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影片编导对历史事实作了极大发挥，给人的印象是，直到1862年夏天，太平军还没有进攻上海，还在向英法美等国寻求支持。事实上，太平军是1月份进攻上海的，到6月底日本人抵达上海时，已经被清兵和西方军队联手打败了。参见Spence，p.302。但是，把西方人对太平军的支持从1月份挪到6月加强了影片的戏剧效果。
尽管从史料上看不出日本人同太平军有过接触，但是在《春江遗恨》中，高杉晋作和他的翻译玉瑛一道，掩护并收留被清兵追捕的沈翼周。影片的重头戏之一就是高杉晋作和沈翼周之间的一段长长的对话。高杉晋作非常尊重并支持沈翼周，但坚信美国人和英国人靠不住，觉得他们自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占中国便宜，日后也会出卖太平军。英国已经将印度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对中国也有狼子野心。
沈翼周非常感情用事，听了这些话很不服气。他坚持认为英美都是文明国家，不可能背叛朋友。再说，太平军信奉基督教，与西方人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宗教纽带。
这场戏的对话和影片中其他一些段落一样，让人觉得云里雾里。高杉晋作讲日语，而梅熹扮演的沈翼周讲汉语，由李丽华扮演的玉瑛进行翻译。但是，有一阵子，玉瑛不是作为翻译，而是以同胞的身份试图说服沈翼周，英国人不但把鸦片带到中国并发动了侵华的鸦片战争，而且以各种不同的手段盘剥中国，包括控制最有油水的中国海关。在这部影片中，女性身上体现出高度理性和政治上的锐见。
李丽华扮演的这个角色冷静、稳重而敏锐；而沈翼周则很情绪化，不愿意继续对话，还气冲冲地走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女强人的形象在抗战时期以及战后的中国电影中很普遍。
影片对太平军进攻上海做了热情洋溢的描绘。
太平军进城，上海就像被解放了一样，人们来到街上欢迎太平军将士。太平军严刑峻法，彻底禁止吸食鸦片和鸦片交易。小红一家也得以团圆。老父亲、他的“长毛”儿子、漂亮女儿以及她的未婚夫都喜上眉梢。但是，儿子对英国人的轻信令老父亲深感不安。老人完全不相信英国人会拔一毛而利中国。他说：“英国人曾是我们的死敌。”但是屋子里的两个年轻人，即儿子和女婿，却认为老人错了。他们说，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情况不一样了。老父亲告诉他们，他请了几个日本人到家来做客。一听这，沈翼周拔脚就走，说他不想看到日本人。
日本人来了以后，又是一场高谈阔论。毫无疑问，这是影片中最意味深长的一段戏，它将中日双方表现得相敬如宾，其乐融融。老人非常欣赏高杉晋作渊博的中国文化知识，而日本人则对老人的智慧和风度表示出高山流水般的欣赏。在笔谈时，老人讲述了鸦片战争的灾难岁月、林则徐的英雄气节和印度士兵屠戮中国人的惨象。他感叹道：“再也没有比亚洲人相互残杀更让人痛心疾首的事情了。”日本人是否和中国人讨论过印度人的命运，史无可查。
但影片一再提到印度的殖民地状况，无疑是为了提醒1944年的中国观众。接下来，老人仔细端详了高杉晋作的武士刀，对它的制作精美叹为观止，称赞它不仅是武器，也是一件艺术品！
这对新朋友谈兴正高，玉瑛来找高杉晋作，并交给他一封信。信中说日本国内风云突起。他的家乡长州在沿海地区和西方战船交火，法国人攻上岸，将日本人的防御工事炮台尽行摧毁。这封信里说的事历史上的确发生过，但那是在1863年6月而不是1862年6月。RhoadsMurphey，EastAsia，longman，2003，pp.264-265.和前边提到的某些细节一样，此片的编剧为了加强戏剧效果随意更改时间顺序，为的是暗示中日两国唇亡齿寒，应当休戚与共，同舟共济。影片中的日本人对于这次战败并不沮丧，相反，他们觉得西方的暴行将会激发日本的民族意识，使他们团结起来。
接下来，影片将场景切换到英国领事馆。此刻，英国人已经决定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有一场戏，很能表现英国人的种族主义。先前曾经会见过沈翼周的一个外交官抗议上峰的做法，说太平军都是基督徒，英国不能违背对太平军许下的诺言。对于这唯一代表良知的声音，他的总领事上司嘲笑说：
“很遗憾太平军的天王没有我们一样的白皮肤。”显然，种族差异是关键。至于宗教，总领事认为太平军不过是“一帮狂妄的亡命之徒”。他用讽刺的腔调说：“上帝对好望角以东的事一无所知。”
与此同时，在太平军的营帐里，高层将领们一相情愿地认为英国人绝对不会出卖他们，派沈翼周到英国领事馆再落实一下英军的中立立场。但是，他很快就被保安人员轰出来了。直到这时他才明白日本人和玉瑛的话是对的，但这时西方人已和清廷沆瀣一气，对太平军大开杀戒。
一群英国兵来到老人的宅子搜查沈翼周，他们洗劫了值钱物什，放火烧了房子，还开枪打死了老人。出于复仇，小红的未婚夫杀死了一个英国兵。
高杉晋作也砍翻一个准备向小红开枪的英国兵。然后，他和沈家的人一道，以传统方式祭奠老人。小红的未婚夫发誓要加入太平军报仇雪恨，小红自己也对英国人恨之入骨，答应未婚夫等他归来。
《春江遗恨》的结尾部分更是不厌其详地渲染中日文化上同文同种，政治上团结一致的思想。例如，一个日本人用蹩脚的汉语安慰痛失慈父的小红；太平军苦战之际，沈翼周特地从战场赶到高杉晋作的住地来找他，目的是要承认高杉晋作当初的善意和英明，同他言归于好做朋友。但高杉晋作刚好不在，这样就为下面的戏做好了铺垫。
高杉晋作回到住所知道错过了沈翼周，感到非常懊丧。他的朋友说，他们该离开上海回日本了。
这么多的战事太危险！高杉晋作坚决不肯离开，他要去找沈翼周。他对自己的同胞说：“我必须去找他，因为他来看过我了。坦诚相待，这是亚洲道德的核心。”李丽华扮演的玉瑛坚持要跟着高杉晋作一起走，直到这时，两个人的爱情关系才昭然若揭，但他们仍然更像并肩战斗的同志，而不像罗曼蒂克的伴侣。
