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遗恨》的是是非非与沦陷时期的中国电影《春江遗恨》的是是非非与沦陷时期的中国电影毕克伟毕克伟（PaulG.Pickowicz），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教授。
完成于1944年底的《春江遗恨》也许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具争议的影片。然而，关于本片的实质性讨论却凤毛麟角。那些涉及这部影片的著述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它的历史问题。换句话说，《春江遗恨》和其他那些在抗战期间沦陷区拍摄的所有中国电影一样，仍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桩悬案。除了个别学者，如傅葆石，大部分研究中国电影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不太愿意触及沦陷时期的中国电影。很明显，如此忽视这段历史是没有道理的。这一时期的电影要么是中国电影史的一部分，要么不是，学者们应该有个立场。我的看法是，对中国电影史感兴趣的人应该对沦陷区的电影以及它们在战后的命运有所了解。
现存有关《春江遗恨》的零星文字多是提出问题，而不是在寻找答案。陈立在他的著作中对《春江遗恨》有过三言两语；张英进和萧志伟也提到过这部影片；傅葆石论述此片时也有几段很有意义的文字，但他坦言自己从没看过这部影片。JayLeyda，Dianying，pp.146-147；YingjinZhangandZhiweiXiao，EncyclopediaofChineseFilm，p.195，228；PoshekFu，BetweenShanghaiandHongKong，pp.126-129.这些著述几乎都间有史实上的谬误。至于其他那些口号多于学术的文字不提也罢。
电影史家程季华对《春江遗恨》曾痛斥有加，拒不承认它是一部地道的中国电影，还用心良苦地故意不提参与这部影片创作的那些中国影人。在他那本影响广泛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影片目录里也根本没有列入这部影片。程季华等：《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页118—119。有意思的是，中国电影资料馆却将《春江遗恨》收入了自己的《馆藏中国电影编目》。《中国电影资料馆馆藏影片目录》，页11。显而易见，围绕着《春江遗恨》，一直是争议多多，扑朔迷离。
既如此，为什么没有人写过文章详细地讨论它呢？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很少有人看过这部影片。几十年来，研究者们一直担心所有《春江遗恨》的影片拷贝都已毁于半个多世纪的战火与动乱而未能传于后世。但是，2001年，俄罗斯电影资料馆居然“发掘”出一个《春江遗恨》的拷贝。从而，人们可以在这部影片面世六十年以后理清有关这部影片的种种是是非非。
一争议的语境
1943年5月，南京的汪精卫伪政权和上海的日本占领当局都觉得汪伪统治区的电影界对“圣战”支持不力。以下段落主要参考了PoshekFu在BetweenShanghaiandHongKong中所作出的杰出的开拓性研究。参见该书页108—132。汪精卫希望电影中有更多亲日的东西，能宣扬“大东亚共荣圈”观念，并旗帜鲜明地抵制英美帝国主义。
为了着手拍摄这类影片，汪精卫指使自己的亲信成立了中华电影联合公司（简称华影），全面负责影片拍摄、发行、放映等事务。华影是汪精卫政权宣传部下面的直属单位，由宣传部在上海的头头冯杰任总经理。冯杰虽颐指气使，但制片方面却牢牢地控制在日本人川喜多长政和张善锟手里。这是两个很有个性色彩、难以简单归类的人物。他们在中国联合制片股份公司（简称中联）时期配合默契。中联的解散就是为华影铺平道路。川喜多长政和张善锟都力主合作，坚信故事片得有艺术和娱乐的元素。参见YingjinZhang，ChineseNationalCinema，Routlege，2004，pp.88-89。
华影在1943年生产了36部故事片。由于战事接近尾声，这一时期的经济条件不断恶化，因此，电影必须具有娱乐因素和市场号召力，否则就不会有人看。这样一来，无论是日本方面还是汪伪政权中指望电影为政治服务的人就很失望，觉得电影界过于注重娱乐性，连华影的影片也政治内容不足，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大东亚共荣圈”。一些官员认为，如果中日合拍影片，政治效果可能会更好些。华影的成立就是为了让日本人直接介入其事。但是，这种合作的结果只拍成一部影片，那就是《春江遗恨》。该片由华影和大映株式会社合拍。日本人八寻不二编剧，剧本经华影中方台柱子编剧陶秦仔细审查和修改，并于1943年末开拍。因为制片有充足的资金保障，实际拍摄工作大约进行了六个多月。参见Fu，pp.126-129。
