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六二八年九月，唐太宗李世民宫女三千余人，令之“任求伉俪”。六三二年十二月，“帝亲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就死。”那些关大狱里的刑犯，获准走出牢门，得与家人团聚。朝中文武咸为太宗此举不妥，相信必有就此逃窜命亡不归者。结果，六三三年九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上皆赦之”。
白居易有诗，“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就是歌颂太宗这次德政的。
放宫女出掖庭，自行择偶，倒不是唐太宗的创举，但“死囚归狱”，却是他第一个这样做的。后代的史论者，也有持不同看法的，认为此举不近人情，大有故意安排，为自己树碑立传，沽名钓誉之嫌。但不管怎么样讲，在一部《二十五史》中，肯把三千宫女放出去自寻夫婿的皇帝并不多，而敢于让死刑犯自由行动，姑且说是假释回家吧，不押不绑，待其自归，却是一件颇有勇气的政治行为。中外古今，这样有器度的统治者，是不多见的。即使不论李世民具有多少人道主义精神，他敢于把死刑犯放回家，至少表明他对于自己一统天下的高度信心和非凡胆识。好像此后任何一位皇帝，都未敢再试一试，杀之惟恐不及，哪有打开狱门之举？因此，不佩服这位英主也是不行的。
当时，“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户外不闭，行旅不携粮，取给于道路”，“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史称“贞观之治”。老百姓也好，史学家也好，对于中国的历朝皇帝，抱好感者少，持非议者多，尤其那些独夫民贼，更是唾弃不遗。只有这位唐太宗例外，属于众口赞誉的一位皇帝。因为从东晋末至隋初三百六十九年的南北分裂，接着隋的一统，不到三十多年又陷入盗贼蜂起，战乱不已的局面，所以，李世民在人心思定的趋向下建功立业，实现了中国自汉以来的大统一，正是符合了这种分久必合的历史潮流，他才成为一代英主。
公元六三○年，李靖破突厥，李世民被四边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当时已为太上皇的李渊，在凌烟阁置酒庆贺，“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方罢”。这种浪漫场面，老爷子奏乐，李世民跳舞，庆贺之外，也表明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以及宇内同心，天下一致的大好气氛。兹后，唐军又攻占西域诸国，使中国威势达到葱岭以远，与波斯、印度毗邻。
最有意思的，是明代的万历皇帝，也就是明神宗朱翊钧，对唐太宗很不以为然。“一代英主”，他是不承认的，“贞观之治”，他也不放在眼里。这位绝对的昏君，就是埋葬了又被挖出来见了天日的定陵里的那位皇帝，此人坐了近五十年江山，只出过两回北京城，而且主要是去视察他的陵寝。所以，《明史·神宗本记》指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但他却对臣下大讲特讲：“唐太宗胁父杀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于是在经筵（文学之臣在皇帝面前讲解经史，事后设筵款待的一种节目）上，不许进讲《贞观政要》，把唐太宗御宇二十二年的光辉业绩，一股脑地全给否了。
好像他朱翊钧多么正确，多么了不得似的，这当然很可笑。
唐太宗拓展疆土，东至海，南下交趾，西达大食，天竺，北抵贝加尔湖。这位万历皇帝却在萨尔浒战役败却以后，再也不敢与扰边的金政权较量，坐视努尔哈赤一天一天成势，外乱内患，最终被李自成逼着他的孙子崇祯上了煤山。明亡于神宗，这句话倒是准确的，但要听他谈起唐太宗来，不知底里的话，还以为他多么高明呢？
也许这是属于中国人的特性了，长着一张嘴，就是为了说别人的。别看自己不怎么样，一屁股不干净，但议论起别人的长短来，却是慷慨激昂，振振有辞。所以，我们对那些臂不动，膀不摇，口喷唾沫星子，坐而论道，永远觉得自己有资格对干工作的人横加指责的那些先生们，想想这么一段历史，也就不禁豁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