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是水之源。
为此，我常常想起幼年时的那口井。
那时我在一个乡间小学念高小，校长是位身穿长袍布鞋布袜的老先生，都叫他惠校长。惠校长在这所亲仁小学教书多年了，就连学生的家长也是他教过的学生。那会儿讲天、地、君、亲、师，校门口立着大成至圣的牌位，学生进校都要朝那个牌位鞠躬。可是谁也没见过那个孔圣人什么样儿，因此鞠躬时只是弓弓腰比划比划，还不如我们对惠校长那样尊敬。
那时惠校长也教课，他给我们讲《修身》课“人之发肤，受之父母”、“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自己也这样做，校园他打扫，看到掉的扣儿拣起来让学生认领，他说一针一线当思来之不易。他还代替堂役摇铃。那铜铃摇起来很好听，“铃铃！铃铃！”而且摇出的声音不一样，上课的铃声急，下课的铃声则缓而轻。为了防止学生掉进井里，一到课间，惠校长守在井边，亲自为我们打水喝，水很甜，伏天喝井水极解渴。
那口井是双眼井，井眼不大，但很圆，并排嵌在一块青石板上。两个吊桶一根绳，吊在一个高悬的木轮滑车上，拉着井绳一坠，两个吊桶一上一下就打上水来了。那口井很深，就是趴在井口去看，也看不到井壁上的青苔和水中的倒影。可是泉涌的“哗哗”声却听得非常清晰，井下有泉。有人说那井泉通着滦河，也有人说那双眼井是渤海湾的海眼。到底有没有海眼这么一说，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这双眼井很像惠校长戴的那副水晶石眼镜，镜片后边是那双和蔼可亲的眼睛。可是惠校长也有发怒的时候，一发怒镜片上就蒙上一层雾。
那时，侵华日军就驻扎在离我校不远的汀流河镇上，还有不少汉奸特务。那些中国人的败类也会说两句日本话，一张嘴就是“八个牙路”。当时我们还听不懂这话的意思，还以为是说有没有“八路”。因为自从冀东闹红军散了之后，那些仍坚持抗战的人就变成了八路军了。那会儿人心不定，老师是讲不下课去的，就是讲也是东拉西扯乱讲一气。有个新来的老师不知有啥毛病，一进教室就说“干燥！干燥！”我们以为是教室里的空气干燥，便把窗子全打开，让清新的空气进入室内。谁知这位老师还说那句话：“干燥！干燥！”于是等下次再来上课，我们便在讲台桌周围泼上水，让老师一进教室就感到湿漉漉的。可是他还是“干燥”不离口。后来才明白，他说的干燥是指讲课的内容乏味。可不是嘛，如今国土沦丧大敌当前，而算术课上仍反复讲那鸡兔同笼，“鸡有两条腿，兔有四只脚……”不说干燥说什么呢？说枯燥犯忌。
惠校长给我们讲课一向滔滔不绝。可是有一天给我们班上课连书本也没带，袄袖里揣着一张画就来了，使我们感到诧异，是不是把课给记拧，把修身课记成是图画课了？
老校长进教堂依然是走得很平稳，可是当他看到全班学生起立要向师长行礼时，便赶忙伸手示意让大家坐下，意思是说这个躬今天就免了。然后从眼镜框上边朝窗外看了一眼，见外边没人，便从袖口抽出那些画往黑板上一挂，教室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一个个全都呆呆地愣在了那里。画上画的是一个戴着手铐脚镣的中国人，两腿叉开顶天立地往那儿一站，两只粗壮的胳膊在高高举起，像要把那铁锁链掐断似的，眼睛冒着火……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课，虽然那幅画只挂了几分钟，老师也一句没讲，却在我们幼小心灵里点燃了火种。那位学究式的老校长并不是什么革命者，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一个富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
惠校长对学生要求也很严，若是犯了错还真打。他打学生不用戒尺，用揣在袖口里的拳头。有一回我跟同学打架，被告到校长那里去了。那个姓王的同学有点仗势欺人，平时谁都打，但我个大，吃亏的自然是他。我心想这回可坏了。那时候处罚学生的办法很多，而惠校长则说怎么罚都行，就是不能罚跪，该下跪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秦桧。当我如实地述说了打架的经过之后，老校长把脸一板厉声问我：“你知道他叔是谁吗？”这一句可把我给吓坏了，不就是那个腰间插着盒子枪名叫王峰的特务队长吗？还没等我回答，惠校长又说了：“那也是我教出来的好学生！”当然这是反话。说完便抡起拳头朝我的后腰捶来，手很重，一捶一个趔趄，还边说：“我让你打架！”接着惠校长又以偏向一方的语气，对那个同学说：“叫你叔把他带走！”那个同学真的走了，但走得很慢，一边走还一边抹泪，头一直低着，脑袋都快扎到裤挡里去了。
惠校长是乐亭县宁庄人，姓惠名增，字易唐。一生热爱教育事业，长于书、画、篆刻。与严柏年、王雅卿、苗竹楼，合称乐亭县四画家。我想，当年那幅画，今人是无法再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