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管理中绝不可少“严”字，因为人心的涣散往往始于过宽的松散的状况之中。因此，必要和适度的“严”可以更加说明制度的不可动摆性。
诸葛亮的领导心智是：把大家都视为同等，该严则严，绝不允许出差错。
1.成大事必须要有人才库
没有人才，就如同做米饭没有米一样，烧火没有炭一样，口渴的时候没有水一样。对善于成大事的人而言，人才就是一个宝库。因此，广揽人才，选贤任能，是成就事业的杰出人物的共同点。
诸葛亮也不例外，他有一个庞大的僚属队伍，据统计如下：（一）蜀地人士，计二十八人；（二）荆州人士，计二十八人；（三）其他人士，十人。
诸葛亮选拔录用如此多的各地各部的人士，并且有不少人还被授以高位要职，这足以说明他重视人才，广任人才。
由于诸葛亮对人才的重视，和他的不拘一格揽人才，一批新人从下级官吏中脱颖而出。这在他辅政期间，其例是举不胜举的。
蒋琬，字公琰，他少年时即以才德知名。随刘备入蜀，任广都（今四川双流）县长。蒋琬怀才不遇，感到委屈，便“众事不理，时又沉醉”。时常借酒消愁，懒于理事。刘备出巡察觉，大怒，准备治以重罪，诸葛亮深知这是用人不当造成的，便劝刘备收回成命，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诸葛亮认为，蒋琬是治理国家大事的人才，并不是那种只能治理百里小县的人；他施政以安定民心为本，不把表面装饰放在前面。经诸葛亮的请求，刘备只免了蒋琬的官，没有将他处死。
不久，诸葛亮设立丞相府署，任用属官时，立即起用蒋琬。最初，他任蒋琬为丞相府东曹掾，继而举茂才，拜参军。后又授以丞相府长史一职，加抚军将军，使蒋琬位居群僚之首。北伐期间，诸葛亮以蒋琬留守成都，统领丞相府事务，放手让他代替自己处理后方的各种事务。史称：“诸葛）亮数外出，（蒋）琬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蒋琬在成都尽心尽职，保证了北伐蜀军所需的物资和兵源，显示出非凡的才能。经过多年的考察和培养，诸葛亮看到蒋琬是一个“托志忠雅，当与吾（诸葛亮）共赞王业”的贤才，临终时密表后主刘禅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向刘禅推荐，让蒋琬作自己的继承人，任丞相主持国事。
诸葛亮临终时，向朝廷推荐了两任丞相继承人，除了蒋琬外，还有一位是费。费。字文伟，原本是年幼官卑的新人，但“识悟过人”。诸葛亮发现他德才兼备，南征归来时，在众多的迎候臣僚中，“特命（费）同载，由是众人莫不易观。”迎侯的百官的年龄和官位大多在费之上，而诸葛亮只让费与他同乘一辆车，从此众人对费另眼相看。对年轻人仅仅表示器重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培养和使用。在费引起人注意之后，诸葛亮便对他一步步加以培养。“亮以初从南归，以为昭信校尉使吴”。费奉命出使到江东，在吴国君臣“才博果辩，论难锋至”的舌战中，他“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始终不为对方的诘难所压倒。孙权不由得称赞说：“您是天下有美德的人，必定能成为蜀国朝廷的栋梁大臣，恐怕以后不会常来吴国了。”表示了对费才德的敬重，认为他将会成为蜀国重臣。费回蜀，果然升为侍中。诸葛亮北伐时，费先任参军，后升任中护军、司马等职。经过多年的培养和任用，费成为诸葛亮建议接替蒋琬主持国事的又一位贤才。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诸葛亮不仅注重人才，敢于破格录用一批新人，而且还着意培养了一批新人。这就避免了在他死后出现后继无人的问题。蒋琬、费、姜维，就是诸葛亮启用的三位新秀，也是他一手培养的文、武方面的继承人。他们三人的成才过程，突出地表现了诸葛亮对培养人才的重视和在培养新人方面所花费的心血。
2.树起“宽容”与“重典”两块牌子你对别人不宽容，别人就对你斤斤计较；你打别人一耳光，别人就想揍你一拳头。这个通俗的道理用到治人上，给人以很大的启示。诸葛亮善于树起“宽容”与“重典”两块牌子，目的何在？
刚出山不久的诸葛亮，面对法令废驰、特权横行的益州，新官上任，便厉行法治，以彻底整顿其混乱局面。
他特别强调治实不治名，由实际情况的应对出发，讲求实效。
