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域上看，引述上海一地的报纸信息高达16家112次，广度和频率接近其他七地报纸总和的75％。诚然，上海是中国早期电影的制片、发行和放映中心，但从中国早期电影文化史、中国早期电影传播史和中国早期电影接受史的角度来分析，以上海为中心的叙述格局，并不利于厘清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化的独特关系，也无法考察中国电影在全国各地的传播途径和接受状况。实际上，由于特殊的地缘优势，北京、天津、南京和广州等地的电影活动也是中国早期电影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在《中国电影发展史》里，引述天津和南京两地的报纸仅各一次，甚至始终没有出现引述北京和广州报纸的相关信息。这就是说，国民党首都南京、传统文化中心北京、开放口岸天津以及南粤文化之都广州的电影传播、电影接受及其相应的电影文化，并没有真正进入中国早期电影研究者的学术视野。
从时间上看，引述1932—1937年间各家报纸的电影信息高达67次，约占全部引述次数的45％。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亦即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主要通过在各家报纸上发表电影批评的方式跟“软性电影”和各类商业电影争夺话语权的关键时期，以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参与的左翼电影和进步电影为叙述脉络和价值取向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确实需要大量展现左翼电影与新兴影评之间相生相依的独特关系。但毋庸讳言，对于20世纪20年代和“孤岛”时期以至40年代的商业电影热潮，并未给予认真的对待和严肃的观照。这样，中国早期电影的商业层面，仍然隐没在历史的幽暗之处；中国早期电影的市场拓展及其产业历史，也需要从各个年代的民国报纸中寻找可能发现的蛛丝马迹。
从版面和内容上看，除了“上海徐园内‘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的消息出自上海《申报》1896年8月10日副张广告栏之外，几乎所有的引述内容，都来自各类报纸国内新闻版的电影消息和电影副刊版的批评文字。不可否认，这些电影消息和批评文字具有不容置疑的史料性，但民国报纸里的电影广告，同样具备不可多得的研究价值。通过电影广告，研究者能够最大限度地回到彼时彼地的独特情境，以某种类似现场体验的姿态，获取院线设置、影院分布、票房收入和观众反应等各方面的重要数据，尽力摆脱先入为主的史论模式和向壁虚构的主观臆断，以期建构全新意义上的中国电影放映史和中国早期观影史。
总之，认真检讨《中国电影发展史》与民国报纸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克服电影史学观的偏颇，拓展中国早期电影的研究境界，而且有助于养成实证、绵密的学风，并在此基础上重写中国早期电影史。
二民国报纸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叙述：
两个方面的转机
众所周知，影片资料和文字资料的散佚严重制约着中国早期电影的研究格局。由于各种原因，1949年以前国产电影中的大多数出品尤其大量的商业影片已经无缘目睹；同样，这一时期出版的各类电影刊物也大多藏在深闺无人识。缺乏相应影片资料和足够文字资料的中国早期电影研究，不可避免地走到了一个亟待选择和渴望突破的关口。
民国报纸的引入，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从20世纪末期以来迄今，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等领域，晚清和民国的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各界关注、学者探讨的热点。在《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一文里，陈平原预断：“对于文学史家来说，曾经风光八面、而今尘封于图书馆的泛黄的报纸与杂志，是我们最容易接触到的、有可能改变以往的文化史或文学史叙述的新资料。”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页565。而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一书中，夏晓虹也指出：“上下追踪，左右逢源，报刊因此可以帮助后世的研究者跨越时间的限隔，重构并返回虚拟的现场，体贴早已远逝的社会、时代氛围。”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确实，相对于文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而言，缺乏影片和文字双重资源的中国早期电影史研究，更有必要回到民国报纸这一“虚拟的现场”，以体贴氛围和复原史实的方式解读作者、重构经典。