从很多方面看，《春江遗恨》都是一部此前未有的合作产品。该片不仅是合作编剧，而且有两个导演，中方导演是岳枫，后来换成胡心灵，日本方面是稻垣浩。岳枫在上海沦陷前后拍摄了许多影片，胡心灵则在日本学过电影。根据彼得·休的研究，稻垣浩在日本也非常有名。PeterB.Hugh，TheImperialScreen，p.81，151，157，180.演员当中包括老牌日本影星，如阪东妻三郎，和战时战后都大红大紫的中国演员，如梅熹、李丽华、王丹凤、韩兰根和严俊。至于演员刘琼和摄影师黄绍芬，则拒绝参加《春江遗恨》的拍摄，尽管他们当时的名气也很大。参见ZhangandXiao，p.195，228。就美学方面而言，该片融合了中日电影的手法与风格，具有一种超越某一民族或国家的混血特色。拍摄过程中，日本的先进设备以及三十多名技术人员的表现也让中方的摄制人员有所认识。
二争议的历史
作为一部历史片，《春江遗恨》基本是以发生在19世纪中期的一段真实事件作基础的。当时，日渐没落和闭关锁国的日本德川幕府解除了禁止出海令，一艘名叫千岁丸的日本商船于1862年6月7日抵达上海，这艘船上有51名乘客，肩负着日本首次半官方性的访华任务，因为那时中日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表面上，日本人访华的理由是考察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商务条件以及西方控制下的各个通商口岸情况。日本曾经在1853年被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马修·佩里强行“开放”。他们担心西方国家也会在日本搞通商口岸，自然非常关注中国的情况。
从本质上说，千岁丸号的任务就是要收集情报，因为日本人对当时的中国所知甚少。正如弗格尔所说，乘这艘船来中国的那些日本人是想看看“东亚国家被西方列强强制开放通商的后果”关于千岁丸这次远航的讨论情况主要来自JoshuaFogel所作的开拓性研究工作。参见JoshuaFogel，“TheVoyageoftheSenzaimarutoShanghai：EarlySino-JapaneseContactsintheModernEra，”inTheCulturalDimensionofSino-JapaneseRelations，pp.79-94。。
1862年6月抵达上海的这伙日本人中，很多人另有隐秘动机。他们来自长州和萨摩县等日本南部地区，对德川幕府心怀不满。实际上，千岁丸号上的这伙人属于日本的民族主义先驱，并且后来都在1868年那场推翻德川政权、实行明治维新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春江遗恨》里的主要历史人物之一高杉晋作是一个来自长州的年轻武士，是吉田松阴的忠实信徒。而吉田是个在日本具有高度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坚决反对与西方妥协。在影片中，由阪东妻三郎扮演的高杉晋作表演得成功。高杉晋作的日记直到今天仍是有关千岁丸号1862年出航中国的重要史料。
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令这些日本人感到震惊和倒胃口。正如弗格尔所说，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好感乃是基于书本知识，现在亲眼目睹中国的贫穷现状，感到强烈的反差。参见Fogel，p.82。西方的强势、先进的技术和财富在上海一览无余。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讲，看到中国上下无不仰洋人鼻息，是一种痛苦。他们遍访中国各界人士，甚至到私人家里做客。中国人那时还没有任何理由对日本人怀有敌意，倒是觉得他们比较新奇。日本人通过用中文写成的小纸条与中国人“笔谈”。他们还访问了一些西方人，包括住在上海的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等。高杉晋作在他的日记里感叹道：“中国人完全变成了外国人的奴仆，上海的主权也许属于中国，但事实上完全就是大英帝国和法兰西的殖民地。”参见Fogel，p.86。
千岁丸号访华期间碰巧赶上太平天国起义，所以日本游客得以目睹清王朝被这次起义弄得风雨飘摇。这些日本人甚至亲耳听到太平军和清军在上海郊外交火的枪声。1862年1月李秀成部曾试图攻占上海。虽然千岁丸号是年夏天抵达上海时，太平军的进攻已被击退，但上海的周边还有一些零星的战斗。关于1862年初太平军进攻上海的讨论，参见JohathanSpence，GodsChineseSon，pp.298-309。Spence也提到了千岁丸（p.309）。高杉晋作的日记显示，他非常同情太平天国起义，而日本国内对此次起义了解极为不够。高杉晋作并不欣赏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教义，但他佩服起义军敢于抗击帮助清王朝的英军的勇气。
