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吉象彭吉象，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及艺术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百年风云，百年沧桑。中国电影自1905年诞生以来，在百年风云起伏与人世沧桑变换中，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终于迎来了百年华诞。这一百年，也正是中国社会经历巨大历史变革的时期，经历了清政府、旧中国、新中国三个时代的历史更替。作为最年轻的艺术门类之一，中国电影自诞生以来就是如此与中国现当代社会的历史进程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百年来，中国电影正是一方面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下百年中国的政治史、文化史和艺术史；另一方面，中国电影本身也成为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和艺术等领域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百年中国电影史已经和百年中国政治史、百年中国文化史、百年中国艺术史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了。百年中国电影产生了无数优秀的电影作品和无数优秀的电影艺术家。我们仔细审视便不难发现，在百年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曾经有过三次辉煌的时期。
第一个辉煌时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由于其丰富的社会内涵、浓郁的时代气息、真实的生活场景、典型的人物形象，为世界电影艺术贡献出了一批杰出作品，许多影片至今被人们所喜爱和赞赏，显示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蔡楚生执导的《渔光曲》（1934）在国际电影节上第一次获奖，为中国电影赢得了国际声誉。与此同时，《十字街头》（沈西苓编导，1934）、《神女》（吴永刚编导，1934）、《马路天使》（袁牧之编导，1934）、《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郑君里编导，1947）、（小城之春）（费穆导演，1948）、《万家灯火》（沈浮导演，1948）、《乌鸦与麻雀》（郑君里导演，1949）等一批优秀影片问世，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艺术高峰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里，中华民族正处于外患内忧、危机重重的局面，中国民众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潮，批判黑暗政治，讴歌民主自由，鼓舞人民大众救亡等内容，很自然地成为这个时期中国电影的母题。于是，左翼电影运动、抗战电影，以及战后现实主义电影高峰等，相继在这个时期出现，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此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独具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先驱者们已经开始自觉地借鉴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例如《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的片名，就是直接来自中国古典诗词，在艺术构思上也吸取了中国戏曲的叙事手法，以悲欢离合的戏剧性情节来感染观众。《万家灯火》、《小城之春》等影片，则明显吸收了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艺术特色，采用白描式的艺术手法，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将普通人的生活娓娓道来。尤其是堪称中国电影史上经典之作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以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创作方法，通过一个家庭的命运变化，浓缩了从抗战到胜利、从沦陷区到大后方、从城市到农村、从平民到官僚的社会生活，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典型的人物形象、深刻的社会内涵和强烈的时代色彩，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画卷，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一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丰碑。
第二个辉煌时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因此又被称为“十七年”中国电影。从总体上讲，“十七年”中国电影曾经经历了一个“四起四落”的曲折发展过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犹如社会的温度计和时代的晴雨表，直接反映出社会的风风雨雨和复杂多变的政治气候。但是不管怎么样，新中国电影毕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十七年”中国电影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鲜明的现实性与强烈的时代感，追求“崇高壮美”的美学风格，歌颂叱咤风云的英雄理想和浓郁鲜明的时代激情。“十七年”中国电影数量最多、成就最大、占主导地位的是革命的抒情正剧，如《上甘岭》（1956）、《柳堡的故事》（1957）、《青春之歌》（1959）、《红色娘子军》（1961）、《冰山上的来客》（1963）、《小兵张嘎》（1963）、《英雄儿女》（1964）等等，“这种样式的影片内容大多是直接表现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通过影片的情节、人物和电影语言，直接抒发创作者的革命情怀。革命正剧要正面塑造英雄形象，通过人物的命运和情节的发展，自然地揭示主题思想，影片的抒情性、叙事性和戏剧性比较完美地融为一体，‘十七年’除了革命的抒情正剧这种主导样式之外，还有多项探索：史诗式电影，如《南征北战》；散文式电影，如《林家铺子》、《早春二月》；惊险样式电影，如《神秘的旅伴》、《羊城暗哨》等”舒晓鸣：《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页136。。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之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更趋成熟，体现出从外在民族形式的追求到内在民族气质的发掘这一趋势。郑君里执导的《林则徐》，在林则徐江畔送别一场戏中，有意将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著名诗句融入画面，韵味悠长，富有意境。《枯木逢春》也有意识地借鉴了中国古典长幅画卷的创作方法，运用宋朝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表现手法来处理电影构图和场景，借鉴中国传统美学中关于“游”的美学视点，通过运动镜头将形形色色的乡村景象有机地组成一幅活动的长卷画面。《红色娘子军》吸取了中国古典叙事文学的传奇性美学特色，有悬念，有起伏，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舞台姐妹》更是借鉴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对比手法，巧妙地将戏剧小舞台与人生大舞台形成鲜明对比，蕴藏富有深意的人生哲理。总而言之，“十七年”电影在曲折中发展，虽然前进道路上时有坎坷，但毕竟是在艰难地前进。
第三个辉煌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即“新时期”中国电影。70年代末与80年代，香港、台湾和大陆相继出现电影改革运动，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获奖影片震惊国际影坛。或许正是由于民族血缘纽带关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底蕴，才使得两岸三地电影界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根异花的三地电影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以徐克、许鞍华为代表的香港“新浪潮”电影，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运动”，还有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大陆“第五代”导演创作群体，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电影流派，但是，他们又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特点和时代的特征。这些共同的特征表现在：其一，传统与现代的冲撞。这个时期的香港“新浪潮”电影、台湾的“新电影运动”和大陆的“第五代”导演，都在他们各自的影片中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其二，主体意识的张扬。活跃在20世纪80年代两岸三地的这批新锐导演，在新的意义上来重新审视电影本体，并且在自己的电影创作中刻意走自己的新路，努力探寻新的形式与新的风格。其三，电影语言的创新。自觉开拓声音、画面、镜头、空间等电影元素的表现潜力，注重突出画面的造型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大陆“新时期”电影上座率曾经达到空前绝后的高峰，1980年至1984年间每年观众人次平均在250亿左右，即电影观众平均每天高达近7000万人次，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正是在这种令人欢欣鼓舞的大好形势下，以谢晋、谢铁骊等人为代表的“第三代”导演，以吴贻弓、谢飞、张暖忻等人为代表的“第四代”导演，以及陈凯歌、张艺谋等人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在电影领域进行了多元化的探索。其中，“新时期”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尤其引人瞩目，既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如《小街》、《巴山夜雨》；也有对中国农民的文化反思，如《老井》、《乡音》；还有对中国妇女的文化反思，如《良家妇女》、《湘女萧萧》；以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如《黑炮事件》、《人到中年》；另有对中国青年一代的反思，如《青春祭》、《见习律师》；更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文化反思，其代表作品应当是《黄土地》。总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堪称百年中国电影史上光辉的一页，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从一定程度上讲，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电影才真正开始走向世界，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电影也曾经经历过一个长达十多年的艰难跋涉的转型期。尤其是中国内地电影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国产影片上座率大大下降，观众大幅度流失，少数艺术片曲高和寡、票房惨淡，大量娱乐片粗制滥造、平庸低劣，内地电影市场下滑幅度惊人，绝大多数影院亏损。中国电影一下子从辉煌的高峰跌入了阴冷的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