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及其背叛》辑录了以赛亚·伯林于1952年在BBC长达六个小时的六篇系列讲演。每讲涉及一个近代著名思想家，他们分别是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和迈斯特。在伯林看来，除了最后一讲的迈斯特之外，其他五位都有着鲜明的共性： 他们都对人类的自由持肯定的态度，但他们对自由的理解，最终导致了反自由的历史结果，换言之，他们的学说是对自由的背叛。
在衡量爱尔维修等人对自由的理解之时，伯林心中有自己的一杆秤。这一杆秤就是正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所鼓吹的个体自由或政治自由。如英国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理解的自由，“自由就是一个人随心所欲地塑造个人生活权利，去创造他们尽可能丰富多样的（如果有必要的话，尽可能离奇古怪地）发展他们天性的环境。对此，唯一的障碍是需要保护他人享有相同权利，或者保护他们的共同安全，所以说，就这种意义而言，如果没有哪个机构或个人干预我，我就是自由的，除非它或他的干预出自自我保护的目的”。
伯林认为，穆勒这种基本自由观也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一些主要的西方思想家所持有的观念。他举了法国的本杰明·贡斯当为例。贡斯当在比较了古代人的自由观和现代人的自由观之后，对自由做了如下的定义： 自由“是个体只需遵守法律的权利——他有权不会因为某一个或几个人的专断意志遭到逮捕、拘押、处死，遭受任何虐待。它是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意见、选择并且从事自己的职业、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假如他愿意的话，他甚至可以挥霍自己的财产；它是不必经过允许就可以来来往往、而无须说明理由或动机的权利。它是人们自愿结社的权利——无论是为了讨论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还是为了与志同道合者信奉宗教，或只是根据自己的意向或爱好打发时光。最后，它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影响政府行为的权利——要么通过任命某些或全部公务员来进行，要么通过代表、请愿、合法的要求来进行，对于这些行为，当局多少都得予以考虑”。
这种基本的自由观是消极的自由观，也就是免于干涉的自由。另一个法国思想家孔多塞表明了相似的意思。他认为，必须给个人营造出某种真空环境，他可以在这个空间之内实践他所谓合情合理的愿望。人们无权对这些愿望指手画脚。“每个人的目的都是他自身的目的；国家的任务就是防止冲突；充当某种交通警察和守夜人的角色……国家只是为了保证，人们在实现这些个人目的的过程中不发生太多的冲突，对于那些个人目的，他们本人是最高权威。自由意味着不受侵害；因此自由指的是人们互不侵犯。”
在整个讲演过程中，伯林都一直试图要听众牢记他这一基本自由的价值尺度。他一再强调个体自由是“至少在一定的限度内，每一个随心所欲去生活的自由、随心所欲浪费时间的自由，以自己的做法上床睡觉的自由，仅仅因为自由本身是一种神圣价值从而为所欲为的自由”，在那个人人都应该有的“那个小小的、但必不可少的空间内，他可以为所欲为，作恶或者行善，为了选择而选择，在这个空间里，选择的价值本身就被认为是神圣的”。
我们只有牢记伯林所强调的这种“真正的自由，公民的自由，人类在一定限制范围之内为所欲为的自由”，才能明白他为什么说爱尔维修等人的自由学说实质上是对自由的背叛。
那么，伯林所批驳的对象背叛的向度在于何处？伯林以其出色的文字给了我们清晰的图谱：
伯林认为，爱尔维修毕生追求的目标就是寻找一种原则，以解决道德和政治领域里的大混乱。他找到的原则就是快乐原则。在他看来，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唯一动机。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增进快乐、消除苦难。但，途径在哪里？爱尔维修认为，在于“人为的操纵”。传道没有用，因为人们不愿意去听，因此必须采取激烈的手段才能达到。只要结果增进了幸福就好，不需要考虑手段。这其实已经是功利主义的信条。在爱尔维修所描述的世界里，没有或几乎没有个体自由的空间。在他的世界里，人们可能变得幸福，但自由观念最终消失了。之所以说它消失了，乃是因为，作恶的自由消失了，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只能做善事。伯林最后尖锐地评论道，爱尔维修借助于他发现的追求快乐和逃避痛苦的原则，建立了一套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套思想体系在世界上最佳意志的武装之下，在最纯粹的动机的启发下，实际上去反对不公正、反对愚昧无知、反对专断的统治、反对18世纪社会里依然充斥的所有恐怖，直接导致了技术官僚暴政的出现。它利用另一种暴政，一种技术的暴政、一种理性的暴政，取代了无知、恐惧、迷信的教士、专断的国王，但是技术的暴政同样敌视自由，同样敌视如下的观念，即人类生活中最珍贵的是为了选择而选择，不仅是选择善的东西，而且是选择本身。它的这种敌视态度和方式一直受到利用，为法西斯主义张目，为几乎所有企图妨碍人类自由和把人类社会当成一个连续的、和谐的整体进行活体解剖的行为辩护，这个整体，不允许人们具有丝毫个人首创精神。它是一套非常严密、非常结实的系统；要想闯进去，没门。也许它能够产生幸福；但是，这种幸福是否就是人类追求的唯一价值，尚不清楚”。伯林对爱尔维修的批判还是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伯林对卢梭的看法几乎就在本章的题献词中就已经说明，他“始于不受限制的自由，终于不受限制的专制主义”。