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理论中的操纵学派认为，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活动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最主要的是“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poetics）和“赞助人”（patronage）。按照这种观点来看，上个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苏联的文学翻译活动无疑是深受意识形态操纵的典型案例。
一方面，一大批原本从事文学翻译的翻译家，因为职业的关系，当局怀疑他们私通国外，或者对外国作家及作品产生了“不良”的兴趣，所以不得不被迫遽然终止文学翻译生涯，有些翻译家更是因此“把牢底坐穿”。比如，翻译了多斯·帕索斯诗歌的斯坦尼奇就死在集中营内；译过梅尔维尔小说和狄金森诗歌的利卡哈切夫也未能躲过牢狱之灾，以致出狱不久即含恨而去；50年代后期在列宁格勒主持过诗歌翻译讲座的格内蒂奇也于1945年被捕，在狱中，她开始翻译拜伦《唐璜》，这首长约一万七千行的鸿篇巨制，她大约翻译了两千余行，先是全部记在脑海里面，后来才把这些译文抄写在案犯笔录纸四周的白边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翻译在那个时代成了“天使怕涉足处”。
然而，十分吊诡的是，就在这“天使怕涉足处”，不见“笨伯争相涌入”，倒闯进了大批重量级的诗人和小说家。出于种种政治原因，他们在自己的作品出版无门之时，得到了意识形态的“恩”准，允许从事翻译维持生计。翻译成了这些原来没有从事过翻译活动之人的政治避难所。他们基本上都是从“旧”时代走出来的“旧”文人，与他们的前辈翻译家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那些前辈翻译家从事翻译纯粹属于个人的选择，而他们没有选择，是命运的驱使，是冷酷的现实改变了他们生命之舟的航向。换言之，他们是在意识形态的胁迫下从事翻译。
最初，翻译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批“旧”文人的避难所，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归功于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这两个人充当了形式上的“赞助人”角色。为了给这些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以文为生的诗人、作家找一碗饭吃，他们设立了“世界文学出版社”和“教育人民委员部戏剧处”，都是形同虚设的机构。世界文学出版社什么译稿都接受，反正不准备出版，只付点稿酬以维持译者的生活就行了。但随着高尔基1922年出国治病和卢那察尔斯基在政治上的倒台，世界文学出版社和教育人民委员部戏剧处也就失去了靠山。碍于高尔基的面子，世界文学出版社虽未撤销，但已经改变了它的赈济宗旨。教育人民委员部因为是卢那察尔斯基的夫人在把持日常事务，所以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没能继续幸存下来。
“世界文学出版社”和“教育人民委员部戏剧处”的命运其实影射着这些在意识形态胁迫下从事翻译的小说家和诗人的命运。所谓翻译的“特权”，实质上受到意识形态的严密规控和严格限制，并且随时有吊销收回的可能。所以，这被“恩”准的翻译，就如悬挂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都可能掉下来，斩掉翻译的“特权”，斩断译者的头颅。可想而知，这些被逼转向的作家在翻译的“新”天地里，是如何战战兢兢地度日。
不过，也有例外。诗人马绍卡就结出了硕果。翻译于他而言，不是迷恋，不是自娱，不是挣外快，不是逃避时代风暴的避难所，也不是安放沧桑命运的栖息地，他从事翻译，是“出于爱”（out of love）。他翻译过许多作家，如拜伦、丁尼生、济慈、华兹华斯、吉卜林和布莱克，还有大量的英国童谣，尤其是为罗伯特·彭斯在俄罗斯大地上的声名远播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位优秀的童话诗人，在人生的道路和职业的道路上顺利完成了翻译的转向，被后人尊称为“温文尔雅的翻译家”（gentleman translator）。这一切恍然如他笔下的一则美丽童话。
然而，这样美丽的童话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作家是在翻译的道路上煎熬，并在这条道路上快速地奔向生命的终点。如天才的短篇小说家、犹太人巴别尔30年代被迫封笔，到1940年被处决之前一直在从事意第绪语的翻译。伟大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在苏维埃时代只出版了唯一的一本书——他的自传体散文集《时代的喧嚣》（1925），并且这本书还是在国外出版的。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十三年里，这位“不合时宜”的天才诗人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住房，除短期到过一趟乌克兰，一直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朋友间“打游击”，靠翻译和朋友们的接济维持生计。