在上海城外，他们遇到一群撤退的太平军，领队便是沈翼周。高杉晋作和沈翼周因此得以重逢。两人情同手足，互示敬意。此时此刻，日本人眼里的清廷不过是西方列强的走狗；沈翼周则决心要驱除西方列强，说即使要一百年也在所不惜。高杉晋作紧握着沈翼周的手，铿锵发誓：“同仇敌忾！”这时，一首日本歌曲的旋律响起，伴随着太平军队伍前进的步伐。这首进行曲实际上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政府军的军歌。将它用在影片结尾，就把太平军的“排洋、反清”与明治维新运动的“排洋、倒幕”联系起来。当然，《春江遗恨》并不是第一个用这首曲子作主题音乐的。在它之前，吉尔伯特和萨利文的歌剧《日本天皇》（1885）和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1904）都曾用过这首曲子的变题变奏。我非常感谢西川隆宏（NishimuraMasato）提供这些信息。
在《春江遗恨》的最后一个镜头中，没有玉瑛陪伴的高杉晋作乘坐千岁丸劈波斩浪驶向日本。他的面部特写与沈翼周率领下冲锋陷阵的太平军叠印在一起。1944年的观众当然知道，太平起义到了1862年已经大势已去，而1944年的日本帝国也正日暮途穷，尽管两者在银幕上看起来都像是赢家。
四不一而足的观众反应
按照原计划，《春江遗恨》定于1944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三周年纪念日分别在上海、南京和广州三地首映。但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动荡的时局使这个计划搁浅了。参见Fu，p.129。影片虽然在中日两国发行了，但是，天时地利人和皆付阙如。以至于直到今天，人们还是很难了解当时的观众对影片的反应，或到底有多少人看过这部影片。当然，《华北映画》对影片有比较系统的报道。这是由当时上海文化当局控制的一本电影月刊，在沦陷时期非常流行。它在1944年九个月的时间里刊登了大量关于《春江遗恨》的文章。见《华北映画》中的以下文章：《〈春江遗恨〉历史巨片》，第48期，1944年；《〈春江遗恨〉制片趣事》，第48期，1944年；《宣传不重视文化影片》，第48期，1944年；《〈春江遗恨〉开拍花絮》，第49期，1944年；《〈春江遗恨〉布景富丽堂皇》，第50期，1944年；《一年来上海影片统计及摄制》，第52期，1944年；《〈春江遗恨〉精彩一幕》，第56期，1944年；《男性素描——梅熹》，第56期，1944年。
毫不奇怪，《华北映画》对《春江遗恨》是赞不绝口。有一篇文章介绍了本片的故事大纲，说它是一部真实反映英美侵略东亚，激起中日人民共同御侮的影片。但《华北映画》也和其他电影杂志一样，刊登一些影迷关心的小道消息和轶闻趣事。比如，日本演员如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中国话还是说得结结巴巴；相反，李丽华的日语却突飞猛进，还经常自告奋勇地给日方主角阪东妻三郎当翻译；影片中，王丹凤要说一段英语，因为有一场戏，她用英语谴责烧杀掠抢的英国人，为此，她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练习英语。
从《华北映画》中还可以了解到，中日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合作情况，每一场戏他们都要共同讨论。另外一些资料显示，在拍摄过程中也不时发生一些摩擦，但是川喜多长政亲自予以调停，以便拍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参见Fu，p.129。《华北映画》还特别提到，高杉晋作第一次遇到沈翼周的那场戏里，剧组为了给他们有关时局的严肃讨论提供一个庄重的环境，专门搭造了一座一丝不苟的花园和书房。据说，这个场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千岁丸号访华的时候，中日双方都站在正义的一边。还说演员梅熹为了演好沈翼周这样一个有些人生历练的中年男子，不再接那些纨绔子弟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梅熹自己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艺术家。
《春江遗恨》发行后刚过几个星期，汪伪与日本同盟便陷于困境。1945年1月，汪精卫死于日本；是年春，美国的B-29开始轰炸东京以及其他日本城市；1945年3月8日和9日晚，美军的一次燃烧弹轰炸使至少85，000名东京居民丧生JohnHunterBoyle，ModernJapan，NewYook：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93，pp.258-260.；8月，美军的原子弹投向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紧接着，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方面，沦陷时期在重庆坚持抵抗的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底在南京和上海重掌天下。“接收”官员大多腐败，他们巧立名目，中饱私囊，用“附逆”做借口，搜刮他人财产。一时间，沦陷时期留在上海的人几乎都有附逆的嫌疑。有些被逮捕和被指控的人确实有通敌之罪，他们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但也有很多无辜的人身陷囹圄，倾家荡产；甚至还有一些真正有罪的人则通过各种关系，得以逍遥法外。这一切都显得很荒唐无理，极其不公。SuzannePepper，CivilWarin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pp.742.
