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资源索引
《春秋》三传：汉代，《春秋》被列为儒家经典，汉代学者认为《左传》与公羊高的《公羊传》、榖梁赤的《榖梁传》都是传《春秋》的，即解释《春秋》的，故把这三部书合称为“《春秋》三传”。《公羊传》、《榖梁传》二传，从体例来看，是严格的“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专”（《晋书·王接传》），因此，对于《公羊传》、《榖梁传》之传《春秋》，历代学者并无异议。但关于《左传》是否传《春秋》，学者们就有了不同的看法，现在，人们通过对《左传》多方面的研究，普遍认为《左传》是以《春秋》的纪年为纲目而又自成一家的一部历史著作。
《左传》是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叙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还附有鲁悼公四年（前463）和鲁悼公十四年（前453）事。
《左传》全书共十八万二百七十三字，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历史著作。书中包括了丰富的内容。它全面地记录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间二百五十五年的历史事件，涉及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贵族生活、礼仪制度、生活方式、社会风俗、婚丧嫁娶、祭祀，甚至天道、鬼神、灾祥、卜筮、占梦等等，可以说是一部包罗万象、巨细无遗的史书，是一幅壮观奇伟、绚丽多姿的历史画卷。
它虽有不少封建迷信的糟粕，但其积极进步的思想倾向依然十分鲜明。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贵族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以及残暴荒淫给以无情的揭露
《左传》一书虽然在基本的立场和态度上和《春秋》是一样的，目的都是为了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维护周王室的统一地位，但它没有采取像孔子那样“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态度和做法，而是对那些违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不君、不臣、不父、不子的不规之举、不义之行一概给以无情的揭露，企图借此达到维护周礼的目的。这样，暴露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丑行就成了《左传》一书最突出的内容之一，在客观上表现出突出的揭露性、深刻的批判性和进步的思想价值。这一特点在《左传》一书的开头就表现得非常鲜明。如隐公元年的“郑伯克段于鄢”就把发生在郑国统治集团内部的这场母、子、兄、弟之间为争夺权力而展开的血淋淋的斗争作了淋漓尽致的记述。
这种揭露和批判的文字在《左传》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如文公元年（前626）“楚商臣弑父”记载：
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大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爱，黜乃乱也。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且是人也，碰木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弗听。
既又欲立王子职而获大子商臣。商臣闻之而未察，告其师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羋而勿敬也。”从之。江羋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女而立职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宫甲围成王。王请食熊蟠而死。弗听。丁未，王缢。谥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为大子之室与潘崇，使为大师，且掌环列之尹。
这是发生在楚成王和他的儿子商臣之间争夺权力的一场流血斗争。楚成王原本立商臣为太子，后来又想废掉商臣。商臣听到传闻后，要落实这种传闻是否准确，就请教他的老师潘崇。潘崇让商臣把他的姑姑请到家，然后又给以慢待，从而激怒了他的姑姑，他姑姑在盛怒之下，就脱口而出：“怪不得你爸爸要杀掉你，而立职为太子。”商臣从他姑姑口中证实了楚成王的想法，立即率领太子宫廷的卫队包围了他父亲的宫殿，要杀掉他父亲。楚成王老谋深算，提出临死前要吃一次熊掌。借此拖延时间，等候救援，商臣也洞察到了父亲的企图，所以就拒绝了父亲的要求，最终逼得楚成王自缢身亡。而把帮助自己逼死父亲的潘崇封为太师，给以重用。在这对父子君臣之间，我们既看不到君义臣行，也看不到父慈子孝。
又如宣公四年（前605）“郑公子归生弑灵公”载：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
