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其模式的流变，即是效率与创新之间不断平衡、达到最佳配置的过程。香港电影产业的基本模式，不外乎独立制片体制和大厂体制两种。独立制片模式一般是这样的：没有设备、没有片场、没有院线，有时有很少的专业演职人员的独立制片公司先拉到有限的启动资金，然后组织编导演等演职人员，租用大公司的场地和设备开机；影片制作完成后，独立制片人组织销售和发行。由于其独立性较强，使得整体产业无论在美学层面或产业层面都具有创新价值，因此独立制片体制主导创新性。大厂体制是具有现代化和全球化特征的大型电影企业主导的产业模式，拥有规模庞大的片场设施和演技人员、计划周密的商管理念、流水线式的大规模制片，集制片、院线于一体的“垂直整合”模式等是其主要特色，这些特色都较为明显地体现出了大厂体制中对提高效率的诉求，因此它主导产业模式中的效率性。随着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其产业模式已不再是独立制片体制或大厂体制的单独出现，而是二者的不同组合。在不同的时期，二者的配置率和结构方式都在不断发生变化，组合而成新的产业模式，引领着香港电影产业走向一次次繁盛。
香港电影自诞生至20世纪30年代初的初创时期，其产业发展处于一种较低水平的层次，远未形成产业规模，产业结构相对简单，经营方式多为自发性的初级操作，还谈不上正规的产业模式。而真正启动香港电影产业规模发展，促成其产业模式成型的动因则是1934年有声粤语片的问世，之后大量制片公司开始出现、制片数量激增，香港电影产业从此告别初创，进入成熟时期。这一时期，特别是战前，香港电影产业模式以独立制片体制为主，香港电影无论是美学特性或工业层面，基本上都获得了从简单到多样的创新性，进入了真正的发展。
战后时期，独立制片体制在港更是日臻完善，成为日后香港电影产业发展中的一项成熟的产业模式，其创新性进一步加强。按照效率与创新的平衡理论，创新性到了一定的时期后，产业的基本特性又会促使其追求更大的效率。在创新性达到一定水准后，在美学和产业方面都具备相当储备后，香港电影的大厂体制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萌芽，并经历了从诞生至初具规模的发展时期。
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香港社会开始转型，香港电影产业具备了快速发展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另一方面，在效率和创新性的平衡中，再好的创新性也无法拯救效率低下、成本过高甚至发展无序的产业，其最终的良性战略化努力也根本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一直都在谋求变革的效率在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的支持下开始飞跃，终于成为香港电影产业模式发展的主导因素。提升效率的诉求首先表现在有着“新马”资金背景的大型现代化制片企业的崛起；但更为重要的层面是香港电影大厂体制的产业模式也开始了以现代化和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根本变革。香港电影产业的制片量和利润快速增加、效率飞升，进入了以追求效率为主的第一次繁盛时期。
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香港电影产业效率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在效率与创新的平衡互动中，效率总是优先于创新。6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过分地追求效率忽视创新，香港电影产业的整体发展呈现出了严重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传统粤语片产业一蹶不振，至70年代初销声匿迹。这种局面迫使香港电影产业重新考虑效率和创新的互动问题，其产业模式开始了转型。这种转型，主要表现为“嘉禾”崛起后将大厂体制和独立制片体制重新进行资源配置，形成了创新性占主导地位的新体制——卫星制。卫星制由多种要件构成，首先其产业结构必须由一个具有院线的大型电影企业，以及一个或数个独立制片公司组成，这些独立公司作为大公司的卫星公司，大公司则为卫星公司所依托的母公司。
其次，在卫星制的构成要件中，卫星公司主要负责制片，母公司主要负责卫星公司的制片资金及发行。