在卢梭看来，自由是一种绝对的价值。自由与人类个体是等同的。他参与制造了真正的自我的神话，并打着真正的自我这个旗号去强制别人，最后走向了专制。就好比你很可能对一个人说，“你可能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你可能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你可能认为你想要这想要那，但我比你更了解你，更了解你想要什么，更了解什么东西会使你得到解放”。在伯林看来，这是一个“用心险恶的悖论，根据这个悖论，一个人在失去了他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同时，却在一个更高级的、更深刻的、更加理性的、更加自然的意义上获得了解放，对此，只有独裁者或国家、只有议会，只有最高权威才能认识到，这样一来，最不受约束的自由与最有奴役性的权威发生了重合”。
谈到费希特的时候，伯林认为，其自由观与西方思想家常持有的自由观“截然对立，大相径庭”。他否认个体的自由。他认为“个体本身什么都不是，人离开了社会也什么都不是，离开群体什么也不是，人几乎不存在……只有群体存在，只有群体才是最真实”。个体必须回到群体中间才有价值，这个个体最终将被一种集体性取代： 即种族、国家、人类。个体的自决现在就变成了集体的自我实现，民族变成了由统一意志组成的共同体。一个自由的民族就是一个获胜的民族，自由就是力量，征服和自由是一回事。在所谓的民族的统一意志的武装下，费希特主义者没有丝毫的恐惧与自私自利，他们“将毫无顾忌地为他们的原则去战斗，因为这些原则是绝对的，他们多遇到的危险看来纯粹是幻觉”。“思想先于行动，正如闪电先于雷鸣。”他们的力量是毁灭性的。“费希特把自由等同于自我肯定，等同于将你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等同于消除你愿望的障碍，最后等同于一个获胜的民族阔步前行去实现他的命运。”在此，德国法西斯的步伐声已经清晰可闻。
伯林认为，黑格尔犯了一桩大罪，他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神话，“根据这个神话，国家是一个人，历史是一个人，而且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洞见能够查明的单一模式”。这就是历史规律。历史的规律是无情的战车，人只是螳螂。他创建了先验的历史学派，只要具备了高超的眼力，借助于理性的双重眼光，能够推导出所发生的事情。剩下的就是服从，按照历史的规律照章办事。而想挡道的螳螂，最终会被历史无情的车轮压得粉碎。在这个体系内，自由不可能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顺从模式是唯一正确的自我表现。“黑格尔的自由完全是由征服或占有阻挠你的事物构成的，直到你征服和占有了一切，你就是世界的主人。”这时候你才有所谓的自由。在此之前，“你最好把你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理解为义务，不要去抗议、哀悼和抱怨压在你身上的那些可怕的负担，而要满心欢喜地欢迎它们”。伯林似乎就在对现实中的我们讲话。他也洞察了我们中绝大多数人的表现：“总有一些人想在某个严格控制的机制中寻找安全，想在某项严格的制度中找到他们合适的安全位置，而不是想获得自由。对于这类人……归属于某一独特位置的意识，在这个位置上，你受到保护，躲避了种种障碍。但那不是我们所说的自由： 也许它是一种智慧、理解、忠诚、神圣的形式。”伯林再次重申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自由的本质一直在于根据你选择的意愿去选择的能力，因为你愿意像这样进行选择，不受强制，不受胁迫，没有被一个庞大的制度所吞噬；为了你的信念而正确地抵制、不怕得罪人、挺身而出，做这一切只因为它们是你的信念。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没有它，就没有任何种类的自由，甚至没有对自由的幻想。”
伯林在最后论及圣西门的时候说，尽管这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临终之际提到了博爱、爱、联合以及组织，但却独独没有自由。“因为他的确反对自由。”对于如何实现空想社会主义，由谁来实现，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希望能有人实现他的理想。他说，“让中产阶级如此狂躁不安的自由，对于下层阶级来说，已经成为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在当前的文明状态下，任意使用权力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很大。这些小人物、下层阶级、人类最大多数的和最穷困的阶级，没有他们，就无法重建人类——这些人不在乎自由；他们厌倦了公正……人民想得到的不是议会、自由和权利。这些东西是资产阶级迫切需要的东西。人民所要求的是靴子，这种对于面包、靴子而不是对大量的自由及自由口号的大声呼吁，已经成为所有强硬的左翼政党主要重复的老调”。在伯林看来，这语调多少散发着邪恶的气息。
尽管伯林在BBC发出的自由之声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但对于我们来说，无异于暮鼓晨钟。比照着他的价值尺度，我们周遭喧哗的自由论调不得不让人生出这样的感叹：“自由，多少人假汝之名。”伯林的话充满了睿智。为了不至于曲解他的原意，本文以直接征引为主。请读者原谅，我将再一次引用他的话作为结尾： 在今日，“‘自由’这个词已经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核心象征，这一事实既引人注目，同时也是不祥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