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觉得标题很熟悉。对，就是从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里“顺手牵羊”而来，它原来是第六章的半个标题。
《知识分子论》其实是一本演讲集。由于受广播节目形式的限制，即分六讲，每讲半个小时，因此，它的篇幅并不长，语言也明白易懂。但是，它谈论的问题却是深入、宏大、启人深思的。我相信每一个读过此书的人都能有这样的感觉。
在第一章“知识分子的代表”中，萨义德的问题是： 知识分子究竟为数众多，还是极少数的精英？他首先比较了葛兰西和班达的看法。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人数众多，既有传统的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如教师、行政官吏等，又有一群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如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新法律的组织者等，尤其是后者，在年复一年壮大。但是，班达的看法却与之针锋相对：“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真正的知识分子形成的是一个神圣的阶层，他们与世俗作斗争，支持、维护的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理与正义的永恒标准”。对于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放弃了职守、妥协了原则的知识分子，他给予了无情的抨击，并斥之为“知识分子之背叛”。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位，还有许多的标准，如福柯的“普遍的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和“特殊的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而在当今世界，前者逐渐为后者所取代。萨义德的观点并不像葛兰西和班达那样趋于极端。葛兰西的看法过于乐观，知识分子阶层的无限扩大和稀释，最终无疑是知识分子阶层的解体。而班达把知识分子的范围设定为极少数的人群，似乎有精英主义之嫌。萨义德对福柯的看法也有所保留。他讲得明白：“我也坚持主张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是具有‘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意见的个人……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在这一章的结尾处，萨义德给出了他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根据我的定义，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 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词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
萨义德承认，做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绝非易事，因为他总是处于孤寂与结盟之间。这种中间状态（a state of inbetween）成了萨义德在第二章“为民族与传统设限”和第三章“知识分子的流亡”中讨论的核心。
传统意义上的“流亡”与悲惨的命运相连。而知识分子的流亡却是自我主动的选择。因为他或她“宁愿居于主流之外，抗拒，不被纳入，不被收编”。对于他们来说，流亡意味着从寻常的职业生涯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某种“报偿”或者说“特权”。其中之一就是将任何事物都不视为理所当然，学习凑合着应付让大多数人迷惑或恐惧的不安稳状况，“因为流亡者同时以抛在背后的事物以及此时此地的实况这两种方式来看事情，所以有着双重视角（double perspective），从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看事情……就知识上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观念或经验总是对照着另一种观念或经验，因而使得二者有时以新颖、不可预测的方式出现；从这种并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普遍的有关如何思考的看法”。知识分子就是“比较能不只是看事物的现状，而能看出前因”。所以，在萨义德眼中，“流亡的知识分子……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故步自封”。
然而，知识分子以什么样的身份发言呢？他是如何取得自身合法的权威性的呢？这是萨义德在第四章“专业人士与业余者”中思考的问题。现代传媒的急剧扩张，降低了知识分子合法性的来源。传统的知识分子固守的讲坛已经被许多其他的形式取代，比如，影视夺走了一部分人的眼球，网络也分散了一部分人的精力。而以往“职业的知识分子是正统的合法性的来源”，可是在今天“大众传媒已经打破了传统知识阶层的封闭，以及传统知识阶层的评价规范和价值标准”。萨义德援引了美国左派雅各布的看法：“非学院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群满口术语的大学教授，而社会上没有人很重视这些人的意见。但是，萨义德并不完全同意雅各布的看法，他对后者所谓的“最后的知识分子”这一说法也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诚然，知识分子正从普世性向专业性转型，但是他发言的空间和对象还是没有变。正如他所言，每个知识分子都有阅听大众和诉求的对象。问题在于“是否要去满足那阅听的大众，使它像客户般高兴；还是去挑战它，因而激起直接的对立，或动员它更民主地参与社会”。这两种情况都无法回避权威和权力，也无法回避知识分子与权威、权力的关系。知识分子如何向权威发言：“是作为专业性的恳求者，还是作为不受奖赏的、业余的良心？”
毫无疑问，萨义德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是，知识分子应该作为“不受奖赏的、业余的良心”向权威、权力发言，就像乔姆斯基一样针对所有重大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一样，竭力影响自己的听众。换言之，知识分子不是公务员或雇员，不应该完全听命于政府、集团，或某个团体的政策和目标。要维持知识分子相对的独立性，“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因为，业余意味着选择了“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除此之外，专业化的不良后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它会戕害“兴奋感”和“发现感”，而这两种感受都是知识分子性格中不可或缺的。更为严重的是，专业化带来的压力很有可能迫使知识分子无可避免地流向权力和权威，“流向权力的要求和特权，流向被权力直接雇佣”、整理和收编，真正地完成了班达所言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从而难以回到雅各布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的观念：“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
当然，萨义德明白，本着良心对权威和权力发言的风险和成本是多大。但，在他看来，这正是大勇精神的体现。而与之相对的怯懦和逃避，才是应该大加谴责的：“在我看来最该谴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离开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萨义德毫不留情地刻画出了逃避的诸种形态：“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看来具有争议性；……想要保有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誉”，等等。而这些，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腐化的心态莫过于此。
萨义德在第五章结束的时候宣称，“对权势说真话绝不是邦葛罗斯式的理想主义”。而那些“理想主义”者“总是失败的诸神”。这是第六章的标题，萨义德用它来暗示了“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世俗之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懂得“如何在心灵中保有一个空间，能够开放给怀疑以及部分的警觉、怀疑的反讽——最好也是自我的反讽”。知识分子“不是一种体制和机器人，奉一个系统和方法之令行事”。他会不断地“提醒”自己，“必须四处走动，必须有立足的空间并反驳权威”，因为，“毫不置疑地屈从于权威是对主动的、道德的、知识的生活最大威胁之一”，哪怕这个“权威”就是他自己，也决不“屈从”。
萨义德的讨论主题清晰，逻辑严密。这里，我们不妨略为引申开去，利用萨义德的观点来检视一下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处境和现状。
中国的知识分子究竟是多还是少？如果按照葛兰西的标准，那么，我们的知识分子可谓多矣，产量可居全球第一。但是，我们已经在前面的分析中看到，知识分子如果界定的条件太松，其实是变相地取消了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存在。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因为，作为知识分子，在许多人的讨论中，比如，萨义德、雅各布和班达，都是把他设定为是具有独立精神、自我思想和具有良心的人。试问现在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有几个？这也难怪20世纪风雨零落之后，人们想来想去就只有鲁迅、顾准那么几个人了！
为什么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么少？知识分子的生长肯定需要一定的土壤。这个土壤就是上文提到的“公共空间”。因为知识分子不是在庙堂发言，他是需要在“广场”那样的“公共空间”发言。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缺乏的就是“公共空间”。由于“公共空间”的被挤压乃至被取缔，知识分子存在的理由也就没有了。由于“公共空间”的缺乏，知识分子只有退回到书斋、学院或机构去谋生，于是，更多的是以“专业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是故其影响甚微，更面临独白的境地。
传媒一向被认为是“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宣传工具”到“良知公器”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远，这中间的路究竟要走多久？如果没有完成这一步，知识分子的“中间状态”如何实现，他们的声音在什么地方能够被人所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