由于影人备受公众注意，战争一结束，他们在战争时期的活动便成为话题。但是，从一开始，公众的意见就不一致。1946年，一篇署名胡言的文章不同意把战时沦陷区影人同日方的合作看成是附逆。该文的作者显然是李丽华和梅熹的影迷，他特别提到《春江遗恨》和另一部拍于1943年的影片《万世流芳》，这两部电影都被很多人看成是汉奸附逆电影的典型，但胡言觉得李丽华和梅熹在当时的情况下参与拍摄这样的电影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如果一个演员拒绝合作，很可能会面临被捕和受刑。他们有什么选择呢？难道让他们自杀？胡文还指出，影片对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为在处理上基本上是准确的。胡文的核心是说那些想要寻找替罪羊的人，应该对演员高抬贵手。胡言：《春江不遗恨，万世永流芳》，载《影艺画报》1946年第2期。
但1946年《中国影坛》上的另外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则是完全不同的立场，它的矛头直指影人，尤其是女明星。才华横溢的广东籍女演员陈云裳曾在《木兰从军》和《万世流芳》中扮演过女强人，但战后日子很不好过。丈夫被捕后，她隐姓埋名，在广州过起地下生活；人称中国贝蒂·戴维丝的陈燕燕在抗战时期拍摄了很多电影，包括1942年拍摄的《芳华虚度》（岳枫导演），但战后，所有的朋友都不敢理她；这篇文章声称，李丽华出卖灵魂，在《春江遗恨》中鹦鹉学舌说日语，还谴责英美国家，而战后却厚颜无耻地四处奔走，想要跟西方人交朋友。《不堪回首的女明星》，载《中国影坛》1946年第1期。
战后的这些流言飞语和小道消息看似无聊，但是接踵而来的却是国民党政府的官方调查。根据档案资料显示，1946年11月19日，吴国桢被国民党和军事当局委任为抗战后上海的首任市长，开始着手调查抗战时期上海的电影业。但是，结果只有《春江遗恨》和《万世流芳》两部影片被挑出来，由有关方面的人在上海沪光电影院商讨如何处理。吴国桢：《中国国民党……》，上海市档案馆，Q1-12-1464。
1947年初，市长助理基于调查情况，写出一份总结报告。该报告认为，所有在战争期间拍摄的电影中，只有《春江遗恨》和《万世流芳》需要严肃处理，其他电影在内容上则并无大碍。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包括官员和新闻记者，集体观摩了《春江遗恨》和《万世流芳》，之后都写下了自己的看法。据吴市长的秘书说，在他看来，《万世流芳》和《春江遗恨》还是应该区别对待，《万世流芳》只是在日本的督导下拍摄的，风格和情节都还不错，它不仅没有歪曲鸦片战争的历史事实，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激发了民族意识和民族良心。相反，《春江遗恨》实实在在是由汉奸拍摄的一部附逆作品，是彻头彻尾的“大东亚共荣圈”宣传品，而且严重地污蔑了“英美两国的形象”《上海市政府报告……》，上海市档案馆，Q1-12-1464。。调查委员会发现，有证据显示，扶持《万世流芳》拍摄的日本人对拍出来的影片深感失望，觉得影片的宣传力度不够，这才决定以合拍的方式来插手《春江遗恨》，以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
这些调查报告以及其他一些材料都被移送到上海市法院。从1947年10月4日到11月11日和12月9日，总共大约有30人被一组一组地传唤到法庭听证，他们几乎都是汪精卫政府时期华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