益州最严重的问题是官僚及地方豪强勾结，鱼肉百姓，农民和官府间矛盾愈演愈烈，虽然号称天府之国，其实创造的财富，都让官僚及豪强剥削，农民生活非常艰困。
蜀地在刘备入主之前，刘焉、刘璋父子主持州事期间，律令残缺，豪门大姓徇情枉法，“士大夫多挟其财势，凌辱小民”，因此，诸葛亮辅政治蜀，把“立法施度”、厉行法治作为当务之急。
实行法治，首先必须立法。诸葛亮召集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人共同制定出了法典——《蜀科》，一套完整法律确立了。从此全国上下有法可依。他还亲自著《法检》两卷，《军令》两卷，以训励各级官吏将士。可惜这些科条律令都佚失殆尽。从残存的部分条目来看，其规定是非常具体和严格的。例如，他制定的《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条规，把哪些是务必要做到的，哪些是应当引以为戒的，都一一列出，让文臣武将随时保持警惕，有所戒惧，使他们能够廉洁奉公，恪尽职守。
这些律令的制定和陆续颁布，改善了益州原来律令不全、规章混乱状况。那些“专权自恣”的豪强的不法行为受到限制，不能再胡作非为，就“咸怀怨叹”，指责“诸葛）亮刑法峻急”。
由于诸葛亮不顾颜面地打击特权，使益州地区的官僚感到吃不消，他们开始指责诸葛亮“刑法峻急”，而不“广德量力”，纷纷要求他“缓刑弛禁”。被派作代表和诸葛亮交涉的，便是深为刘备敬重的益州太老法正。
法正当时已是蜀郡太守，也是成都地方豪强之首，他对诸葛亮说：“以前高祖进入关中时，除秦国之苛法，约法三章，宽禁省刑。关中之老百姓，无不感念他的恩德。如今我们刚用武力占据益州，还没有垂恩德于地方，便先滥用权威，强加压制，这是否得当呢？希望日后的执政，能够刑少禁缓，以争取地方人士对我们的支持和信心”。
诸葛亮却笑着回答道：
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以暴政虐民，逼得人民不得不造反，汉高祖针对此一弊病，采取宽刑弛禁的策略，这是对的。
但益州的情况则不大相同，刘璋暗弱，没有能力控制官僚及豪强，以致从刘焉以来便德政不举，威刑不肃，从地方豪强到政府官僚，均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君臣之道，也逐渐被破坏。
对这些强悍的特权，过去刘璋总是宠爱他们，给予他们高位。官位高了，他们反而不觉得可贵；顺从他们，施以恩惠，恩惠到顶了，他们反而轻慢无礼。这才是益州目前最大的弊病。
“现在我们威之以法，让法令行于此后，人们才能知道什么是恩德；限制爵位，爵加之后，人们才能感受到爵位的尊荣；刑法和恩赐相辅而行，上下程序正常，政治才能清明。”
秦国是以军事恐怖主义完成统一的，却也和各诸侯国产生不少仇恨，为压制反抗，故以严刑峻法控制之。诸葛亮认为秦国在于权力不被认同，却又强加压制，以致于大乱。治理这种国家，最重要是在争取共识，让权力得到更多的承认，所以汉高祖会以宽厚的态度作更多的包容。
但益州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刘璋政权荒废政事，蜀国法令不彰，因而权力不被尊重，执法官僚怠惰成习，造成特权横行，权力不张，老百姓反而遭到剥削，因此必须用严刑峻法来整顿官僚的行为，以重建权力的威信。
严格来讲，汉高祖入关时的天下局势，才能称之为乱世，诸葛亮入蜀时的益州的政局，应称为弛世。“弛世”是权力不被尊重，官僚荒怠，民众玩法，必须以重典来整顿之。“乱世”是权力不被认同，彼此各持不同立场，争执不休，这时最重要的是以宽容的策略来争取共识。
3.心该硬时就不能软
做事情硬的时候一定要硬，决不能留一手，有时候留一手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真可谓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诸葛亮深知其道，在该硬的时候则要硬，不给人面子，因为他懂得做事情要防患于未然。
1.私不乱公，邪不干政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诸葛亮主张私不乱公，邪不干政。这样，就存在着一个罢免官员的问题。怎样罢免？诸葛亮认为，罢免官员，务必知道老百姓所苦恼的事情。这苦恼的事情常有五种：
一、小吏假公济私，以权谋私，左手拿戈矛，右手捞钱财；在内侵占公物，在外搜刮民财。
