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在北京的西直门外是低洼地，有河、有湖、有沟、有堤、自然也有桥，高梁桥，即其中之一。刘侗的《帝京景物略》里提到：“水从高梁桥而又西，萦萦入乎偶然之中，岸偶阔狭，而面以阔以狭。”在明代，湖中植荷花，堤上栽垂柳，水面似还可以行船，可以垂钓，是当时京城的一处风景。现在的高梁桥，只是西直门外的一个公共汽车的站名，既无桥，也无水，全是城市风光了。
湖北的公安三袁，是中国文人中的一类特别追求自我性灵的作家，他们的小品文，冲淡平和，清快逸雅，至今为人称道。虽然，他们的文章和当时朝廷提倡的学问之道，意趣截然相反，可以看作是当时文坛的非主流派，但他们弟兄三人也还是要到北京来猎取一番功名，这恐怕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复杂心态了。
万历年间，袁中道和他的哥哥同在京城作客，有一篇《游高梁桥记》，记述他在这个景点的一次完全失败的春游，实际上也写出了文人自由的天性和无奈于仕途蹭蹬的矛盾。古来文人写游，无不记其兴，而袁小修却写败兴，也就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字。
先是写他和他的哥哥袁中郎，“沟渠淤泥，委积道上，赢马不能行，步至门外”，那不免举步维艰的尴尬状。继而写到高梁桥后，发现春意毫无，已“三月中矣，杨柳尚未抽条，冰微泮”，一副惆怅失望之情。没有办法，只好“临水坐枯柳下小饮”，谁知刚谈得有些意思时，“飚风自北来，尘埃蔽天，对面不见人，中目塞口，嚼之有声”，这简直是大煞风景了。
凡住北京较久的居民，都曾领教过这种春天的烦人风沙。而像袁中道笔下的“冻枝落，古木号，乱石击，寒风凛冽，相与御貂帽，著重裘以敌之，而犹不能堪”的严重情况，则是近年来绝无仅有的情况了。虽然如今北京的春天，仍是刮风天多，但风势较之先前，确是减弱多了，而“中目塞口，嚼之有声”的沙子，则尤为少见，这不能不说是多年来植树造林，为民造福的结果。但元大都城会埋于沙土之中，直到近代才发现，可见明清两代，西北刮来的沙尘暴，一定还是很严重的。
于是，这两兄弟只好打道回府，“已黄昏，狼狈沟渠间，百苦乃得至邸”。接下来的一句就不得不让人捧腹了：“坐至丙夜，口中含沙尚砾砾。”这样，他想起远在湖北公安县的老家，叹了一口长气，说：“噫！江南二三月，草色青青，杂花烂城野，风和日丽，上春已可郊游。”接着他问自己：那些达官贵人不得已住在京师者，是为了官职；那些游客山人不得已住在京师者，是为了衣食；而我自己，袁中道很坦率地承认：我无官职，虽多次谋求也弄不到手，估计再努力也未必见成效，何况家中还有些可以糊口的薄产，那么我“舍水石花鸟之乐，而奔走烟霾沙尘之乡，予以问予，予不能解矣”！
所以，最后他觉得这次失败的春游，还是值得一书，书什么呢？“书之所以志予之嗜进而无耻，颠倒而无计算也”。在中国文人中间，痛陈自己颠倒者有之，但指斥自己“无耻”者，具有如此自审精神，而不怕出自己丑者，他是第一个。
袁中道是“公安三袁”中最年少的一位，也是很落拓不羁的一位。二十岁时，曾随其兄，到湖北麻城拜见过“狂人”李贽。从那次当面受教之后，“胆量愈廓，识见愈朗，的然以豪杰自命”。他敢于这样剖白自己，也有他对于当时文人嗜进之心的批判。他既不能例外地同流合污，与其被别人骂自己，不如自己骂自己。袁中道以“无耻”二字来结束这篇文章，除了继承了李卓吾式的狂狷以外，更多的还是他的自信，他的豪气，和他的胆识。
如果，他活到现在，看看时下文人们，那些迫不及待地，千方百计地给自己贴金者，招摇于名利场中，着实令人作呕的表演者，不知该作如何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