是较为可信的版本。现代印行的书籍又以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等出版社所出之书为佳，这些出版社出版声誉佳，质量高，学术可信度强。
二、主观阐释与历史还原
美学研究中阐释主体与历史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老问题，新时期以来，不少学者曾将它提到“方法论”的高度来加以把握，反映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的深化。在中国美学研究中，常常存在“知古不知今，知今不知古，知中不知外，知外不知中”的“各自拘守小圈子”的弱点，或者对中国美学思想的解释分析流于主观片面，甚至曲解，不符合古代美学的原貌，或者泥古不化，成为材料或史实的奴隶。因此，如何处理好当代意识与历史实感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美学研究中必须面对的，否则，极易形成理论阐发和历史还原之间的对立。实际上，应当将学术价值、学术逻辑和学术目的三者区别开来，才能比较辩证地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对立或冲突。就学术价值而言，理论阐发和历史还原不分轩轾，但从学术逻辑上讲，在中国美学研究中，历史还原应当优先于理论阐发。理由是：从学科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美学的理论学科属性是依附于其历史学科属性的，历史本真面貌没有搞清楚就进行理论阐发，往往成了空疏之学，因为思想的活力只有在对传统的准确理解和不断发掘中才能获取本原性的力量，并且自“白话文”运动以后，研究者对中国美学理论内涵的阐发首先还会遭遇到一个现代语言的转换问题，而这往往也有赖于历史还原。从学术逻辑上讲，历史还原是第一位的。而从学术目的来看，历史还原最终是为了抵达理论核心，并准确敞现理论内涵，理论阐发应是第一位的。
如何做到历史还原？除了力求完整理解古汉语字义、词义以确保对中国美学要义的准确理解外，不妨尝试运用这样一些方法：1.“以意逆志”法。即以我之意去“迎”或“求”古人之“志”，揣摩或推测古代美学家们思想的真实内涵，做到不断章取义，学会会“古人意”。2.逐层剥离法。即将某一原理或命题的哲学含义（如“文质彬彬”）先阐释出来，然后再剥离出其美学含义或文艺理论含义。3.古今对照法。即把古代人的美学命题、术语、概念、原理等与今天的美学原理、文艺学原理进行比较、对照，加深理解。如古代诗歌美学中的“诗品出于人品”与今天所说的“风格即人”“文学即人学”等，进行对照，细察其区别与联系。这样做，既可以避免“以古释古”，又可以避免“以今释古”，从而在古代与今天之间建立起一个可以对接的桥梁。4.中西方内涵比较法。钱锺书先生曾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序）运用这种方法实际就是在中西方美学思想的相互比照中寻找到共同点或融通处。如“诗可以怨”是中国先秦美学中一个有名的论题，汉代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齐梁刘勰的“蚌病成珠”说、唐代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一脉相承，而在西方则有尼采的“母鸡下蛋的啼叫”这一著名比喻，这些实际都是说明“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这一艺术至理。可见，确立一种比较视阈，在双向参照中能更深刻领悟中国美学的基本思想和观念。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目的是为了发现本民族美学独特的经验和独特的贡献，这样做，不是为了互相争雄，而是为了相互补充，把中国美学的理论成果补充到世界美学理论宝库中去，是为了在广阔视野的背景上更好地发现“自我”，而不是让自己的民族性淹没在历史、文化、社会及哲学知识的洪流里，更不是拿外来的理论模式解释本民族的文学经验，以致“自我失落”。5.历史溯源法。即通过历史溯源的方法建立起深厚的历史感。以意境理论为例，从署名王昌龄的《诗格》首创“意境”一词以来，意境理论经历了中唐皎然的“取境”说、晚唐司空图的“思与境偕”说、南宋严羽的“兴趣”说、清代王渔洋的“神韵”说，一直到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可以说源远流长，不绝如缕。中国美学中这一最富有民族特色的美学理论的完整内涵，缺少历史眼光是难以把握的。
对中国美学进行创新性的阐释，又是符合现代诠释学的价值取向的。在现代诠释学看来，人类是通过与历史文本或原典的“诠释学相遇”来达到理解的真实的，面对传统，人类只有在创造性诠释中不断超越自身，才能真正实现对文化与自我的反思与批判。梁启超说得好：“吾人做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可以不作。历史之所以要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研究，就是因为不断的予以新的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一章）美学研究要想摆脱材料史研究的困境，必须有这种原典新释的学术理念的有力支撑。当然，这种阐释要特别注意脱离现实美学建设、单纯作训诂解释和强纳中国美学入西方美学逻辑框架，名为“现代阐释”实则消解中国美学民族个性等不良倾向。陆贾《新语》中说：“善言于古者，合之于今。”我们是通过原典或历史文本来接近历史真实、反思历史真实并最终走出历史的，只有神会于古人和历史，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这就需要在中国美学研究中辩证地处理好“旧学”与“新知”的问题。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中提出的关于中国哲学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的问题，对原典释读中遭遇的“旧学”与“新知”问题很有启发意义。“照着讲”就是历史面貌的本真还原，“接着讲”则是寻求对原典客观诠释的突破以及理论形态的创造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