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做事必须要从“根子”上入手，不能做表面文章，不痛不痒，否则就会“治标不治本”。这种管理弊病，应当在最短的时间加以解决，绝不可疏忽大意。
李世民的领导心智是：做事不能浮于表面，必须从根子上加以彻底解决，否则就会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1.把百姓利益看成大事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领导学中的一条原理。李世民认为，不把百姓利益摆在首位，等于自失根基。
民以食为天。李世民即位之初，正是唐王朝连年遭遇水旱霜冻等严重自然灾害时期。从贞观元年到三年，关东、关中各地连续发生水、旱、霜、蝗之灾。关中饥馑尤甚，人民被迫卖儿卖女，出现了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残破景象频频而发的自然灾害不仅威胁到百姓生存，也威胁到李唐王室的安危。民不聊生，君王又何以为命？为此，李世民忧心如焚。作为一位富于责任感的帝王，他不能不关心他的臣民的生活，同时他深知一旦农民流离失所，必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古往今来统治者的暴政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往往使人民雪上加霜，走投无路，终至揭竿而起，统治者会因此丧失主权。
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教训使他认识到，灾荒之年必须对百姓布以恩德，使百姓衣食有所保证，方能遏乱于未发之际，使民心得安。由此，李世民对赈灾济民极为重视，每每大加慰抚，屡表姿态。
贞观二年，关中地区出现严重的干旱，闹大饥荒。李世民对身边的侍臣们说：“水旱不调和，都是因为国君丧失德行。我德行修养不够，苍天应责罚我，老百姓有什么罪过，竟遭到这么多穷困之苦。听说有卖儿卖女的，我非常同情他们。”于是派遣御史大夫杜淹去巡查，用皇家府库的钱财赎回那些被卖出去的儿女，还给他们的父母。其后，针对接连不断的水、旱、霜、蝗等自然灾害，李世民又颁布诏书说：“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义安，移灾朕身，以存万里，是所愿也，甘心无吝。”四月再次颁布诏书：“隋末乱离，因人饥馑，暴骸满野，伤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敛掩埋。”
这些策略无疑很合时宜地安抚了民心，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
李世民还把赈灾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贞观二年（628年），他对黄门侍郎王硅说：“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天下大旱，很多百姓遭受饥荒，当时国家的粮仓储满了粮食，可是朝廷竟然不肯拿出来赈济，而命令老百姓向有粮之处迁徙。隋文帝不怜惜老百姓的痛苦反而吝惜仓库里的粮食，到开皇末年，全国官库储存的粮食可以吃五、六十年。隋炀帝恃仗国家的富庶，所以奢侈豪华，荒淫无道，最后导致了国家灭亡。由此可见，凡要治理国家，最为重要的是让人民有积蓄，丰衣足食，而不在于只把自己的仓库堆得满满的。古人说：‘百姓若不富足，又有谁能让国家富足呢？’国库储粮只是为了防备荒年，如果不是为此，何必费事来储蓄呢？后继国君如果贤明，自然能够保住天下；如果后继之君不成器，国库储积得再多，也只是徒然助长他们奢侈腐败，反而成为国家危亡的根源了。”思想上有了这样的认识，李世民频频派官员抚灾的行为动因就不难理解了。
据史载，在其在位的近二十年里，李世民有十八个年头都曾对受灾百姓进行过赈抚。贞观元年（627年）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九月，李世民就派温彦博、魏征、孙伏伽等人分往各地，在诏书中要求他们迅速赶往灾区，巡察各地灾情，了解各地损失程度和缺粮户生存状况，要他们掌握具体详细的情况，迅速向朝廷汇报，以便及时予以救济。
如贞观元年六月，山东大旱，李世民便下诏令各地进行赈恤，并免除山东地区灾民当年的租赋。
贞观三年大旱，李世民又派中书舍人杜正伦等人往关内诸州慰问安抚。贞观八年（637年），山东、河南、淮南大水，李世民派使臣前往赈恤。贞观十一年（637年）七月，洛阳暴雨成灾，加上洛水泛滥，几百户人家被淹没。李世民一边废明德宫和飞山宫玄圃院，分给遭水之家，一边赐给灾民绢帛。