母公司对卫星公司拍片较少干预，但须有一定的参与权和财务支持；财务支持的程度，对题材、剧本人事上的干预程度，利润的如何分配，各依双方拟定的合同来执行。第三，卫星制体制中卫星公司在经营中实行自负盈亏和分红制结合的方式，这是对大厂经营模式的最大突破。在大厂体制中，影片美学类型、预算多少、盈亏如何、起用的导演和演员均由公司定夺，与影片具体的制片人无关，而且所有工作人员及创作人员均为固定工资制，影片或赔或赚都由公司承担，与他们的个人收入没有任何关系。而卫星制中，具体摄制影片的卫星公司及其制片人要对影片的盈利负责，亏则自掏腰包，盈则参与分红；而且卫星公司的利润及制片人、主创人员的劳务、红利事先并不支取，一般在影片上市资金回笼后，卫星公司利润从整部影片的利润中支付，主创人员的劳务、红利从卫星公司及大公司的利润中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成。这种经营方式虽然由于卫星公司和主创的分红减少了母公司的收入，但又因为薪金不用事先支付而降低了母公司的财务负担，增加了资金周转速度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电影产业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个人收入不受固定工资限制，这种分配制度不但吸引了有才干的演艺人员，还更能充分发挥个人技能，促进创作的繁荣。
卫星制的出现，使得20世纪70年代之后香港电影产业在创新性与效率的平衡互动中创新性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除了上述提及的产业创新性外，由于卫星公司承担拍摄主体，而母公司对影片拍摄干预较少，这样能将电影制片权从大制片厂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主创人员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力，美学上也体现出创新性。当创新性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企业最基本的战略——效率的发展诉求至80年代再次凸现。再从实际的发展来看，香港电影产业发展至80年代，创新性使得其产业储备和美学储备到达了一个空前的水平，特别是发轫于70年代末的“新浪潮”电影，将香港电影全面推向了本土化变革。香港经济于80年代亦再次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工商业对电影的投资热情异常高涨，为香港电影产业的效率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障。
内外两种因素都要求香港电影的效率发展要跟得上创新性的步伐，提高效率再次成为主旋律。
在这种诉求中，香港电影产业开始以效率为主的新发展，产业模式也产生了新的变化，形成了以院线制营销模式为主的新型产业模式。这次产业模式的转变并非是第一次繁盛时期只重视提高效率的简单重复，历经数十年的发展，香港电影产业已具备了自我调节、自我应变的特殊本领，这次提升效率是在不失创新性基础上的发展，是创新性与效率的一次成功的互动。这一时期的院线制营销模式中，因创新而形成的卫星制被作为主要内容，大型的院线公司作为母公司，中小型的独立制片公司作为子公司；此外，集中资本的大投入、高产出，电影企业强强联合，完善的产业配套措施，全球化合作制片等也是院线制营销模式的主体要素。以卫星制为主，使得院线制营销模式不失创新性，而在此基础上又汲取大厂体制的其他优势，如流水线式的类型片生产等，因而又有效率的飞升。在创新性与效率的成功互动中，香港电影经济再次飞跃，产业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该体制虽然于90年代初期逐渐消亡，但它的基本要素却成为香港电影产业最为辉煌时期的见证。
按照交易成本理论，在产业效率与创新性的平衡互动中，当效率主导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创新性的诉求开始升级，产业便会进入一个创新性主导的发展时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电影产业的效率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产业结构和绩效也达到全盛，平衡体中创新性的发展诉求逐步上升。在这种诉求中，90年代之后香港电影产业模式开始了调整，理论上讲应由效率占主导的院线制营销模式向创新性占主导的独立制片体制转变。但90年代前期，“九七”问题使得脆弱的香港社会心理开始失衡，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SARS病毒等事件又使香港经济发展出现了空前的颓势，香港电影的生态环境发生了逆转；而香港电影内部诸多隐患也在这一时期集中显现出来，整体产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低迷。具体到香港电影的产业模式，最能代表香港电影产业模式成就的院线制营销模式彻底消亡，效率的优势不复存在；而理论上的创新性诉求也被生态环境的变化所遏制，效率与创新性的平衡互动陷入了无所适从的混沌时期。
然而，香港电影并未彻底消亡，第二次繁盛时期的余威尚在，在艰难的处境中，整体产业仍要前行。在开始阶段的混沌时期，效率与创新性的互动循环不再像以前那样有规可循，它们在各个产业结构中进行着多样而繁复的重新分配，众多的电影企业从传统的大厂体制、独立制片体制以及卫星制等模式中汲取经验，结合电影产业发展的最新态势，努力探索适合当下香港电影发展的产业模式，如产业结构重组模式、借助新传媒工业发展模式、演艺经纪公司投资电影模式等。这些特殊的产业模式和以往的传统模式不同，大多数制片公司因个体而异，各施各法，显示出了较强的个性化特征，也使得这一时期的电影产业模式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借助这些新的模式，香港电影产业在经过喘息之后有了新的发展，创新性和效率的互动平衡也再次显现，并继续引导着其产业模式的调整。而和内地电影产业的互动，既保持了具有外来因素的创新性，又拥有其本土产业所具有的效率因素，成为香港电影产业模式在经过调整之后的最佳选择。