这样，民国报纸的引入，至少将为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叙述带来两个方面的转机：
第一，以民国报纸登载的电影信息为参照，充实、发展或改写中国早期电影史里的某些材料、观点和结论。这是一种以民国报纸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中国早期电影史，将在作者论、文本分析尤其类型研究等领域开拓新鲜的思路，获得不俗的业绩。
第二，以民国报纸登载的电影信息为中心，在审视传统的历史观和电影观的前提下重写中国早期电影史。跟第一个方面的转机不同，这是一种不拘泥于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生发，真正立足于民国报纸的中国早期电影研究，将为重写中国电影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不同凡响的机遇。
仅以郑正秋电影的报纸信息和史学研究为例。
作为中国民族电影的开创者之一，郑正秋非同一般的电影实践及其历史贡献早成史家共识。但在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要诉求的《中国电影发展史》里，郑正秋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创作，总要被贴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和“封建落后意识”的标识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第2版，页70。；应该说，这一主要针对郑正秋电影的政治立场和主题阐释而得出的基本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郑正秋电影独特的精神走向和文化蕴涵；然而，只有将郑正秋电影置放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整体语境之中，在基本还原中国早期影业斑驳陆离的生态背景之下，才有可能突破政治意识形态的樊篱，重评郑正秋电影的杰出创造和历史功绩。对于笔者而言，回到民国报纸，重读有关郑正秋电影的新闻报道、影片批评和电影广告，便是重新面对郑正秋电影的最佳方式。
尽最大努力，辑录了1923—1934年初约12年间上海一地17种报纸发表的有关郑正秋电影的新闻及论评目录。鉴于该目录并不包含丰富得难以统计的电影广告，从中便可大致得出如下结论：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郑正秋电影不仅获得过较高的票房收入，而且成为许多报纸尤其《申报》的关注对象。这一事实意味着，与其说郑正秋电影是一种建立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基础之上的改良主义实践，不如说是一种契合特定的社会心理及集体无意识的大众文化产品。在《作为早期大众文化产品的郑正秋电影》（《当代电影》2004年第2期）一文里，石川指出：“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现代都市氛围，为中国电影提供了特定的文化语境和生产流通机制。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如果我们仍然把郑正秋电影仅仅看成一系列为他个人或少数精英所拥有的、封闭而自足的作者性文本，来单纯考察它的思想与艺术价值，我们就无从发现它与当时各种社会文化资源，与受众日常体验之间的互动关系。反之，如果我们将郑正秋电影放置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大众文化传播语境当中，放置到由媒体、生产者与受众所共同交织而成的种种条件和关系当中来考察，那么，也许我们就能发现它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文本的别一种价值。”正因为拥有大众文化产品的特性，郑正秋电影才会如此频繁地被当作各家报纸的议程，进入一个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也就是说，郑正秋的电影活动得益于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和时政批评公共空间的存在，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这种公共空间的形成。
通过对上海一地民国报纸发表的有关郑正秋电影的消息和评论进行分析和研究，不仅可以重评电影史里的郑正秋形象，而且可以引入新的理论话语，改变作者论的价值导向，进而重写中国早期电影史。
三民国报纸与重写中国早期电影史：一个初步的案例从立足于民国报纸进而重写中国早期电影史的角度出发，笔者选取了一个初步的案例：分析探讨1928年6月5日分别在上海、北京、天津和广州等四地出版的《申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晨报》、《大公报》与《广州民国日报》等6种报纸里的各类电影信息，力图还原第一个商业竞争热潮里的中国电影状况，希望得出一些创新的观点和结论。
