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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毁家纾难：这是一个被后世广泛使用的成语，这个成语出自《左传》。庄公三十年云：“斗谷於菟为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就是对这位爱国者热情的赞美。斗谷於菟，人名，即子文。令尹，官职名，相当于当时中原国家的国相。
（2）楚囚钟仪：《左传》“成公九年秋”记述：“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晋文公接着向他询问了一系列问题，他回答了先祖的职业是乐官，自己继承祖业而善于演奏音乐，晋文公让人给他一张琴，他演奏了一支楚国的乐曲。晋文公把此事告诉了范文子，范文子对钟仪大加赞美，建议让他作为晋楚结盟的使者，让他作为晋楚结盟的使者吧。”
晋文公采纳了范文子的建议，以隆重的礼节送钟仪回楚国，晋楚之间出现了一段和平相处的局面。所以，后来“楚囚”“南冠”就成了身陷囹圄的爱国者的代称。
《左传》是我国最早的叙事详赡完整的史书，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也具有卓著的文学价值，它把此前史书对历史事件极简单的记载变成了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绘声绘色的、完整的、生动的、全方位的描述。如《春秋》中所记的“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的记载，就变成了一篇有起因、有插曲、有经过、有尾声、有激烈的矛盾斗争、还有众多活灵活现的人物及其行动的优秀的历史散文。再如《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所记：“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由于《左传》作者精心的结构和生动的描绘，《左传》中的“城濮之战”已经是一幅场面宏阔，矛盾复杂，斗争激烈，过程曲折，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动人心魄的诸侯争霸的巨幅历史画卷。这些都标志着我国文学的长足进步，既显示了《左传》作者的匠心独运，也与《左传》作者丰富成熟的文学技巧和手法是分不开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长于叙事
《左传》的叙事技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把《春秋》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详细、具体、曲折、生动的叙事散文，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成就，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故刘知几《史通》卷八《模拟》中云：“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不仅刘知几给予了高度评价，《左传》也深得后人广泛的赞赏。其长于叙事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多样化的叙事手法
《左传》的叙事结构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但也灵活地运用了多种多样的叙事手法。如倒叙、预叙、插叙、补叙、追叙等等。
（1）预叙，《左传》的作者喜欢对事件发展的前景和结果做出预先判断，这些文字可以看做是预叙。如《晋楚城濮之战》中记述：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谷，使子玉去宋，曰：“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
这段话是在城濮决战的前夕，楚国君主对统帅子玉下达的停止战争行动的命令，同时也讲了停止行动的理由，即晋文公是一位久经磨难与考验的军事家、政治家，他了解民心民情，而又受到老天的庇护，是不可战胜的。同时，又引用兵书上的话讲军事行动应该恰如其分，知道难以办到的事就该立即退却，有德之人是不可战胜的。他认为兵书上所讲的这三条原则，讲的都是晋文公。楚国君主的这种看法是明智的、理性的，这实际上也是楚国君主对这场战争结果的一种预见和判断。但是统帅子玉没有接受，执意要打这场战争，结果惨败而回，子玉最后也自杀身亡。
（2）补叙，为了不破坏叙事的紧凑、连贯和完整，有些与事件发展、人物命运有一定关系的细节和插曲放到主要情节之后予以补叙。如《城濮之战》的最后就有一段饶有兴味、又有意义的补叙：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
“自私”是楚国统帅子玉性格的突出特征，这在城濮之战的其他描写中，作者对此已有充分的表现，而这段补叙意在突出子玉性格的这一缺陷。这段话是说子玉做了一顶叫做“琼弁玉缨”的帽子，决战前夕黄河之神在梦中提出要求，你把这顶帽子给我，我可以保佑你大获全胜，得到大片的土地。大片的土地和一顶帽子孰轻孰重，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但子玉就是舍不得那顶帽子，拒绝了黄河之神的要求，别人劝他也无济于事，结果导致战争惨败。这显然属于传说，但确实深刻地揭示了子玉自私的性格。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事情他都不干，这和晋国将帅们处处出于公心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而这样自私的统帅打败仗，给国家和军队带来惨重损失也是必然的。