困顿之时，时有朝延要员前来查看、慰抚和赈恤，百姓沐浴到皇恩之爱，虽有疾苦，却自无怨恨可言了。这势必有利于民心安定，从而得以防民生变。
为示其恤民之意，李世民还常频频默念苍天，检讨自己的言行，以示悔过。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天降大雨，洪水横溢直冲到洛阳城门，涌进洛阳宫中，平地大水都有五尺深。大水冲毁了很多宫殿寺院和百姓人家。对此李世民深感不安，他对身边大臣说：“这是朕的失德以致上天降下灾祸；或是由于朕视听不明，刑罚过度，因而使天道发生错乱，雨水反常。怜惜百姓，归罪于己，心中忧虑担心，朕又有何情绪独享滋味？可令尚食官停止做肉食，只进蔬菜素食，文武百官各上奏章，尽量指出朕的过错。”
贞观二年（628年），长安附近大旱，蝗虫四起。李世民到苑中视察禾苗遭害的情况，看到到处蹦飞的蝗虫，他恨得牙根直痒。他抓住几只，诅咒道：“百姓以谷物为生命，你们这些可恶的东西却把禾苗都吃掉，这是祸害百姓。百姓有什么过错，都在我一人身上，你们如果有点灵性的话，不要祸害百姓，就咬我的心吧！反正今天我非吃了你们不可！”说着张口就要吃掉手中的蝗虫。左右侍卫急忙劝阻说：“吃下去恐怕要生病，不能吃。”李世民却说：“我这样做是希望能把百姓的灾难转移到我身上，怎么会怕得病呢？”说完，又吃了几只蝗虫。李世民的罪己行为可谓是别出心裁，亦假亦真地吃掉蝗虫，并请求上天只罪其一人而勿害百姓，演出这样一幕爱民责己之戏，百姓闻知，又怎能不生感动之意，又怎能不同心同德地拥戴李唐江山呢？
赈灾抚危，就必须有足够的物质基础来作保障。因此，积储粮食，发展仓廪事业，就被提上了日程。
贞观二年，正是国计民生十分困顿的时期，尚书左丞戴胄奏请开设义仓，他指出可按农户的实际情况向他们征集粮食，以备荒馑。义仓的粮食是专为当地群众救济灾荒储备的，不得挪作他用。发生灾荒时，才可以开仓赈济灾民。这样既可以减少灾荒年景国家财政上的压力，又能使百姓生活有所保障。李世民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他说：“既然是为百姓预作储备，官府只是替百姓掌管，用来防备凶年，不是由于我的需要而搜刮百姓，这是有利于人民的事，很值得称赏。应该交给有关部门，商议制订相关条例。”同年四月，“初诏天下州县，并置义仓”。这样，每次赈灾救抚之际，政府便派员前去慰问，开仓济粮，这就保障了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使之不必再为逐粮而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了。同时，义仓制的设置又含有“羊皮出在羊身上”之义，虽赈抚了灾民，昭显了国家的恤民之意，却又丝毫没有加重政府的财政支出。义仓之制的设置，确实是一项高明之举。
然而，灾荒之袭，铺天盖地，仅有义仓一制，对于挽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灾民还远远不够。为此，李世民又在其执政期间：发展了一种百姓之间的互救互助机制。这种机制的内在精神即是，当自然灾害侵袭某一地区时，就安排此地居民到粮食丰收之地就食，劝导百姓互相救助。这种机制设置的灵感源自贞观初年，当时关中地方大旱，而储粮又少，因此为让灾民有所安置，官府就劝该地区的富裕之户分粮于贫户，实行相互支援以度灾荒。李世民闻知之后十分赞赏，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实现救民于水火的目的，又可以“变浇薄之风，敦仁慈之谷。”于是他特别下令让官员记录那些德行仁厚的人，并免去他们一年的调税。这样一来，不仅安抚了灾民，又倡导了仁厚之风，一时，百姓民风优异，成为各朝榜样。李世民此举，获一箭双雕之效。
正是由于李世民对赈灾工作的重视，在贞观初年，灾荒严重，百姓极度贫困，四处乞讨的情况下，却毫无怨言，无不各自相安。到了贞观三年，莱中地区粮食丰收，百姓便又都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而无一人逃散。李世民政策之得民心的程度。
对此，马周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个极好的解释，他说：“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并不决定于积蓄的多少，惟在于百姓的苦乐。就拿近代之事验证，隋朝国家粮仓洛口仓，后来为李密所拥有；王世充占据了东京洛阳的布帛之仓；西京西安的各种府库后来也为我使用，至今还未用完。在贞观初年，普天之下历年遭灾，但那时天下却很安定。百姓知道陛下十分担忧和怜爱他们，所以人人自安，不曾有半点怨言。”
李世民的种种怜恤之举，大概也是皆出此意吧！
2.采取减轻负担的措施