在为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作的序中，克拉伦丝·布朗写道：“在二三十年代，她的外语知识显得尤其宝贵。那时她和丈夫，以及其他许多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了能够活下去，被迫疯狂地进行翻译。”由于曼德尔施塔姆夫人比丈夫更精通英语，所以人们通常都会认为她应该对译文负有更多的责任。然而，在谈到翻译质量的时候，她总是一副厌烦的样子，根本不愿意谈起，实在被逼急了，她才反问道：“我们译了什么，没有译什么，鬼才知道？”言下之意，他们采取的是意译，疯狂地意译。正如曼德尔施塔姆在自己的诗中所言，“针尖之上，怎可能让天使舞蹈？”意识形态胁迫下的翻译就是“针尖”，曼德尔施塔姆这样的诗国“天使”的确是没有办法在这上面“舞蹈”；他只能“疯狂”！幸好，“疯狂”的“翻译”在1938年终于得到平息： 曼德尔施塔姆被捕了，随后死于苏联远东的集中营里。还有著名的抒情诗人茨维塔耶娃，1937年6月18日，她带着儿子结束了在国外的流亡生涯回到苏联，此时正是大清洗的高峰时节，有谁还愿意去碰她呢？发表诗作当然更是不可能的事。可是，她需要钱，她和儿子要吃饭，儿子还要上学。幸好，好友帕斯捷尔纳克帮了她一回，把她介绍给在翻译界很有影响的人物戈利采夫，后者给她找了些书译。虽然只是些保加利亚和格鲁吉亚的诗歌、民谣，但她丝毫没有懈怠，没有采取曼德尔施塔姆夫妇的译法。依靠翻译得来的微薄收入，茨维塔耶娃母子只能勉强糊口，日子过得非常清苦。1941年8月31日，她再也无法忍受残酷的命运，选择了上吊自杀。一代诗坛红颜就此香消玉殒。不过，她留在身后的译作和她的诗作一样都是精品。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便是为活命钱而译，茨维塔耶娃依然保持了她的信念： 存天意，尽人力，决不为了工作的轻闲自在而稍有松懈。”
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不过，最出名的无疑是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文坛业已取得的崇高地位，更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翻译方向，从而彰显了意识形态胁迫下译者的多元主体性。
帕斯捷尔纳克出身于艺术浓厚的家庭，从小受到家庭濡染，对欧洲文学艺术造诣很深，精通英、德、法三门外语。他性格孤僻，落落寡合，同十月革命后从工农兵当中涌现出来的作家格格不入。由后者组成的文学团体拉普（RAPP）自然把他视为异己。但是，不知何故，他却受到苏共领导人布哈林的青睐，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被树为诗人的榜样。但这并没有就此改变作协领导人对他的态度，因为他们不是前拉普成员就是其积极的支持者。1935年起，斯大林以去世五年的马雅可夫斯基取代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地位。1938年，布哈林被处决，帕斯捷尔纳克在作家圈子里便完全孤立。幸好二战的爆发让他暂时忘记了内心的孤寂。战争胜利后，帕斯捷尔纳克同许多人一样，渴望新鲜的空气能吹进苏联，希望曾经令人民胆战心惊的清洗和镇压不再重演。谁知他真正的不幸才刚刚开始。当时，帕斯捷尔纳克在西方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内许多走红的作家。自1945年至1957年，他十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招致了作协领导人的嫉妒。他们想出种种压制帕斯捷尔纳克的办法，不发表他的作品，迫使他向他们靠拢、低头。帕斯捷尔纳克并未屈服，见诗作无处发表，只有靠翻译维持生计。他所翻译的《哈姆雷特》和《浮士德》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威望反而增高。为制服帕斯捷尔纳克，1947年，苏联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斯米尔诺夫对他的译文横加挑剔，致使已经排版的两卷本译文无法出版。同年3月，作协书记苏尔科夫在《文化与生活》杂志上发表《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一文，指责帕斯捷尔纳克视野狭窄，内心空虚，孤芳自赏，未能反映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旋律。然而，帕斯捷尔纳克依然故我，除继续翻译之外，还潜心写作小说《日瓦戈医生》。
