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翻译的态度和翻译题材的选择上存在着巨大的分野之外，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也有着鲜明的不同： 帕斯捷尔纳克偏爱极端意译，阿赫玛托娃接近直译。帕斯捷尔纳克把从事翻译带来的羞辱转嫁给了原作者。部分原因也许在于他是个天才的诗人，所以他并不惧慑于原作者的赫赫威名。他“把原作视为自己的财富，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随心所欲地处置它们”。他的专横态度尤其体现在莎剧的翻译之中，跟两个世纪前席勒翻译《麦克白》时的情形如出一辙，都是“食人”式的翻译，对莎剧文本进行“武断的肢解和任意的改变”，以符合自己的口味和时代的潮流。翻译于他而言，似乎不仅仅只是生活来源的问题，更是升华自己创作冲动的问题。这样的翻译竟然博得了许多掌声。有人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专门向帕斯捷尔纳克的翻译致敬：“我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翻译更好。翻译过程中，边角材料应该被摧毁……翻译中，形式的力量是不需要的。译者只须带走内容的意义。”在这方面，阿赫玛托娃对原作者的态度却要恭敬得多。她说：“我希望隐身。我的工作在幕后，应该不为人注意。只有原作者才能够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否则，一个人倒不如自己去创作。”阿赫玛托娃言行如一。在翻译中，她不但传达原作的内涵，还巧妙地保持了原作的形式，可以说最大限度地完成了忠实的直译。在翻译之余，她也没有忘记继续创作。如果说翻译是她隐身的形式，那么创作则是她现身的手段。《没有英雄的诗》就写于1940—1962年，显然，那时候她的诗歌是不能发表的。她只是为了保持心智的平衡。
令人略感讽刺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意译最终没有逃脱意识形态的陷阱。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期间，苏联文学翻译史上劲吹意译之风。一方面，意译的作品更容易躲过审查制度的责难，更利于出版，因为一些政治或道德敏感性的内容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大胆地删去；另一方面，大量从未染指过翻译的小说家和诗人涌入译界，必然导致意译的盛行，因为意译强调的是“可读性”，免除了读者的智力活动，同样也免除了译者精通外语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意译成了译者的遮羞布，以掩盖外语的不精通，或者以此来自夸自己的文学天赋、原创性和创造力。相比之下，直译才真正是“精英主义”的行为，需要译者和读者有很高的品位，才能理解译文的真正内蕴。可以说，一个优秀的译者既可以生产意译的译本，也可以生产直译的文本，但一个蹩脚的译者只有求助于意译，才能不露出马脚。更何况，直译需要译者的节制，“取消自我”，这多么难以做到。所以，苏联译界当时意译成风、直译失势，产生了许多“自由”的“创造性”的翻译，也不足怪。
不过，话说回来，帕斯捷尔纳克也许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在做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在那样一个晦暗的年代，帕斯捷尔纳克虽然“不能按照自己的内心生活”，但是他依然要“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帕斯捷尔纳克留下的所有文字，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翻译，其实都是他“内心写作”的见证，都遵从于他“心底升起的最高律令”。换言之，翻译就是他“内心的写作”。这与阿赫玛托娃不同，后者的翻译是翻译，写作是写作，翻译与写作之间总是保持着平衡的张力。
总之，即便是意识形态左右着翻译的年代，译者的主体性依然不能抹杀，它总能通过各种渠道在对待翻译的态度、翻译题材的选择以及翻译策略的运用等方面微妙地传达与体现。
董桥的翻译
董桥是香港散文名家，其作品风行海内。早在1989年，柳苏先生就在《读书》杂志上撰文，呼吁国人“一定要看董桥”。董桥的魅力究竟何在？刘绍铭先生一语道破：“文字是董桥的颜色。”换言之，董桥最突出的特色，就是他的语言文字。
翻译首先是语言文字间的转换。作为语言文字的“苦行僧”，董桥对翻译的关注几乎是出自于本能。尽管董桥对翻译没有系统性的理论贡献，但是在那些吉光片羽的论述背后仍然蕴含着深刻的洞见。
董桥论述翻译方面较详细的文章是发表于1978年的《翻译与“继承外国文学遗产”商兑》。这篇文章勾勒了晚清以来翻译与外国文学间的关系。董桥认为，晚清的翻译，“不论是从原著直译，或者用别国译本转译，题材的选择，翻译的态度，看来都比较用心”，“用意是借他人酒杯浇愁”。这样的看法在现在看来虽然已经毫不足道，但在董桥写作此文的年代的确不乏先见之明。因为董桥已经走出了“原文中心主义”散射出来的光影，打破了讨论忠实原文与否的藩篱，直接切入了译者的心理。
从译者的心态分析入手，董桥把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艺界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概括分成三个动机： 通过翻译创造新的中国现代言语；通过介绍外国文学去贬低中国旧文学的价值；以研究学术的态度去从事译介工作。
