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华文化自身传承的固有特点，《诗经》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已远远超出了一部诗集的范畴。《诗经》的学术研究，从其本身来看，已经形成了一种“史”的过程，完全可以构建《诗经》学术史，形成专门的“诗经学”。另一方面，因为学术本身是一种文化生产方式，所以学术史过程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学术结构和学术观念的消费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诗经》作为中华重要元典之一，各个时代的学者都对它倍加关注，《诗经》的阐释和研究在学术史上也始终处于显学的地位。
我们的一个前提就是关于《诗经》的性质问题。在战国时代，《诗》已经被认为是圣人的传道之书，已经有了“经”的意义。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经也者，恒久之治道，不刊之鸿教也。”在中国古代人的眼中，《诗经》并不是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以“诗”的形式表现圣人之“志”的“经典”。古人关于《诗经》的这种看法到“五四”时代开始受到严厉的批判。1922年，钱玄同在给顾颉刚的一封信中说：“《诗经》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与《文选》、《花间集》、《太平乐府》等书性质全同，与什么‘圣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书的编纂，和孔老头儿也全不相干，不过是他老人家曾经读过它罢了。”于是，《诗经》不再具有了“经”的性质，而成了一部普通的中国古代诗歌总集。这种认识奠定了20世纪研究《诗经》的基础，标志着《诗经》学的根本转向。
这里面显然有一个基本的问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诗经》在我们今天看来固然是普通的诗，但是当时人对它的看法并不如此。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鱼兽草木之名。”可见，孔子认为《诗》在当时是承担着多种功能，是有多种应用价值的。从现有的先秦文献记载看的确如此。无论采诗还是献诗，诗在这里都被当成是为政治服务的东西，而不是用来审美。《诗》还包含着用于贵族教育的多方面内容。总之，正因为古人对于《诗》的理解与今天有着如此多的不同，所以我们就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讲，说20世纪的学者们恢复了《诗经》的文学的本来面目并不准确，这导致了《诗经》研究的狭隘化。我们应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思考《诗经》这部书的“文学”性质了。
两千年的传统《诗经》学的主要特点可用“阐释”二字概括，“五四”前后的学者初步奠定了现代《诗经》多视角、全方位的现代研究取向。研究者分别就作家生平、作品年代、题材、语言、情节、艺术特色等方面进行了研究。20世纪初是一个典型的西学东渐时期，学术界掀起一股以西洋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的潮流，这在研究方法上，给此期的《诗经》学研究烙上了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疑古成为主导思想，极力破坏封建经学研究的影响；二是用民间歌谣作比较，并由此认识《诗经》的性质。
另一方面，《诗经》的研究也在逐步趋于冷淡。究其原因，我们主要有以下几点共识：《诗经》研究的对象——创作主体与文本，已经远离今日时空环境，成为一种历史的遗存，割断了与当下的一切利害关系，包括现场性、参与性等新闻效应。长期受主流文化支配，长期为政治服务，一旦挣脱锁链之后，反倒没有了依附对象。以往那种想挟着话语权力，利用对古代作品的再阐释，通过古典来引爆思想运动、政治运动的几率也微乎其微；那种通过对古典的释读，上书对策，成为学术暴发户的投机很难再成功了。现代学术的游戏规则、专业训练及知识背景，都要求学者耐得住寂寞与平淡，抵挡住喧嚣和诱惑。近时期，几乎举不出可以与民国时期相抗衡的《诗经》学大家。杨树达曾批评当时的学界有“温故而不知新”和“不温故而知新”两种不良倾向。此外，《诗经》研究的历史积累过于丰厚，处于《诗经》研究高度发达之后的今天，研究《诗经》自然难逃这种尴尬处境。如何将新的研究取向和传统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是《诗经》研究界共同面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