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在1865年，法国作家雨果（Victor Hugo）就已经把翻译与暴力等量齐观：“当你为一个国家提供一篇翻译时，这个国家差不多肯定会把这翻译视为针对自己的暴力。”雨果所说的这种翻译暴力是加于己身。相比之下，施之于人的翻译暴力更是频繁。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横征暴敛”，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作品的“断章取义”，都是翻译暴力之明证。难怪现代西方翻译理论家更是直指翻译的暴力本性： 翻译是权力博弈的产物，是明目张胆的“重写”。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对翻译暴力的揭示也主要从宏观的文化语境层面展开，人们纷纷在“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因素上寻找暴力的根源。但是，除了这些众目睽睽的翻译暴力之外，还有一些隐形的翻译暴力，渗透于微观的语言层面。在一首名为《翻译》的诗中，黄灿然以其诗人的敏感，对这种鲜为人知的翻译暴力进行了反思：
新闻翻译员朱伯添
正在翻译有关北约空袭
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新闻，
其中一段列出几个
被轰炸的科索沃城镇，包括：
普里什蒂纳，普里兹伦，
Vucitrn， Gnjilane，
Djakovica和佩奇。
出于偷懒的心理，朱伯添想，这几个陌生的科索沃地名，不如不查，将这六个地名简略为：“普里什蒂纳、普里兹伦等城镇”算了，反正读者不会追究，上司也不会在乎；“但是，/他想到自己的责任，不应偷工减料”，便逐一地查了起来，最后总算都找到了规范的译名，但是又来了两个“但是”：
但是，
想到这些城市可有可无，
上司和读者都不会在乎，
他又把它们删掉，只留下
科索沃首府（加上这个
背景说明，以方便读者）
普里什蒂纳和普里兹伦。
但是
他又想到忠实性，
尤其是想到这些地名下，
有几个平民被炸死，
有几十个人被炸伤，
有更多房屋被炸毁。
所以他又按了一下鼠标，
把删掉的地名恢复过来，
加上原来的，完完整整地读成：
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普里兹伦、
武契特恩、格尼拉内、贾科维察和佩奇。
他很清楚，上司可能会不耐烦，
把他恢复的又再删掉，说不定
连普里兹伦也删掉，只剩下
“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等城镇”，
或更干脆一点，简略为科索沃
——科索沃，谁都知道。
有论者从传播学的角度指出，通过朱伯添的内心世界，看到了“文字和现实、过滤与反过滤、信息刺激和真实苦难”之间的张力以及“传媒的暴力”和“传媒背后的温馨”。但是，如果从翻译学的角度来看，从“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普里兹伦、/武契特恩、格尼拉内、贾科维察和佩奇”到“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等城镇”再到“科索沃”，这里首先揭示的是“翻译的暴力”。
这种隐形的翻译暴力，似乎还没有多少人注意。然而，它的确广泛存在于翻译的话语层面之中。毕竟，翻译首先是话语层面的交锋。如果认同巴赫金的说法，所有的文本都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复调”世界，那么，在这个世界中，属下的话语由于处于弱势地位，最乏人倾听，在翻译的过程中，自然首当其冲容易成为翻译暴力的祭品。就像在《翻译》这首诗中，最后幸存的是“科索沃”，因为“科索沃，谁都知道”，而其“属下”城镇却难以摆脱被翻译暴力删除的命运，“这些地名下，/有几个平民被炸死，/有几十个人被炸伤，/有更多房屋被炸毁”，语言中蕴含的痛苦也在翻译暴力的摧毁之下烟消云散。
二
谁是属下？概言之，属下是与统治者和精英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属下”二字本身就表示着“偏离性”和“异质性”，“对于真正的属下阶级来说，其身份就是其差异”。属下不仅特指传统社会中地位低下者，而且泛指一切受控于他人独断意志，处于支配和依附链条弱势一端的社会、群体和个人，包括极权和威权社会中生活在不自由状态下的知识分子，总之，属下是一切受制的群体，即“一切不敢以自己的名义说话”的人们，其共同的特性在于脆弱无助。
哪里有属下，哪里就有反抗。属下最显而易见的反抗形式是身体的反抗，极端的表现就是诉诸战争。但是，属下习以为常的反抗却是渗透在日常生活的话语之中。正是由于对于自身脆弱地位的认识造就了屈服、顺从和畏惧，所以属下在话语层面的反抗因为不自由状态而变得晦涩、曲折、暧昧。
那么，什么是属下话语？“属下能够说话吗？”斯皮瓦克说，“属下不能说话”。言下之意是，属下由于主体性的匮乏，不能以自己的主体语言来言说。借用福柯权力即话语的等式，丧失了权力，也就丧失了话语。马克思也精辟地指出，“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但是，“属下不能说话”，“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并非就否定了“属下话语”的存在。事实上，属下也并没有完全丧失言说的权利。就连斯皮瓦克也承认，属下的主体性并未完全消解，而是留下了一些碎片，这些碎片使他们能够为自己言说而反对一种同样统一的“同一体制”。换言之，“属下不能说话”只是表明，“属下话语”中的绝大部分是他者的话语，也就是“统治者”和“精英”的话语。属下不是在言说这些话语，而是这些话语在言说属下。斯科特认为，这部分话语其实属于“公共话语”（public transcript），即“属下和统治者共享的话语”。但是，属下还有另一种话语类型，即“隐蔽话语”（hidden transcript）。公开话语由于受统治者支配，属下的反抗很难在其中留下痕迹。与之相比，隐蔽话语则是衍生性的，是反抗策略和技艺的形成和运用场所，它是自发的、随机的和零碎的，几乎无例外地避免与权势发生正面的冲突。
由是不难判断，真正集中体现了属下主体意识的话语是这些“隐蔽的话语”。这些话语具有双刃剑的特性，一方面，属下利用它们折射出了反抗性的诉求，是用于团结和战斗的武器；但在另一方面，容易被统治阶级的精英话语收编、利用、丑化，甚至随时可能被镇压。基于此，属下话语裹挟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在翻译的过程中，这种复杂性稍不注意就会被翻译的暴力所抹杀。
三
“你教会我语言，我受益于它/是的，但我也学会了诅咒。”斯皮瓦克引用过的这句话洞悉了属下话语的全部秘密。“诅咒”是仇恨的征兆，是“语言的复仇”（linguistic avenge），所以，属下话语里充斥着非常规的语言，甚至自造新词、怪词，从而体现出与精英话语之间的“偏离性”与“异质性”。
《茫茫藻海》（Wide Sargasso Sea）是Jean Rhys唯一的一部用她故乡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做背景的作品。女主人名叫安托内特，以《简·爱》中罗切斯特的疯妻伯莎为原型。小说是这样开头的：
They say when trouble comes close ranks， and so the white people did. But we were not in their ranks. The Jamaican ladies had never approved of my mother， “because she pretty like pretty self，” Christophine said.
王家湘译： 人们说灾难来临时就要团结队伍，白人就是这样的。但我们不是他们队伍中的成员。牙买加的贵妇们对我的母亲向来是不以为然的，按克里斯托芬的说法，“因为她漂亮得没法再漂亮了”。
陈良廷译： 常言道同舟共济，白人就是如此。可我们跟他们不是同舟。牙买加的太太小姐对我母亲一向并不赞成。克里斯托芬说，“因为她是美人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