二、执法者执法不能一视同仁，让无罪之人蒙受不白之冤，使重罪之人逃脱法网。扶强惩弱，严刑逼供，不断制造冤假错案。
三、长官放纵犯罪的部下，诬陷上诉申告的百姓，隐藏真情，敲诈勒索，软硬兼施，害死人命，致使冤情得不到昭雪。
四、长官不断更换，副官掌握大权，徇私舞弊，袒护包庇亲朋，压制诬害异己，行事专横无礼，逾规越法，征收赋税时广泛摊派，从中渔利，攀附权贵，劳民伤财，谎说储备而鲸吞之。
五、拿官职作交易，谋求私利；对于赏赐的费用，多加减裁，使部下不能尽心尽力。
对于犯有上述“五事”中之一事者，当严惩不贷。如此，国家政治方可清明，领导队伍方可纯洁，社会长治久安就不会是梦想了！
2.拨乱反正
诸葛亮治国，极富远见。他深知一个国家就像一辆大马车；一国之君就像驾车的车把式，车把式稍有不慎，大车就会不照正路走，就有颠覆翻倒的危险。
一旦遇有这种危险，该怎样把这“车”赶上正道呢？
诸葛亮曾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几个方针。
（1）应减省官员，合并职务，给臃肿的政府机构“减肥”，除浮华之气，而倡朴质之风。
（2）遵循“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原则。方不失矩，本不失末，当权者将治政的根本规则牢牢抱住，则万事可成，其功可呆。
（3）理顺社会关系，整顿社会秩序。王朝因腐败而出现祸乱，天下百姓就有人乘浑水摸鱼，违法乱纪，胡作非为。收拾烂摊子，就得拿这些人开口，然后使天下百姓各安其位，各守其份，安居乐业。
（4）稳住军队。军队发生变乱，则天下纷争，强者称雄，各拉各的人马，各打各的旗帜，各占各的地盘。于是，天下就会四分五裂，就会发生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争斗，就会闹得不可开交。所以国家有乱，作为君主，千万要握紧大权，不可使军队各敲各的鼓，各吹各的号。
（5）整顿、治理要循序渐进。明君治政，当首治纲纪。然后，先治理内部，再整顿外部；先治理根本，再整理末端；先治理强者，再整理弱者；先治理大的，再整理小的；先治理自身，再整理别人。这样，抓好了纲，就使法纪伸张；治理好了法令，就使刑罚得以实行；抓好了跟前的事，就使远处的迎刃而解；治理好了根本，就使末节之事通达无偏；治理好了强者，就使弱者顺服；治理好大的，就使小的得以发展；治理好了上边，就使下面的正直；治理好了自身，就使别人恭敬。
诸葛亮的这些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4.“清廉”两字不可冒犯
一个人过于奢侈实则是最大的错误，诸葛亮清廉一生，认为节俭是一种美德。同时他也用倡导节俭改变了蜀中的奢侈之风。汉末时，“蜀士富贵，时俗奢侈”，穿衣服要讲究华丽，吃东西要追求精美，遇到结婚或办丧事更是大操大办，甚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针对这种不良风俗，诸葛亮大力倡导节俭，他首先躬行节俭，以身作则，注意在蜀汉官史中形成节俭清廉之风，从而影响社会，改变奢侈陋习。
我们可以看到蜀汉的重要官员们的有关情况。董和曾任益州郡（治在云南晋宁）太守，那里号称“金银宝货之地”，东汉后期以来历任益州郡太守者，“皆富及十世”，大发其财。董和还“内干机衡”，在朝中参与机要政务的处理，权力很大。但董和却能始终清廉节俭，他“躬率以俭，恶衣蔬食”，为官二十余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
诸葛亮终生自奉节俭，注意为官清廉。他对春秋时期的孙叔敖十分敬佩，因为孙叔敖相楚，生活简朴，十分廉洁。为了改变东汉以来官吏贪图享乐、贪残浮华的作风，诸葛亮要求下属为官清廉，自己生活也注意简朴。他病重期间在给后主上表时曾说：
如今我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棵，薄田十五顷，子弟的衣食，已比较宽裕。至于我在外任职，没有其他花费，随身的衣服伙食，全部依靠官府供给，不会再经营别的生计，增加点滴私产。到我死时，一定不要使我家中有多余的物资，外地有多余的财产，不然就辜负陛下的恩宠了。
到诸葛亮死时，果然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诸葛亮家中的桑树、田地比一般平民高出了不少，但对于一个官为丞相的人来说，这个数字就不算多了，更重要的是他不谋求私产。他生前在给李严的信中曾提到：“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诸葛亮的妾连多余的服装都没有，正表明了他律己之严。