子公与子家谋先。子家曰：“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反谮子家，子家惧而从之。夏，弑灵公。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无能达也。”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
这是发生在郑国君臣之间的一场残酷斗争。说起这场斗争的起因，既是荒诞的，又是可笑的。郑国大臣子公和子家在上朝途中，子公食指发生颤动，他就让子家看了看说：“我这个食指发生颤动，今天肯定有好东西吃。”进入宫廷之后，果然看到厨师们在宰杀大鼋，两人相视而笑。郑灵公问其原因，子家就对灵公说：“子公说他食指颤动，今天肯定有好东西吃。”等到大鼋做好之后，郑灵公召子公来看了看，就是没有让他吃。子公大怒，于是就和子家谋划，杀掉了郑灵公。因为没吃上一口肉，就导致了一场宫廷内的流血斗争。
又如：“宣公九年”“宣公十年”所记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之事：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孔子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左传·宣公九年》）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征舒病之。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二子奔楚。（《左传·宣公十年》）
这又是一桩君臣之间不可思议的丑行。陈灵公君臣三人都和一个叫夏姬的女人私通，而且公然拿着夏姬的内衣在朝廷上开玩笑，这些平常口谈礼乐仁义、道貌岸然的君主和大臣此时此际，连一丝一毫的廉耻之心都没有了。他们君臣三人在夏姬家饮酒，当着夏姬的儿子征舒的面，陈灵公说征舒像仪行父，仪行父反过来说征舒像陈灵公，征舒蒙受羞辱而嫉恨于心。于是，在陈灵公出来之后，征舒躲在马厩中用箭射死了陈灵公。孔宁和仪行父两人逃到楚国去了。一桩罕见的风流丑行，付出了一人身亡、两人出逃的代价，这些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丑行，也于此暴露无遗。
二、表现了初步的民本思想
以民为本，是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在《左传》中，已有初步的民本思想的体现。它虽然不像孟子一书体现得那么具体、那么细致、那么系统，但那些进步的思想家还是看到并肯定了老百姓的历史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老百姓利益的重视和维护。
比如，在《曹刿论战》中，当曹刿得知庄公准备迎击齐兵时，就和庄公之间展开了一场围绕“何以战”的问题的谈话，针对庄公的回答，他就指出：“小惠未遍，民弗从也。”也就是说，君主的恩德没有普遍地惠及老百姓的时候，老百姓是不会跟着你干的。直到庄公回答大大小小的刑狱案件都能尽心尽意，处理得合情合理时，曹刿才认为这是得人心之举，才说：“可以战矣。”可以看出，曹刿是把民心的向背看成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
《左传》一书中，更多的是通过一些政治家的议论，表现出作者初步的民本思想。如襄公十四年（前559）载：“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对于发生在卫国的君主被驱逐的事件，同为君主的晋侯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事件的发生，他自然认为“卫人”的作法太过分。但师旷当着这位大国之君的面，理直气壮，侃侃而谈。他首先指出，卫人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君主太过分了。然后义正词严地讲到君主的责任，要养民如子，要以天地那样对待老百姓，保护老百姓。只有君主这样做了，老百姓才会崇敬他，拥戴他，还会驱逐他吗？他还指出老天是最厚爱老百姓的，绝对不会让某一个人在千千万万老百姓头上胡作非为。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步履是非常艰难的，在春秋时代，杀活人进行祭祀、用活人殉葬的野蛮做法还时有所见，针对这种野蛮的行为，司马子鱼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饗之。”秦穆公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作者借君子之口批评其“死而弃民，难以在上。”既表达了对贵族阶级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的抨击，也表达了对人民生命的重视。值得指出的是，还有更深层的进步思想的体现。这就是殷、周易代之后。天命观念在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头脑中发生了动摇，如《尚书·君》中周公曰：“天不可信，我到惟宁（文）王德延。”《诗经》中的《节南山》、《十月》、《雨无正》等篇也都表达了这一对天道鬼神观念的质疑。