作为领导者，一定要能发现问题的实质，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李世民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的措施，力图开拓天下新局面。
隋炀帝横征暴敛破坏社会生产，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了隋朝的覆灭，这一切为李世民亲见亲闻，对他震动很大。鉴于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即位之后，他推行轻徭薄赋政策，以恢复民力。他明确指出：“隋炀帝求觅无已，内则淫荡于声色，外则剿人以黩武，遂至灭亡。朕睹此，但以清净（静）抚之。”所谓“清净抚之”，就是减轻人民负担，发展农业生产，使百姓“家给人足”。他意识到轻徭薄赋意义重大。“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也就是说减轻徭役可以使农民不至于因服役而耽误农时，可以全力以赴地搞好农业生产，从而使人民富庶而安康。
对于横征暴敛之事，应当说李世民是有着深刻认识的。即位之初，他便对群臣说：“皇帝依赖于国家，国家依赖于人民。剥削人民来奉养皇帝，好像割肉充饥，肚子饱而身死，皇帝富裕而国家灭亡。所以做皇帝的祸患，不从外来，常从自身产生。皇帝贪欲强盛，浪费就严重；浪费严重，人民的赋役负担就沉重；赋役负担重，人民就愁怨；人民愁怨，国家就危险；国家危险，皇帝就会丧失天下；我经常这样考虑问题，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贞观初年，他又一次向大臣申明了自己的这一思想，并以割股啖腹之喻来自我警诫。他说：“身为一国之君，其治国之道，必须首先保障老百姓的生存利益，如果以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来供奉皇帝一己之乐，那就好像割自己腿上的肉来充饥，肚子虽然饱了，可命也就没有了。”
贞观九年，他又一次阐明横征暴敛的利害时说：“我近来读周史和齐史，发现末代的亡国之主，作恶情况大多相类似。齐后主高纬特好奢侈，把所有府库里的财物都挥霍殆尽，以至于关市上都无不横征暴敛。我常说这好比嘴馋的人吃自己身上的肉，肉吃光了，自己也就死了。国君赋税敛取不停，老百姓被搜刮净尽了，自己也就要灭亡了，齐后主就是这样。”
正是在这种潜在的思想意识的一再警诫下，李世民在其执政期间，才处处以轻徭薄役为念，多次下达免赋诏令，并一再减轻百姓徭役负担。
贞观二年（628年）九月，突厥寇边，有的大臣请求修古长城，调集百姓筑堡设障，驻守边境。对这种修长城防备边患的老办法，李世民不以为然，他知道秦代修长城劳民伤财，给百姓造成的灾难有多大，所以他说：“突厥连年遭受天灾人祸，颉利可汗不怕亡国灭种而不施仁修德，反而更加残暴，以致内部分裂，骨肉相攻，离灭亡的日子不远了。我正要为你们大家扫清沙漠，哪里用得着劳扰百姓到遥远的边境地区去修筑长城障塞呢？”
减免租赋，只能暂时与民休息，而无法创造出新的物质财富，因而，只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来用。真正的长久之策，乃是尽量少征徭役，以使百姓减少劳役之负，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生产，大力增加社会财富。
租庸调制便是减免徭役负担的一项重要措施。唐朝建立之初，这一制度便得以颁行，贞观时期李世民又进一步加以修正。这种制度规定：受田户每年每个丁男缴纳二石粟，叫做“租”；每个丁男每年服役二十天，如果没有或不服徭役则以绢代役，每天折合三尺绢，这叫作“庸”；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每年每丁交纳两丈绢（或绫绝）、三两丝绵；或者两丈五尺布、三斤麻，叫做“调”。如果国家有特殊情况，需要丁男服役超过规定的二十天，称为“加役”，凡加役十五天以上的，免除他的调；三十天以上的则全年的租、调全免。但加役也不许没有节制，一年中通常的正役不得超过五十天。租庸调制内中含有可以绢代役或以庸代役之义，这样，就不仅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使百姓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取服役方式，予以灵活变通。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免除或减少力役，以使自己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