为了反对汉以来厚葬风气，诸葛亮遗命把自己葬于定军山下，殡仪从简，依山造墓，能容下棺材就行，入殓时穿平常的衣服，不搞随葬器物。封建社会里，像诸葛亮这样一位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上的丞相，能够做到这些是难能可贵的。蜀汉政府的官员，有些人能够做到“不治私产”，比较清廉，应该说与诸葛亮以身作则的影响是有关系的。
诸葛亮和蜀汉重要官员这样做，当然对改变奢侈陋习起到积极作用。“我有俭心焉，则士民不敢放其奢。”史书记载，当时社会风气也开始崇尚节俭，对“不持节俭”之人，“时人少贵之者。”
常言道：“成由勤俭败由奢。”君臣治国，平民持家，都得认这个理儿！
君臣如果不认这个理儿，认为自己手中有的是权，府库里有的是金银财宝，宫中有的是漂亮的女人，因此就可奢侈纵欲，尽情享受，那么“奢侈”就会变作魔鬼使其意志丧失，变作洪水猛兽将其江山毁掉。
诸葛亮之所以为官不贪利、不聚财，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不致于在阴沟里翻船，才可在自己的下属面前做出一个好样子，而不使自己所在的集团在腐败之风中垮掉。
5.善修身者可治国
不修身者是不会有一个成功人生的，诸葛亮是一个修身的大师。他在修身时，对常注重一点，即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
1.“人谋”是治国之要
治国犹似修身。修身的关键，在于养育精神。如此方可求得长生。
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选贤授能。如此方可求得久安。
君王靠辅臣来佐助，但辅臣不可无才，不可缺德。辅臣若迂腐无能、奸邪不轨，君王不免失助，国家不免亡毁。
所以，作为一国之相，诸葛亮十分重视人才的选用，将此作为治国的首要工程，视为国家求安图强的百年大计。
他在隆中向刘备分析曹操之能战胜袁绍时，就把“人谋”问题看成是治国之要。
在成都执政时，他又建议刘备专门在成都之南修筑高台以延接四方之贤士。
他在《出师表》中，曾极力举荐贤智良实、志虑忠纯的费、重允及性行淑均、晓畅军事的向宠。
在选用人才上，他曾反复劝诫君臣上下：“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亲贤臣，远小人。”
诸葛亮还说：“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
的确，贤能达士往往蛰伏于普通民众之间，所以，无论君王，还是一般官人，要选贤纳士，应把眼光投向“基层”。要深入到那些被人遗忘的角落去发现。这样，君主和一般官人就拥有了丰富的人才宝库，真正的人才就可能从中获得。
2.执政者要力戒信弊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执政者既然是人不是神，那么，其身上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
诸葛亮曾说：作为一个执政者，须提防八种毛病：
（1）贪心不足，既要名，又要利，唯恐官做得不大，深怕利得到太少。当了宰相还想当皇帝，捞到了银子还想捞金子。
（2）嫉贤妒能，生怕别人比自己强。
（3）轻信谗言，喜欢听那些心术不正的人打小报告，耳朵根子软，没有自己的是非之见。
（4）料彼不料己，谈起别人的事振振有词，而对自身则缺乏应有的了解，既不知道自己的长处，也不知道自己的弱点。
（5）优柔寡断，没有主心骨，遇事不敢拍板，不能当家，如小脚女人相亲，前怕狼后怕虎，患得患失，游移不安。
（6）喜好酒色，沉湎其中而不能自拔。
（7）性情奸诈而又胆小怯懦。两面三刀，挑拨离间，但动起真格来又畏畏缩缩，遇到难题、麻烦便如缩头乌龟一般。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8）强词夺理，不按礼法行事。明知自己错了。却臭要面子，死不认错。
一个执政者若染上了这八种病害，只有迅速而彻底地消除掉，才是一个真正的聪明人，才能成为一个众心所向的英明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