在与上海的中国人的笔谈交流中，高杉晋作进一步了解到，在鸦片战争期间，钦差大臣林则徐曾在广州全力抗英，而高杉晋作碰到的那些中国人对此却不以为然。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乐于接受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统治。从历史的角度看，千岁丸号造访上海的时候，中国是“领先”于1862年的日本的。当时，日本刚刚开始与西方接触，而中国与西方的互动已经超过二十年。高杉晋作没有看到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衰落乃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却认为中国国家式微、民不聊生是西方列强侵略的结果。所以他下定决心，日本决不能重蹈中国覆辙。他的日记中时不时讲到中国的前车之鉴，要日本引为镜鉴。
弗格尔令人信服地指出，高杉晋作1862年夏天离开上海时，仍然相信日中文化同源。尽管他尊敬中国文化，并且觉得中日在文化上般配平等，但他认为中国在与西方的对抗中正节节败退。对此他感到失望和震惊。按理说，中国和日本并肩战斗乃为上策，但高杉晋作更关心的是日本以及日本应该如何避免中国式的悲剧等问题。高杉晋作看到日本需要政治和军事变革，但并没有想到日本应如何帮助中国摆脱西方帝国主义的桎梏。参见Fogel，pp.92-94。
三争议的叙述
到了1944年春天，当根据千岁丸号访华事件编写的《春江遗恨》着手拍摄时，战局已经开始对日本不利了。事实上，日本战败的序幕已经拉开。到了影片完成的1944年底，美国的B-29轰炸机已经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了。张善锟、川喜多长政、岳枫、稻垣浩、胡心灵以及其他与这部影片有关的主创人员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这部战争时期唯一的合拍片中讲述1862年千岁丸号到达上海后的那段日中邦交。
从非常一般的意义上说，《春江遗恨》的故事是忠实于千岁丸号访华史实的。但是，像所有的历史题材电影一样，该片虚构了许多人物和情境。为了编织一个令人信服的有血有肉的故事，影片在情节上作了大幅度改动。在电影版的故事中，高杉晋作和其他日本人住在上海的一家小旅馆里，他们最初的所见所闻无不昭示东西方文化的鲜明对比。日本使团在清朝官方的招待会上，听到中方官员言不离中日亲善合作。有一个人在致词时说，中日双方应该忘记前嫌。可事实上，在1862年以前，中国和日本之间已经好几个世纪没有实质性的接触，谈不上什么前嫌。毫无疑问，这段话是说给1944年的观众听的。在这次正式的接待之后，日本客人被带去看京剧表演。结果，他们非常喜欢也非常尊重京剧艺术，觉得它代表了亚洲艺术的巅峰。在另外一个场合，日本人也到住在上海的西方人那里做客，还参加他们的舞会，但对西方人的浅薄和堕落很反感。
回到旅馆之后，这些日本人遇到一个漂亮、聪明又年轻的女店员，名叫玉瑛，这一角色是由当时只有20岁的李丽华扮演的。他们与玉瑛相善，对她会说日语更感到非常吃惊。玉瑛说她曾经在德川幕府晚期唯一对中国商人开放的日本港口冲绳待过一段时间。之后，玉瑛就成为日本人的向导和翻译。当然，玉瑛是一个虚构人物。
到影片快结束的时候，高杉晋作和李丽华扮演的角色玉瑛明显是双双坠入爱河。但是，这种关系在影片中是缓慢发展、点到为止的。尽管观众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相互吸引，但是编导为了不冒犯中国的电影观众，把这个方面的内容处理得非常含蓄。
高杉晋作非常尊重和爱慕这位年轻、机敏而又有清醒理性的中国美女。他们之间的很多对话都集中在政治话题上。很明显，玉瑛非常厌恶英国人和其他西方侵略者。她支持太平军，并尽量让高杉晋作了解太平军的发展情况。同时，她也很鄙视清政府，因为它面对内忧外患一筹莫展。后来，玉瑛陪同日本人到上海四处考察，看到了孤苦无助的中国难民和英国人控制下的要塞炮台。
高杉晋作在上海街头徜徉，凭吊中国古迹时，遇到另一个年轻的中国女性，叫小红，这一角色由当时只有19岁的著名女星王丹凤扮演。小红的父亲为了给她置办嫁妆，将一件传家宝砚台送到当铺，但被高杉晋作高价买下。在买砚台这件事上，高杉晋作显示出对这件珍贵古董的知识和欣赏，这是英国人绝对不会有的。小红的父亲曾在鸦片战争期间当兵打仗，虽说现已家道中落，但仍本能地具有反英情结。
小红的哥哥沈翼周，是太平军中的一个小头领，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由当时著名的英俊男星梅熹扮演。影片中，沈翼周潜入上海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在英国领馆，接待他的英国官员显得很同情太平军，向沈翼周保证英国不会阻碍太平军入城。接下来，沈翼周又密访一位美国军火商，这个人答应卖给太平军武器。影片中的西方人角色都是由当时住在上海的欧洲人扮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