针对瞿秋白的观点：“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穷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戏’。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几乎没有。”董桥认为，这种说法既牵强又武断，因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这些背景，既影响一个民族的人情世故，也影响一个民族的语言思想，进而产生自己独有的不少情绪、感受和感想。是故，中国的语言文字中并不缺乏那些“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词汇。但是，董桥还是非常赞赏瞿秋白的这一番话：“翻译——除了能够介绍原来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
不过，对于那些想通过介绍外国文学来贬低中国旧文学价值的做法，董桥显然持反对的态度。董桥洞穿了这种做法的社会背景。他说：“文化的优秀成品，本来是可以自自然然前后因袭、世代相传的。国家民族经过大变革进入新的制度、新的体统的时候，固有的文化传统才会有半途脱节之虞。”如何才能避免固有的文化传统“半途脱节之虞”呢？董桥认为，关键还是要继承：“一国文字的构成，既然是历代沿革积累的成果，那么，中国古文、诗词和旧小说中的好文字，作家是值得下功夫去浏览。况且，中国省份多、方言杂，国语虽然渐渐普及通用，各地人受各地方言影响，到底比受国语深；写出来的白话文，既无标准可守，也没办法订出纯与不纯的尺度。因此，中文唯一的传统根基，还是文言文，或者说古文旧诗词；……提倡白话文是正途；不过，置传统文言文根基于不顾，白话文结果就更无法度可言了。”他认为，白话文兴起之初，不惜在译文中炮制出不少欧化句子，弄得译文莫测高深不说，还破坏了中文的根基：“既然文字表达思路，思路影响文字；多读不中不西的文字之后，条理自然凌乱；日积月累，思路就不清晰，写出来的文字也就难成格局。”
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传承，从侧面折射出，在董桥的眼中，翻译的功用，就是学习别国语言的构成和运用，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否则正如他引用傅雷先生所言：“假如破坏本国文字的结构与特性，就能传达异国文字的特性而获致原作的精神，那么翻译真是太容易了。不幸那种理论非但是刻舟求剑，而且结果是削足适履，两败俱伤。”
因此，董桥主张以研究学术的认真态度从事译介工作。“外国文学太多，个人才力有限；与其心长力绌，不如专治一家一派，求其精研；比如朱生豪梁实秋之于莎剧，比如傅雷之于巴尔扎克。”他还认为，“作长序及著者略传”（胡适），也是译者的任务。并以梁实秋的译作差不多都有长序为例，说明译者不可忽略对原作者的著作背景和人生哲学的研究。董桥亦十分推崇《石头记》的英译。他说： 译者霍克斯在书前写了长达三十二页的序文，把曹雪芹跟《红楼梦》的背景源流，说得相当详细，充分表现译者态度认真，绝对不是草草走笔翻译这部巨著；他尽量把所有的东西都译出来，就连双关语俏皮话他也不愿轻易放过；在章目的英译方面，译者也尽量想表现原著的韵味。
在《强奸·翻译》一文中，董桥认为，“翻译工作只有两种之分”，即好的翻译和坏的翻译。他说：“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如鱼得水，一拍即合。读起来像中文，像人话，顺极了。坏的翻译，是同床异梦，人家无动于衷，自己欲罢不能，最后只好‘进行强奸’，硬来硬去，乱射一通。读起来像鬼话，既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
在《三“家”村》一文中，他沿袭了翻译是男欢女爱这个比喻，并进而把译者分成了两类： 译匠和译手。他写道：“下等译匠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给原文压得扁扁的，只好忍气吞声；高等译手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毫无顾忌。译匠中英文太过寒碜，一旦登入文字堂奥，手脚都不听使唤，说话更结结巴巴了；译手中英文富可敌国，进入衣香鬓影之间应对得体，十足外交官风度。”
那么，董桥是否做到了“十足外交官风度”呢？我们不妨先看美国总统林肯说过的一段话和董桥的翻译：
I am not bound to win， but I am bound to be true. I am not bound to succeed but I am bound to live up to what light I have. I must stand with anybody that stands right， stand with him while he is right and part with him when he goes wrong.
我未必稳操胜算，却始终以诚处世。我未必马到功成，却不忘心中真理。我当与天下正直之士并肩而立，知其是而拥护之，知其非而离弃之。
董桥的翻译可谓从形式到内容都做到了与原文的对等，读上去掷地有声，“十足外交官风度”。
董桥的翻译最显著的特征是简洁。有一句广告语“Energy. Dynamism. Guts”，有人费尽心思把它翻译成“活力十足、干劲冲天、不屈不挠”，与董桥的译文“精力、魄力、胆识”相比，的确高下立判。以下这段话的翻译更是充分地体现了董桥力求简洁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