隋炀帝时，以徭役繁重著称。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强制人民从事各种无偿的劳役，“大兴土木，滥用民力”，以致造成“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同时，他“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再加上三犯高丽，“大肆征调，转输之期”，终至“民不堪命，卒土分崩”，将人民推上了死路。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李世民，时时提醒自己尽克己欲，躬行节俭，而不敢轻用民力。例如，贞观元年，本来想营造一座宫殿，材料都准备好了，但一想到秦亡的教训，于是就“鉴秦而止”。贞观二年八月，群臣再三建议营造一座高燥的台阁，以改善“宫中卑湿”的条件，但是李世民坚决不允许。贞观四年，又对大臣们说：“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
同年，李世民发卒修洛阳乾元殿，在大臣张玄素的劝谏下作罢，“所有作役，宜即停之”。贞观五年（631年），李世民将修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表谏：“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他的话提醒了李世民，于是，李世民便赏而纳之。
这样力减大量“劳弊之事”，便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百姓在自己土地上劳动的时间，这无疑对经济的复苏极为有利。李世民所谓的“轻徭薄赋，务在劝农，必望民殷物阜，永给人足”的意图也就不难实现了。
除此之外，李世民还大力运用法律手段，来对役使民工的行为加以限制。《唐律疏议》卷十六规定：“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
《唐律》对违令者予以刑事处分，显然也是为了防止滥用民力，这与上面的种种策略可以说大有殊途同归之意。
百姓希望休养生息，但各种徭役却无休无止；百姓已经穷困疲敝，但奢侈的事务却一刻不停，国家的昏衰破败，常常由此而起。徭役最为百姓所惧恨，因而过分苛重必致纷乱四起。也正由于此，轻徭薄役又最易使百姓感恩，由此，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方能富而思治。作为一代明智之君，李世民地选择了后者，并使国家富强、百姓安乐，政权由此亦得稳固。既然民富即为国富，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他又何苦劳神费心，掠己失美地去做一些吃力不讨好之事呢？自割其肉的傻事李世民自不会甘而为之。
3.吏治清浊，直导天下治乱
领导者都忌讳一个“乱”字，其中吏治之乱尤为重要。李世民还认为天下之乱始于吏治之败，故必须用硬手段抓紧抓好，不得生出乱子来。
为了明察官吏治政得失，除在官员的任命上精挑细选之外，李世民恢复建立了监察制度，他说，“致治之本，惟在于审”，如果没有审查监督制度，官吏远离中央，倘若胡作非为，势必会使政令阻塞，问题林立，社会难以清明，由此而招致民怨，乃至民怒，终至国家败亡。为确保国泰民安，李世民于立国之初，便设制了监察制度。同时，为确保监察制度能见其效，李世民一方面对监察官精挑细选，另一方面又赋予其极大权力，使其无往不利，无所不察，使之能真正成为自己的耳目，协助自己惩奸除恶，进而疏导中央与百姓之间的关系，使自己的政令能准确无误地传达给老百姓，而不使恶吏恣意为害。
此外，李世民还令臣下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以对官员的功过、品德、才干等予以考核。考核主要以政绩为准，通过对政绩的考察来对官员施以赏罚升降。
唐朝时的考核制度极为严密，由吏部专门设置考功司负责京官、外官的考核。考核每年都要进行一次，每人四年还有一次大考。考官一般由德高望重的京官担任，以确保考核质量，考核的具体标准亦规定得十分清楚。这样，通过考核，对官吏的政绩李世民便可了如指掌，这样，虽在千里之外，李世民却便可运筹于帷幄之间，政绩卓著的官员终得奖赏之励，贪赃枉法者则难逃废黜之惩。这样，朝廷对官吏恣意妄为的抵制能力得以进一步加强，也势必会对增强官吏的责任心，对使之益发克己尽守，爱民勤政，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有了考核和监察制度，李世民依然是放心不下。鉴照古今，他清醒地认识到了吏治污浊会给百姓带来的深刻影响，于是考核监察之外，他还频频派大臣到全国各地去巡视，以“察长吏贤不肖，问民间疾苦，礼高岁，赈穷乏”，并以此为据，来黜陟官吏。他对这种由大臣分行巡察的治吏方式极为重视，甚至在贞观十五年，屡派王硅、杜正伦、李大亮等朝廷重臣亲往察视，在整顿吏治上可谓是用心良苦。