又如《曹刿论战》的文末写道：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也，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这也是《左传》中一段十分精彩的补叙，这段文字的前面叙述了在鲁国君主下令进攻追击时，都遭到了曹刿的阻拦，在曹刿“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之后，才认为可以发动进攻，进行追击。紧张的战争中，也没有时间进行讨论和询问，君主对曹刿表现出言听计从，而在战争结束之后，才有可能对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询问和探讨。通过曹刿和君主之间的这段问答，补叙了之所以选择“齐人三鼓”，鲁国才下令击鼓冲锋的原因：“视其辙乱，望其旗靡”，判断对方确非诈败。这既表现了曹刿的英明冷静、判断准确，也表现了鲁国君主的虚心和对曹刿的高度信任。
（3）倒叙，有时《左传》的作者先交代一件事的结果，然后再逐步交代形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和过程。如宣公二年所记“郑败宋师获华元”，先写道：二年春，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二月，壬子，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获乐呂，及甲车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
先写出了在这次战争中宋国统帅被俘、损失惨重的后果，令人触目惊心。读者自然要知其原委。然后，再以倒叙的手法予以交代，原来是统帅华元出征之前宰羊犒赏将士时，没有邀请给他赶战车的羊斟，羊斟为了泄私愤，交战时径直把战车赶进了郑国的军营，把自己的统帅送给对方做了俘虏，导致了这场战争的惨败。
其实，《左传》中的叙事顺序，远不止以上几种，还有分叙、类叙、追叙、明叙、借叙、特叙、暗叙、带叙、直叙等等。这些说明了《左传》叙事方式之灵活，也正因为其叙事方法的灵活多变，尤其是多种手法的精心安排、交替使用，才使得《左传》的文章摇曳多姿，跌宕起伏，富于波澜。
2.结构严密、前后照应、条理井然，注重事件发展的因果关系
《左传》以叙事而见长。尤其是一些矛盾复杂而牵动面又非常广泛的事件，更能显示出作者的匠心和才华。
《左传》中写了一系列战争，诸如城濮之战、邲之战、殽之战、鄢陵之战、鞌之战等，都是春秋时著名的大战役。它往往涉及多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矛盾和纠葛，有的甚至是两大军事集团之间长期酝酿的决战，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但作者都能对战争酝酿的过程、爆发的原因、战前的形势、战争的经过、战中的风云变幻、战争的结果及善后问题，剖析得十分清楚，描述得井井有条。如《晋楚城濮之战》，这是晋楚之间长期酝酿的一场争霸中原的大战，它有着复杂的背景和长期的酝酿过程，是当时不可避免的一场大战，其中的矛盾又极为错综复杂。春秋时代，南方的楚国，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等优越条件，率先强大，很快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接着，其势力迅速推进到了黄河流域，郑、卫、曹等诸侯国已成为其附庸。楚国率先称王，意味着要与周王室平起平坐。与此同时，历经磨难的重耳做了晋国君主之后，励精图治，教育百姓，发展生产，扩充军队，也要争霸天下。晋楚之战呈现出不可避免之势。要取得胜利，晋国也要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因而，这场战争最终实际上成为两大军事集团的决战。其间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关系极其复杂，但《左传》叙述得结构明晰，井井有条，细致生动，一目了然。
《左传》长于叙事，还突出地表现在能够把握事件的因果关系，纵横交错，前后照应。比如《崤之战》，涉及秦、晋、周，郑等多方关系，其中又有商人弦高的意外介入，作者能把这些多方互动的复杂关系交代得清清楚楚，又能从因果关系的把握中预示出战争的结局，天衣无缝，浑然一体。如前所述，“城濮之战”是分别以晋、楚为首而形成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决战，其中，影响战争的因素非常多，涉及军事关系、外交关系、政治关系以及双方具体的战争准备情况，如将帅的选择、战略策略的推敲和安排等。《左传》的作者都能把这些情况给以动态变化、比对呼应的生动反映，不仅让读者对这场战争的大局和发展一目了然，也能随着作者的叙述和描写，判断出这场战争必然出现的结局。
《左传》中的前后呼应不仅表现在对同一事件的记述之中，对不同人物、不同事件的相关之处也能给以密切的关照和呼应。如僖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所记“晋公子重耳之亡”中，重耳流亡至曹国，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此事使重耳蒙受了羞辱。对此，“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返其国；返其国，必得志于诸侯。而诛无道，曹其首也。’”果然，数年之后，晋国为了为晋楚决战扫清道路，灭曹之战打得异常惨烈，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这既对后来事件的发展做了预示，也对灭曹之战为何打得如此悲壮惨烈的原因予作说明。