在追求效率与创新的平衡中，香港电影产业模式经历了独立制片体制→大厂体制→卫星制→院线制营销模式→多元化模式的流变过程，当然每次流变后产生的新模式都不是绝对的，而是以该模式为主、其他多种辅助模式并存的格局。这一流变过程，既维持了产业低成本的效率优势，也兼顾了其差异化、多样性的创新优势。主流电影产业模式的更迭，更能从根本上解放电影生产力、提升电影经济。在香港电影产业模式的流变过程中，整个电影产业行为链中制片业地位逐渐弱化，而发行业的地位却在不断强化。如开始的独立制片体制中，制片业处于龙头地位，经过大厂体制和卫星制的过渡，发行业的筹码被进一步加重，而到了院线制营销模式中，支撑发行业的院线业占据了根本性的龙头地位，制片业被置于了最末端。其产业模式的这一变化表明：
香港电影产业行为链中的发行端地位被日益提升，最终成为整体产业行为的决定因素，电影产业终端的院线制逐渐趋于成熟。与制片业相比，发行业更接近市场和观众，将发行业逐步提升至产业行为链的首要地位，赋予了香港电影一切以市场为主、时刻贴近观众的产业特性。企业具体的产业实践，创作者的艺术个性，技术、美学和政策的变化等一切都必须从属于市场准则。香港电影产业的这种模式流变，应该对一切视电影为产业者产生启迪。
对内地电影产业发展的启示
目前，中国内地的电影产业化正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内地电影业内各方面人士都认识到产业化才是中国电影勃兴的希望，而香港电影成熟的产业化模式能为内地的电影产业化之路提供弥足珍贵的经验。香港电影的产业经验特别是产业模式经验，对内地电影产业正在产生着愈来愈强的影响。由于香港和内地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内地电影在产业模式层面不可能照搬香港，如引领香港电影产业发展的卫星制、院线制营销模式等在内地电影产业中并不存在完全可复制性，但香港模式中将离市场最近的发行业置于龙头地位、使整个产业行为一切以市场为准则的经验，以及某些适合内地发展的具体要素则对内地电影产生了较大的启迪意义。内地电影立足于本地的产业实际，参照上述以香港为主的经验，从体制到模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
内地最先进行的产业模式变革是发行体制的改革。1993年1月，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以三号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文件指出，电影事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分步骤实施、分类指导。从1993年开始，一是将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为各制片单位与地方发行单位直接见面；二是电影票价原则上要开放，具体由各地政府掌控。这一具有明显市场导向的改革方案，把40年来由中影公司统一经营的方式一下子变为省市发行公司经营体制，各电影制片厂可以直接找各省发行公司。该方案和香港电影产业中以市场为主导的模式极为相似，它在内地电影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和强烈反响，是内地电影业观念转变的重要表现，也是其重视发行业这一距离市场最近端口的开始。
内地在之后的电影产业发展过程中，发行业的地位亦是被逐渐加码，2002年的院线制改革使中国电影产业链中形成了完备的院线产业，这也是其依照以香港为主的产业经验所进行的重大变革。香港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院线，院线制为其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香港电影经济的数次重大飞升均与院线有关。内地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制片与发行脱节，没有共同利益点，发行行业缺乏主动性；发行本身也存在严重的条块分割、反应迟钝现象，更无从谈及创新性。继1993年发行业的重大改革后，2002年6月国家广电总局又对延续了几十年的电影发行放映机制进行了改革，开始推行类似于香港纯发行院线式的院线制。
这套机制就是在原有的电影制片、发行与影院之间插入一个院线环节，发行公司负责影片的宣传与发行，而院线公司负责将影片落实到电影院公映，许多原来的省级公司变成院线公司，短短几年间，全国电影院线达到30多条。这种以资产链接的影院实体为纽带的新型院线公司的崛起，标志着内地电影产业终端电影院线制的成熟，电影经济开始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