论诗才，阿赫玛托娃虽比帕斯捷尔纳克稍逊一筹，但绝对堪与曼德尔施塔姆比肩。有人说，在20世纪俄国诗人中，大概阿赫玛托娃是被辱骂、被批判最多的一位。最著名的当然是日丹诺夫的骂。1946年4月，苏共中央做出决定，对幽默小说家左琴科和抒情诗人阿赫玛托娃展开声势浩大的批判，日丹诺夫对阿赫玛托娃下了一个“权威性”的结论：“腐朽”、“颓废”、“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随后，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被驱逐出苏联作家协会，理由是他们在作品中“躲避了意识形态的问题”（avoiding ideological problems），苏联各出版社和刊物明令禁止出版刊行他们的作品，这实质等于是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来源。正如著名翻译家楚科夫斯基的女儿、作家楚科夫斯卡娅写道：“从那以后，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生活在饥饿之中，等待上天的怜悯与开恩，允许他们从事翻译。”
楚科夫斯卡娅记录了她对意识形态胁迫下翻译的反应，“我对翻译的仇恨日渐加深。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时间不是用在原创上，而是花在翻译中，这简直是浪费，是在挥霍民族的财富”。对于从事意识形态下胁迫的翻译活动，帕斯捷尔纳克相当愤怒：“马雅可夫斯基开枪自尽，而我却在翻译中偷生。”（Mayakovsky shot himself while I translate.）他把翻译看成是“一段漫长的牢狱之灾”（a long prison sentence）。他是如此地痛恨翻译，以至于在其作品解禁之后，他拒绝继续从事任何翻译。在一封私信中，他透露道，他敌人的如意算盘就是让他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译匠”。
相比起帕斯捷尔纳克的深恶痛绝，阿赫玛托娃对意识形态胁迫下的翻译的态度就要平和得多。她认为翻译是项“虽艰苦但是必要的工作”（arduous but necessary work）。无论原作者的地位如何，她都一视同仁，冷静客观地对待，竭力用地道的俄语诗行把原作的精神忠实地传达出来。所以，每一项翻译，于她而言，都是一次精神上的折磨。更何况为了维持生计，她只有依靠翻译，大量的翻译。她的翻译从来没有间断，每天她都从早上翻译到吃中饭。
帕斯捷尔纳克之所以相当愤怒，或许是因为他觉得从事翻译受到了侮辱。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所以，不能用自己的语言随心所欲地歌唱，就是一种思想上的阉割、精神上的痛苦。作为伟大的诗人，他的品位是非常高雅的，眼光是非常挑剔的。他坚定地捍卫着诗歌的贞洁，哪怕为此不惜冒犯“龙颜”、抗拒权势。有一次，斯大林把自己写的诗稿谎称为朋友的诗作送给他看看写得怎样。帕斯捷尔纳克装着不知道这是伟大统帅的作品，他读完后交给斯大林说，你的这位朋友没有诗才，还是请他到别处去另谋高就。这一席话弄得斯大林颜面无光，心怀愤恨。高傲的帕斯捷尔纳克甚至无形中还伤害了阿赫玛托娃那颗敏感的心。年纪稍长的阿赫玛托娃在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没有英雄的诗》题献给帕斯捷尔纳克时，称他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这一封号既是对帕斯捷尔纳克诗歌成就的恭维，但也不无炫耀自己诗坛大姐大的意味。可惜，过了很久，帕斯捷尔纳克对她的诗歌都没有任何反应。阿赫玛托娃问起的时候，帕斯捷尔纳克才说是弄丢了。这件事令阿赫玛托娃相当心寒，她不无幽怨地说道：“也许伟大的诗人都这样，当然他感兴趣于莎士比亚、歌德、里尔克……但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正是这种诗人的眼光，决定了帕斯捷尔纳克翻译题材的选择。除了前文提到过的《哈姆雷特》和《浮士德》之外，他还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安冬尼和克里奥帕特拉》、《亨利四世》、《李尔王》、《麦克白》、《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拜伦、雪莱、济慈、史文朋、歌德、里尔克等人的诗歌。
如果说帕斯捷尔纳克的翻译选择有如择友，一定要找到够分量的对象，那么阿赫玛托娃则没有这么挑剔。这可能来源于她心智的平衡性，正如她在翻译与创作之间找得到平衡一样，才使她的翻译没有走极端，而是保持一种相对平和的心态。王家新在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中就找到了“成熟诗人才具备的那种分寸感和控制力”。他说：“阿赫玛托娃的诗并非简单地来自一种表达的冲动，更出自一种教养。或者说，她的诗从一开始就体现了一种文明，她的优雅、高贵、反讽品质、敏感性和控制力都来自于这种文明。这使她即使在最不堪承受的时候也从不在诗中发出刺耳的声音。……她永远不会像有些女诗人那样易于失态、失控。她更不会允许自己屈服于日丹诺夫时代的野蛮和粗鄙。文明必将战胜黑暗。她惊人的承受力正在于，她经历了整整一个疯狂、野蛮、粗鄙的世纪，而依然保持了她的高傲、自尊和教养。”阿赫玛托娃的“高傲、自尊和教养”也折射在了她的翻译活动中。她拒绝与人合译波德莱尔；她宁愿翻译那些与她毫无瓜葛的平庸诗人之作。所以她选择翻译了用朝鲜语、印地语、罗马尼亚语、挪威语，甚至古埃及语写成的诗作。这并不是表明她不喜欢翻译，她只是借此表明她是诗人阿赫玛托娃，一个远非人们想象中那样循规蹈矩的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