春秋时代，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有的对鬼神表现为信与不信之间，有的表现为强调人事的重要，即所谓“尽人事而听天命”的重人轻天的思想。桓公六年云：“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伸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庄公三十二年亦云：“秋七月，有神降于莘。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享焉。神赐之土田。史曰：‘虢其亡矣，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社、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这段话是说，我听别人说过，一个国家要兴盛，就要顺应老百姓。将要灭亡，就听命于神吧。虢国的君主多有恶德恶行，他哪里能得到土地？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他们重民的思想。所以，他们反对以人祭祀、以人殉葬的野蛮行径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贪婪当然是贵族剥削者的本性，他们的行径激化了社会矛盾，也激起了人民的不满，《左传》对此也多有记述，如成公十五年云：“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反映了当时非常紧张的阶级关系。昭公三年记载：既成昏，晏子受礼。叔向从之宴，相与语。叔向曰：“齐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
这是昭公三年春，齐景公派晏婴出使晋国提亲，晏婴在宴席上和晋上大夫叔向谈论齐、楚国情时的一段话。这段谈话的内容是说，由姜氏执政的齐国已到了衰亡之世，他们太不把老百姓当回事儿了，难保不被陈氏所取代。因为陈氏借机以各种手段收买人心，他们大斗向老百姓借出，小斗收回；他们向老百姓出售木材，价格比山里还便宜；他们在市场上出售鱼盐海鲜，比海边还便宜。而现在齐国的当政者还在残酷地盘剥老百姓，老百姓民力所得的三分之二都被压榨而去，公室积聚的粮食财物朽烂变质，而百姓冻饿，市场萧条，老百姓对此痛恨不已。他们还用残酷的刑罚对待老百姓，被处以断足之刑的人到处都是，以至于市场上的假肢涨价。他们如此失掉民心，难免被陈氏所取代了。
在这方面，《左传》值得关注的还在于它对下层人民的反抗行动也有一定的反映。这既包括人们驱逐国君、驱逐贵族，甚或杀掉贵族、杀掉国君的事件，也包括广大下层人民的起义和反抗。如僖二十八年、文十六年、十八年、襄十七、二十、三十一年、昭二十三年、哀十一、十七、二十五年等，都涉及这方面内容的记述。如昭二十五年云：“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郑国统治者“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可以看出，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民众起义，最终被残酷镇压。从《左传》一书中还可以看出春秋时代人民的反抗是很普遍的，以至于成为政治家关注、思考、议论的话题。《左传》成公八年云：“初，襄公立，无常。鲍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不但记述了政治家们的预断，而且也用事实证实了“君使民慢，乱将作矣”这一预断的正确。《左传》在这方面的记述虽然还不够具体，不够细致，但在我国早期史书中还是很难得的。
三、表现了爱国思想
在《左传》一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人物，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事迹的记述，体现了对爱国主义精神的赞美和宣扬。我们今天还在广泛使用的成语“毁家纾难”就出自《左传》。庄公三十年记载：“斗谷於菟为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就是对这位爱国者热情的赞美。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所记的《秦晋崤之战》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位爱国者的形象，一位是爱国商人弦高，经商途中，他遇到了欲偷袭郑国的秦国军队，他不惜牺牲自己的财物，一方面以郑国君主的名义前去犒赏秦国军队，同时急速派人回国报信，使秦国偷袭郑国的阴谋彻底破产，从而使郑国避免了一次亡国的命运。另一位就是秦国老臣蹇叔，为了国家利益，他不惜触怒秦穆公，犯颜直谏，表现了对秦国的忠心耿耿，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定公四年还记载，楚国有难，昭王奔随的危急情况下，“申包胥如秦乞师”：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
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岂敢即安？”
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申包胥与伍元本是好朋友，伍元因受到楚王迫害而逃离了楚国。伍元逃离时曾对申包胥说，我一定要灭掉楚国，申包胥说，你能灭掉它，我就一定能复兴它。伍元后来果然借吴国之兵，攻入楚国都城，楚王逃走，国家面临灭亡的危难。申包胥只好到秦国乞求救兵，遭到了秦王的拒绝。他就站立在秦国宫墙之外痛哭，七天七夜，水米不进，终于感动了秦王，帮助楚国解除了这次亡国之难。