谈到《左传》写战争，不仅条理明晰、脉络贯通、叙述详细、曲折生动，更重要的特色还在于作者写战争时，并不单纯着眼于军事行动，而是着眼于一切影响战争胜败的原因，将它们逐一展示，逐一剖析，如政治问题、外交问题、人心向背、战略、策略等等。这些体现出作者对战争问题的进步见解，对战争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对战争规律的探讨，从而使《左传》的战争记叙具有深刻的理性精神及浓厚的思辨色彩。这一极其可贵的长处，在《城濮之战》中得到了多方面的充分体现。如战前之准备：晋文公回国之后，发展生产、训练军队、教育百姓；正确的外交策略及战略战术；双方对将帅的选择；晋国的同心同德与楚国君臣将士的离心离德，等等。作者通过对这些影响到战争结局的重要因素的剖析，揭示了这场战争晋胜楚败的必然性，从而使这场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得到了生动而全方位的展示。
这一特点，在《秦晋崤之战》中同样有非常深刻的表现：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
这段文字是《崤之战》的开头，作者先从晋国着笔，此时正是晋国为晋文公治丧期间，这也正是一个国家最容易遭受外敌进攻的时机，尤其是晋国又紧邻着随时都对晋国虎视眈眈的强秦。在此危难之际，晋国人没有放弃应有的警惕，他们借卜偃之口表达了对强秦趁机入侵的预断，也反映了晋人击败强秦的准备和信心。这当然是这场战争晋胜楚败的原因之一。接着作者写道：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
秦师遂东。
这里作者用了大段的文字重点写了蹇叔与秦穆公之间围绕偷袭策略是否正确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对这场争论的记述中，我们看到的是秦穆公讲不出任何理由，只是由于利令智昏而对偷袭策略的固执的坚持，而蹇叔却能讲出充分的理由说明偷袭策略的不可行。例如，他说：“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是从历史的经验说明如此做法史无先例。“师劳力竭，远主备之”，说明这种长途行军，会把军力消耗殆尽，远方的国家再有准备，必然不会有所作为。“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是说大军的千里之行，难以掩尽天下人的耳目。这样做不仅一无所获，而且还会引起军队的悖逆之心。尽管理由很充分，可他的意见还是遭到了秦穆公的拒绝。接着，在秦国军队出动之际，他“哭而送之”，并指出：“晋人御师必于崤，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侯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他用“哭而送之”的行动，无可置疑地判断必将出现的可怕后果，期望以此来警醒秦穆公，可这一切通统都归于徒劳，“秦师遂东”。作者也借此以说明，秦穆公的刚愎自用和策略的失误是此次战争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接下来，作者又继续叙述：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
在这段文字中，作者写了秦国军队的散漫和傲慢，也写了旁观者的议论，“王孙满尚幼”，连一个小孩子对此都发了一通议论：“秦师轻而无礼，必败。”指出了秦军此次惨败的另一原因。接下来作者对事件发展的记述，可以说都是在印证前面蹇叔和王孙满的判断和议论。“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且使遽告于郑”。郑穆公接到报告，立即视察客馆，果然发现了原本驻在郑国帮助郑国进行守卫的秦国将士有了异常的军事准备，于是，下令驱逐了这帮家伙。自此，秦国偷袭郑国的阴谋彻底破产。而灾难性的后果还在等待着秦国的军队，晋国早已在崤山一带设下埋伏，“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崤。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秦国终于为这次错误的决定付出了全军覆没、三帅被俘的惨重代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于一场战争的记述和描写，作者总是精心安排，匠心独运，层层剥笋，深入展示。不仅在结构布局上针线严密，天衣无缝，处处照应，浑然一体，也表现出作者对战争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独到的理性判断的精神。
3.叙事生动
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想象和虚构。好正以暇，穿插生动的情节和细节。
《左传》的叙事生动，有许多值得称道的精彩之笔。如“晋楚邲之战”中，写到晋兵溃败逃跑时的情景：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面对楚军强大的攻势，晋军将领桓子张皇失措，不知所为，仓皇下令击鼓撤兵，并说：“先渡过黄河者有赏。”于是败兵蜂拥争抢渡船，先上者怕人多船沉，挥刀猛砍后来攀缘者的手，于是，“舟中之指可掬”。寥寥数字，就把晋军的溃败之状写得跃然纸上。再如：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晋军逃跑时车陷泥中，楚人就以嘲弄的口气教他们去掉车前的横木，逃了一段路，马又盘还不前，楚人又教他们拔掉车上大旗，放在车前横木上，他们才得以逃出，回过来头他们又对楚人反唇相讥说：“我们确实不如你们大国的军队逃跑的次数多，经验丰富呀。”紧张的战争描写中，又来了这么绝妙的一个幽默，不但使文生波澜，而且读来别有情趣，别有韵味。
