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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笔法：孔子在周游列国、游说天下失败之后，一方面开办“私学”，一方面从事著述，其目的就是寄希望于将来。他修订原本记事极为简略的《春秋》时，就通过苦心孤诣的遣词用字来表现出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褒贬爱憎的感情。比如同是杀人，杀无罪者称“杀”，杀有罪者称“诛”，下杀上则称为“弑”等等。这种“寓褒贬于一字”的做法，也叫“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后世的封建学者、封建史学家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西汉时代，《春秋》被列为儒家经典，汉代学者认为《左传》与公羊高的《公羊传》、榖梁赤的《榖梁传》都是传《春秋》的，即解释《春秋》的，故把这三部书合称为“《春秋》三传”。《公羊传》、《榖梁传》二传，从体例来看，是严格的“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专”（《晋书·王接传》），因此，对于《公羊传》、《榖梁传》之传《春秋》，历代学者并无异议。但关于《左传》是否传《春秋》，历来争议颇为激烈。
司马迁和班固都说，孔子作《春秋》，七十子立传，口授其传指，因对政治及政治人物有所讽刺贬损，“不可以书见也”。这样，就产生了弟子“退而异言”的情况，于是左丘明就据孔子的《春秋》把有关历史事实形成书面文字，就写成了《左氏春秋》这部书，班固则直接称之为《春秋左氏传》。此外，《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太史，归而修《春秋》，左丘明为《传》，其为表里”。
但后来的学者大多不信此说，其理由如下：《左传》的作者并非左丘明；《左传》的作者应该是战国时代的人；《左传》的文章也不像是春秋时代人的手笔；《齐论》中无“左丘明耻之”一章，怀疑左丘明也不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
梁启超于《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左传国语一节》中说：
考汉代对于《左传》学习经过之事实，则不能无疑。盖西汉一代经师似未尝以此书为与《春秋》经有何等关系，起而张之者实自刘歆。
他并根据《汉书·刘歆本传》得出如下结论：《左传》、《国语》本为一书，其名乃《国语》，其书分周为纪，并非编年。“藏于秘府”，外人罕见。刘歆校书时，为解经需要，将鲁惠、隐迄哀、悼间之一部分抽出，改为编年珍本，以与孔子《春秋》年限相比附，谓之《春秋左氏传》，其余无可比附者剔出，仍其旧名及旧体例，谓之《国语》。
因此，他认为“列传以解经”的做法实自刘歆开始。西汉的博士们也都认为《左氏》不传《春秋》，刘歆力争立此书于学官，以至于引起学人们强烈不满。他们普遍认为《左传》自是《左传》，《春秋》自是《春秋》。《晋书·王接传》也说：“接常谓左氏辞富赡，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宋代叶梦得也说：“左氏传事不传经”。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是不难得出结论的。
第一，从传统的“经”对“传”的要求来看，所谓传，应该是“经所不书，传不妄发”，即“传”与“经”要在所述内容上保持完全的一致。《公羊传》、《榖梁传》二传就严格地遵守着这一原则。如果我们把《左传》与《春秋》作一比较，我们发现，有“经”无“传”、无“经”有“传”之处非常多，有人做过统计，在事件的记载上，这种不相应的情况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有些事件的记载则有着明显的抵触，所表现的作者的态度和观点也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也都违背了经学家们“疏不破注”，“经所不书，传不妄发”的原则。可见，《左传》应该是一部自成一家的著作。
第二，从两书的起讫时间上来看，两书同起于鲁隐公元年，《春秋》终于哀公十四年，《左传》终于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多了十三年。并且后边还有简略的记事，最后还提到“灭智伯”的事，此事发生在公元前453年，这样，《左传》记事终止的时间比《春秋》晚了近三十年。这也可以作为《左氏》不传《春秋》的一个根据。
第三，从《左传》与《春秋》的思想观念上来看，也有较大的差别。《春秋》体现了孔子谨严而纯正的儒家思想及观念，而《左传》则不然。这在许多方面都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左传》一书就带有非常鲜明的兵家思想、兵家观念的色彩。首先，对战争的描写和记述是《左传》最引人注目的内容，而且对那些重大的战争，作者都写地非常生动、非常细致，极力地给以热情的渲染，感情倾向异常鲜明。其次，对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这些以战争手段取得霸主地位的人物，作者更是通过对其事迹的生动记述，表达出热情的崇敬和赞美。最后，尤其重要的是《左传》的作者通过对战争的生动记述表达了对战争问题的深入思考。此外，《左传》中还有法家思想的体现，如“隐公六年”载“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根本，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左传》中也有许多对孔子在《春秋》中所隐讳的历史事实的揭露和澄清，如“城濮之战”晋国获胜之后，召请周王参加诸侯盟会，“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孔子为了达到为尊者讳，也为贤者讳的目的，隐讳其事，而《左传》则专门针对孔子之笔法揭明事实之真相：“是会也，晋侯召王。”这些不仅不符合孔子的思想观念，甚至也不是孔子那个时代所能有的思想观念。所以《左传》不可能是为解释《春秋》而撰写的著作。
依据旧说，《左传》的作者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孔子与左丘明一起如周，观书于周史，回去之后，孔子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相表里。但这些说法历来颇多质疑，唐宋以后的学者多有考证，认为“左氏非丘明”。当今学术界也普遍认为《左传》也不可能是春秋时代的著作，最早也应是战国初年的著作，甚至是战国中期的著作，那就更与春秋时代的左丘明没有关系了。可以看出，这个说法是彻底地被否定了。
因此，关于《左传》和《春秋》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左传》是以《春秋》纪年为纲目，而又自成一家，是一部富有独创性的伟大的历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