“成公三年夏”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晋国向楚国提出要用之战中俘获的楚公子臣及连尹襄老之尸换回被楚国俘获的晋大夫知罃。楚国答应了这一请求，在知罃被放归之际，楚王与知罃之间有一番饶有兴味的对话：晋人归公子榖臣与连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于是荀首佐中军矣，故楚人许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对曰：“二国治戎，臣不才，不胜其任，以为俘馘。执事不以釁鼓，使归即戮，君之惠也。臣实不才，又谁敢怨？”王曰：“然则德我乎？”对曰：“二国图其社稷而求纾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两释累囚以成其好。二国有好，臣不与及，其谁敢德？”王曰：“子归，何以报我？”对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无怨无德，不知所报。”王曰：“虽然，必告不榖。”对曰：“以君之灵，累臣得归骨于晋，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之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获命，而使嗣宗职，次及于事，而帅偏师以修封疆，虽遇执事，其弗敢违。其竭力致死，无有二心，以尽臣礼，所以报也。”
王曰：“晋未可与争。”重为之礼而归之。
在这段对话中，知罃面对楚王的问话不卑不亢，先表明对于自己在两军交战中做了俘虏而无怨无悔；再表明现在两国交换俘虏，重修旧好，对楚王也没有感恩戴德的理由；最后则表明，如果我回到晋国，君主赦免了我的罪过，家族也饶恕了我的过失，我能再有机会重新统帅部队保卫边疆，即如与您再在战场上相遇，我也不会避让的。我只会一心一意、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效力我的国家，以尽一个臣子的职责，我只能用这种方式作为对您的回报。这番表明坚定不移的爱国精神的话让楚王大发感慨：“晋国是一个不可抗衡的对手啊。”于是，为他安排了送行仪式送他回国。
再如“成公九年秋”还记述：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伶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对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问之，对曰：“其为大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不知其他。”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公从之，重为之礼，使归求成。
这段文字是说，晋文公到军府视察，见到了戴着南楚帽子而被捆绑着的钟仪，于是下令为他松绑并表示慰问，接着向他询问了一系列问题，他只回答了先祖的职业是乐官，自己继承祖业而善于演奏音乐，晋文公让人给他一张琴，他演奏了一支楚国的乐曲。晋文公把此事告诉了范文子，对钟仪给予了崇高的赞美：“这位楚国俘虏，真是一位有德的君子啊。言称先祖之职，这是不背弃根本的表现；身为囚徒而演奏故国的音乐，这是不忘故国的表现啊……像这样忠贞诚信的君子，让他作为晋楚结盟的使者吧。”晋文公采纳了范文子的建议，以隆重的礼节送钟仪回楚国，晋楚之间终于出现了一段和平相处的局面。
《左传》中这样的人物还有许多。如国难当头，能够放弃私怨，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安危，深夜出城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奔走的烛之武、不顾身微位低而主动参与国事的曹刿等等。
《左传》的作者还从其爱国思想出发，对像楚国统帅子玉那样因自私、泄私愤而误国的行为作了记述，给予了批评。如宣公二年“郑败宋师获华元”记载：二年，春，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
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兴。及战，曰：“疇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兴入郑师，故败。
君子谓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于是刑孰大焉。《诗》所谓“人之无良”者，其羊酙之谓乎！殘民以逞。
郑国受楚国的指使向宋国发动了进攻，郑国派华元、乐吕率兵抵抗。统帅华元在出兵之前宰羊犒赏出兵将士，不知何故，没有请羊斟，羊斟为此而有一肚皮怨气。羊斟是给华元赶战车的人，到了战场上，羊斟因为没有吃上这顿羊肉依然耿耿于怀，怨气难消。他公然发牢骚说；“那天吃羊肉的事由你统帅做主，那今天的事就该由我做主了。”于是，他就直端端地把统帅华元的战车赶进了郑国的军营，导致了这常战争的失败，从而也郑国带来了非常惨重的损失。对于羊斟这种极端自私，丝毫不顾国家利益，不顾国家大局的行径，作者借君子之口给予了猛烈的批评：“羊斟这家伙简直就不是人，因为私怨就干出败坏国家，使人民蒙受灾难的事情。对于这样的人处以再重的刑罚也是不为过的。《诗经》所说的人之无良者，就指的是羊斟这样的人啊。他不惜伤害老百姓来达到自己罪恶的目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左传》所宣扬的爱国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