1928年6月5日的《申报》，外埠五张半，上海本埠另加增刊一张半，售价大洋四分，本外埠“首都市政周刊”
一律随《申报》附送。颇有意味的是，在“申报第一张”第一版，即有“耐梅影片公司招请《奇女子》剧中之三大天王”和“中央大戏院为演《伤心梦》向观众道歉”的两则启事，约占整版篇幅的18。第一则启事内容为：“凡年龄在十八岁至廿四岁身材活泼风姿潇洒有志银幕之女士请于本月五号至九号每日下午二时至四时前临金神父路三百号本公司接洽可也”；第二则启事内容为：“此次上海民新影片公司于开映《再世姻缘》时加演《伤心梦》独幕剧本院因当时未领得特别执照受工部局阻止未能开演甚为抱歉该剧决改在六月十三号于民新影片公司开演《木兰从军》时加入表演此次欲看《伤心梦》而不得者届时仍请早临”。随后，在“申报第一张”第三版，又有“大亨影片股份有限公司紧要启事”：“本公司斜土路王家堂第一摄影场办公处因赶接拷贝接片间失慎致遭回禄兹特登报声明各界如有接洽请仍至徐家汇孝友里三号本公司营业部接洽可也。”
“申报第二张”第七版，又以整版18的篇幅登载“上海各界慰劳北伐将士大会电影界游艺跳舞大会”的广告，并打出“为国服务：男女明星担任游艺节目，男明星降格充西崽，女明星降格充舞女”的噱头。“申报第五张”第十九版，开始出现两则“专门选映名贵影片”影院的映片“预告”：第一则为南京影戏院，将映“明星影片公司著名出品”
《山东马永贞》和上海影戏公司著名出品《传家宝》；第二则为杭州影戏院，将映友联影片公司最新著名杰作《儿女英雄》和“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最新出品”《古宫魔影》。“申报本埠增刊”第二版“剧场消息”，登载“《电影月报》第三期出版”与“华剧新片《猛虎劫美记》中之斗剑”两则报道；与此同时，“申报本埠增刊”分类广告中，近六版的主要篇幅均为戏曲、戏法、魔术、跳舞与电影广告，第五、第六版均为电影广告。统计下来，共有新中央戏院、中央大戏院、百星大戏院、爱普庐影戏院、恩派亚戏院、卡德影戏院、万国大戏院、中华大戏院、世界大戏院、卡尔登影戏院、奥飞姆戏院、孔雀东华戏院、光陆大戏院、北京大戏院、上海大戏院、夏令配克大戏院、奥迪安大戏院、明星大戏院、中山大戏院、闸北大戏院、月宫影戏院、新爱伦大戏院、武昌大戏院、共和影戏院、城南通俗影戏院、小世界影戏场、大世界露天影戏场、永安公司天韵楼露天影戏场等28家电影放映场所，同日（夜）放映《再世姻缘》、《马振华》、《双剑侠》、《山东响马》、《海外奇缘》、《五女复仇》、《古宫魔影》、《洛阳桥》、《狸猫换太子》（后集）、《白芙蓉》（全集）等10部（集）中国影片和《女色迷人》（TheTemptress）、《战地鹃声》（WhatPriceGlory）、《情魔》（MagicFlame）、《顽皮小姐》（Pajamas）、《可怜虫》（PoorNut）、《公子情深》（RichardBarthelmessinTwentyone）、《民族血》（Surrender）、《最后之笑》（TheLastLaugh）、《铁血将军》（AptainBlood）、《如此巴黎》（SoThisisParis）、《电机怪案》（WhisperingWires）、《孀妇之蛊惑》、《风流副官》、《最后情果》、《泰山历险记》、《打英雄》、《快乐生活》、《冰崖夺艳》以及却泼麟开司东滑稽片等20部（种）外国影片。其中，新中央影戏院开映，高西平导演，林楚楚、董翩翩主演的16大本“哀感顽艳奇情警世巨片”以及上海大戏院开映，佛莱尼布雷所导演，格勒特嘉宝（GretaGarbo）主演的美国“浪漫香艳著名巨片”《女色迷人》分别占据中外影片广告的最大篇幅。
1928年6月5日的《中央日报》，设址上海望平街福州路95号，三张，售价大洋三分五。“第三张第二面”中“电影界”一栏，报道大中华百合公司王元龙导演影片《荒唐剑客》时拍摄“劫法场”一段的趣闻逸事。“第三张第一面”全为戏曲、跳舞和电影广告。总计有先施屋顶乐园、永安公司天韵楼、月宫影戏院、中央大戏院、新中央戏院、卡尔登影戏院、上海大戏院、北京大戏院、恩派亚戏院、百星大戏院、万国大戏院、卡德影戏院等12家电影放映场所，同日（夜）放映《再世姻缘》、《马振华》、《双剑侠》、《美人计》、《山东响马》、《海外奇缘》等6部中国影片和《铁血将军》、《战地鹃声》、《电机怪案》、《民族血》等4部外国影片。其中，先施屋顶乐园和永安公司天韵楼同时经营戏曲演出和露天电影，广告设计也最显眼。
1928年6月5日的《民国日报》，设址上海山东路202号，四张，售价大洋三分五。“第三张第二版”中“出版界消息”一栏，报道《电影月报》第三期出版。“第四张第一版”中“闲话”专栏报道“影事”两则：第一则为大中华百合公司王元龙导演《荒唐剑客》“劫法场”一段；第二则为明星公司导演张石川开拍“武侠巨片”《大侠复仇记》、郑正秋与程步高联合导演“侦探片”《黑衣女侠》的消息。
“第三张第四版”主要登载戏曲演出和电影放映广告。总计有百星大戏院、中央大戏院、新中央戏院、武昌大戏院、永安天韵楼、先施屋顶花园、大世界露天影戏场、城南通俗大影戏院等8家电影放映场所，同日（夜）放映《再世姻缘》、《美人关》（后部）、《洛阳桥》等3部（集）中国影片和《民族血》、《铁血将军》、《泰山历险记》等3部外国影片。其中，主要放映外国影片的百星、中央、武昌大戏院黑底白字，相对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