“隐公元年”记述了共叔段之乱被平息，郑庄公发誓不与母亲见面而又为此草率之誓感到后悔之后，接着写到：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遂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这段文字既有典型而生动的细节，又有富于浓厚的喜剧性意味的情节。颍考叔听到郑庄公为自己的草率誓言感到后悔之后来见郑庄公，就是为了帮助郑庄公解除他内心的隐痛和尴尬，但面对君主，又不能轻肆直言，他只能启发诱导，让君主自己讲出“心病”，然后再对症下药。所以当郑庄公设宴招待他的时候，他便“食舍肉”。这一极为反常的细节自然引起了郑庄公的注意，他就问其究竟，颍考叔于是回答道：“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显然，他是要用自己的孝亲之情来感染和打动郑庄公。面对颍考叔的这一举动，郑庄公脱口而出：“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则依然明知故问：“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这时郑庄公才只好把内心的隐痛和盘托出，这时，颍考叔才为之献计：“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遂而相见，其谁曰不然”。你只要如此这般，既可以说明你言之有信，又可以恢复和母亲的关系，可谓一举两得。对此妙招，郑庄公欣然从之，一场喜剧加闹剧就此开罗登场了，母子双方赋诗，出现了所谓“其乐也融融”“其乐也泄泄”的皆大欢喜的局面。但作者最后一句“遂为母子如初”的话颇可让人玩味无穷，因为郑庄公呱呱坠地之“初”，也就是他母亲对他“遂恶之”之时。此后，郑庄公母子之间的关系，任由读者去想象吧。
《左传》中还写了大量的卜筮占梦之事，既富神秘色彩，又有趣味。如“僖公三十二年”所记晋国为晋文公出殡时的特异现象及郭偃为之占卜的情况：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
在晋国为晋文公出殡的过程中，灵柩中竟然发出了像牛叫一样的声音，显然是晋国的政治家们故意制造的神秘。因为老君主去世，新君主刚刚即位，又在治丧期间，正是外敌入侵的多事之秋。新君主的威望尚未树立，借助老君主的威信以警告国人并做好迎击敌人的准备，这自然不失为一种高明之举，也显示了这些政治家们的睿智。《左传》记述此类事情，为作品平添了一抹神秘而浪漫的色彩。
《左传》的作者尤喜记梦，著名的《城濮之战》中也两次写到梦。一次是决战前夕晋文公所做的一场噩梦：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监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梦是极其恐惧的梦，反映了晋文公在决战前夕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圆梦则是轻松风趣的，反映了子犯这位老臣的机敏睿智，也反映了晋军内部君臣之间的精诚团结。另一个梦则是黄河之神给楚国统帅子玉所托之梦，更富神奇浪漫的色彩。把这些超现实的梦幻穿插在紧张的战争描写中，既富波澜，又生动有趣，增强了《左传》的文学色彩和文学趣味，也体现了《左传》在文学艺术上取得的新成就。
二、善于写人
《左传》的作者，非常善于写人物，书中广泛描写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物，从天子国君到大夫，从主帅将军到谋士，以至监军、说客、谋士、卫士、侍从、商人等等。对于这些来自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物，作者都能揣摩形象，洞悉心理，无不细致入微地通过他们的语言、行动来表现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一个个写得形象生动、个性鲜明。《左传》写人物尤为可贵之处还在于，能表现出人物在复杂而漫长的人生经历中性格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使相当多的人物既表现出历史的真实性，又成为富有文学魅力的艺术形象。
《左传》写人之所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和作者成功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是分不开的。这些出色的艺术手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善于选择典型事件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
从写人的角度来看，《左传》堪称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长廊，它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不可磨灭的人物形象。作者往往只是用极其简略的文字，借助一个典型的事件，就把一个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人物推到了读者面前。如对于《郑伯克段于鄢》中的武姜，作者写到：“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遂恶之。”寥寥十余字即交代了由于庄公难产而导致母亲武姜对其深恶痛绝，并因此而亲自导演了一场母子兄弟之间兵戎相见的军事冲突。姜氏的丧失亲情、丧失人伦、极端自私、不顾大局、甚至心灵扭曲、精神变态等特点都在此集中地表现出来了。