吏治清浊，直系天下治乱。因而，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员，李世民向来是严惩不贷，绝不姑息纵容。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李世民到蒲州办事，当时赵元楷任蒲州刺史。赵元楷为了迎驾，精心安排了欢迎仪式：征集老年人服徭役，让他们身着黄纱做的单薄衣服跪在路边拜见皇帝，并大肆修饰官署的房屋，修整城楼、城墙和雉堞装饰，以讨好皇帝李世民。除此之外，还收取了几百只羊、几千条鱼暗地里饲养着，准备把它们送给那些陪同李世民巡察的皇亲国戚和王公大臣们。李世民知道这件事情后，十分生气，他把赵元楷叫来斥责他说：“朕巡察黄河、洛水之间的地方，经过几个州，凡是我们必须用的东西，都是拿官府的物资供给的。你给我们饲养羊、鱼，还下大力装饰我们休息的庭院屋宇，这样做是效仿隋朝的坏风气、坏习惯，现在决不能再像过去隋朝那样做了。你应当理解朕现在心里的想法，改变隋朝遗留下来的坏风气。”
赵元楷在隋朝任职时就阿谀奉承、不正派，李世民早就知道这些，所以才这样严厉地批评他，想让他能知错就改。然而，赵元楷在听了李世民的训斥后，又惭愧又害怕，几天吃不下东西，最后竟然郁郁而死，这倒是李世民不愿看到的结果。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奏说：“宣州、饶州的山上有许多银矿，开采它大有利益可图，每年可以收入银钱几百万贯。”李世民说：“我是尊贵的天子，什么东西都不缺。只是需要采纳好的意见，做些好的事情，以造福于百姓。况且国家多收入几百万贯钱，哪里比得上得到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没有看见你推荐贤人，建议好事，也不曾看见你检举违法的人和事，从而使权贵豪族震惊敬肃，只见你说出采卖银矿获取利润的事。从前唐尧虞舜把玉璧抛进山林，把明珠投入深谷，因而美名被称颂千载。东汉时期汉桓帝、汉灵帝好利忘义，是近代的昏庸国君，你想拿我去比桓、灵二帝吗？”当天下令将权万纪削官为民。
贞观三年，右卫将军陈万福从九成宫赶赴京城，途中违反法令擅自取用了驿站的几石喂军马用的麦麸，按说取几石麦麸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李世民却并未因此而予以放纵，为示惩诫，他便亲自赐给了陈万福一些麦麸，命之背还驿站。以羞代惩，同时也向其他官吏敲响了警钟。
官吏贪污腐败，李世民自然会对其严加惩治，而官员如果思奇技淫巧，行误国伤民之事，李世民亦是毫不容情地加以贬斥。
贞观七年，工部尚书段纶引荐一个名叫杨思齐的手艺人到宫里，李世民命令考考他，于是段纶让他制作演木偶戏用的道具。李世民看了杨思齐的表演，对段纶说：“引荐上来的能工巧匠将为国家做事，你让他弄这些玩艺，这是让工匠们相互监督、不得制作奇巧无益之物的道理吗？”李世民于是诏令降低段纶的官级，并下令禁止玩这种把戏。
对恶吏严惩不贷，与之相应的，对那些爱民惜民、勤勉为政的官吏，李世民则是倍加爱惜，赐之殊荣以示勉励。
邓州刺史陈君宾初上任，时州邑凋敝，百业不兴，百姓流离，陈君宾“是以日晨充食，未明求衣，晓夜孜孜，惟以安养为虑。”仅经一个多月的治理，逃亡在外的百姓便重返故土。贞观二年，许多州县遭到霜涝灾害，惟有邓州丰收，于是陈君宾便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安排来此逃难的灾民，走时还给他们带上粮食，赠送布帛。李世民知道这种情况后，马上要求考课官员将陈君宾录为功最，并以免除当地一年租调的方式支持他。
李世民尚为秦王时，代州都督张公瑾在任职期间，组织民兵开荒屯田，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后来调任襄州都督之后，他仁爱百姓，清廉为政，深受百姓拥戴。李世民闻其名声，尽管其当时官职低下，李世民却将他请来咨询为政之道，以示重视。在其死后，李世民还亲往哭之，以表对良吏的珍惜之情。
只有吏治清明，百姓方得安宁，政权方不会腐变。安民之道，当以察吏除暴为先。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李世民对官吏的贪污秽浊行为才如此痛恨。奖优罚劣，赏罚分明，不以善小而不褒，不以恶小而容情，督促官吏安分守业，克己爱民，百姓方能爱之、敬之，方能感受到皇恩之浩荡。如此，百姓才能安静祥和，国家方得长久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