再如僖公二十二年发生的“宋楚泓之战”：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受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这是楚国为救郑而向宋国发动的一场战争，作者写了宋襄公一系列荒唐的举动以及因此而付出的惨重代价。在这场战争中，原本宋国占有极大的天时地利的优势。楚国军队需要在严冬季节渡过泓水才能作战，宋国如果能正确决策，正确指挥，利用天时地利的优势，抓住战机，是完全有战胜楚军的可能的。可是，一系列有利的战机被宋襄公一个个断送掉了。在宋军已严阵以待之际，楚军才在慌乱地渡河，宋襄公以为“不可”；当楚军已渡过河而还没有排成军阵之际，宋襄公依然认为“未可”。当楚军排成军阵之后，宋军才发动了进攻，可为时已晚，“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宋国军队以惨败而告终。面对国人的指责，宋襄公还执迷不悟，振振有词，为自己的错误决断进行辩解，什么不能杀已受过伤的敌人，不能进攻头发斑白的敌人，不能向没有排成阵势的敌人发动进攻等等。这一极具典型意义的事件充分地表现了宋襄公恪守仁义道德教条的荒唐与可笑，其迂腐蠢笨、僵化固执的特点已跃然纸上。再加上后面司马子鱼的一段议论，宋襄公对军事的无知已到了极其荒唐的地步。他所标榜的仁义道德也成为贻笑千古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宋襄公也因此而成为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
在通过典型事件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所记的《晋公子重耳之亡》最具代表性。这段文字比较完整地写了重耳由出亡到回国后的经历。重耳由出亡到回国，其间长达十九年之久，再加上回国后的一段时间，这篇作品反映的时间跨度至少应在二十年之上。这是重耳一生中最复杂、最重要的经历，也是重耳由青少年而到中年的重要成长阶段。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作者用墨不多，非常简练地写了重耳这二十多年的主要经历，作者以独具之匠心，选择了其间重耳经历过的一系列事件以及重耳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和作法，反映了重耳在不同时期的性格特点。
作品从重耳被迫出奔的事由写起，晋献公听从宠妃骊姬之谗言，逼迫太子申生自缢身亡，晋献公也准备向重耳驻守的蒲城（今山西省隰县）进兵，重耳没有选择与父亲兵戎相见，决定出逃，从此，这位贵公子开始了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活。十九年中，可记的事情自然很多。但作者并没有面面俱到，只是选择了其中一些典型的事件加以记述。例如“过卫”一节，由于卫文公拒绝接待他们，这些狼狈的逃亡者只好“乞食于野人（老百姓）”，正在田间劳作的老百姓顺手抓起一块土就向他们扔过去。这就激怒了年轻的重耳，要用鞭子去抽打对方。重耳的舅父子犯赶紧劝阻他，并说：“这是老天送给我们的礼物（这预示着我们将要得到天下的土地）”，还以最隆重的礼节拜谢了老天并把土块郑重地放到了车子上。面对同样一件事，甥舅二人却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和举动，对比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重耳的年轻气盛，头脑简单，容易冲动而不记后果；子犯则处事冷静机敏、沉稳老练。
再如“及齐，齐桓公妻之”一节，写到重耳做了齐桓公的乘龙快婿，自然，相随而至的是富贵安逸的生活，于是“公子安之”。但是“从者以为不可”，那些随行大臣保护重耳逃出晋国不仅仅为了保住他一条性命，而是把振兴晋国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不能让眼前这温柔富贵之乡剪断了这个年轻人奋飞的翅膀。重耳的妻子姜氏深明大义，也劝他离开齐国，并告戒他“怀与安，实败名”，但“公子不可”，重耳仍然不愿意离开齐国。最后，子犯和姜氏商量决定，用酒把重耳灌醉，抬上车子离开了齐国，可是重耳还是“醒，以戈逐子犯”。从“公子安之”“公子不可”“以戈逐子犯”这一系列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重耳也只是一个贪图安逸、胸无大志的贵族公子而已。
“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一节，叙述了曹共公出于好奇而偷窥重耳沐浴之事。这在当时是被认为蒙受奇耻大辱的事情。文中没有记述重耳当时的反应和表现，但却记述了曹国大臣僖负羁之妻的一番议论。从这番议论我们可以看出，重耳当时虽无反应，但在僖负羁之妻看来，“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道，曹其首也。”在一位妇人眼中，重耳将来一定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人物，而且，将来洗雪耻辱，曹国必然首当其冲。后来的灭曹之战打的异常惨烈，也证实了这位妇人的预断。我们也可以看出，此时的重耳早已不是“过卫”时那个头脑简单、遇事便发的重耳了，他变得胸有城府、成熟冷静了。
尤其是“及楚，楚子享之”一节，更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在长期的流亡生活中历经磨难，阅历丰富，既成熟老练而又雄心勃勃的政治家的形象。在楚国，楚国君主盛情接待了他们一行。但在欢宴之上，楚国君主提出了重耳一行将来如何报答楚国的问题。这是一个看似容易实则不好回答的问题，既要表现出报答的诚心，又要把握住恰当的分寸。在楚国君主一再催问之下，重耳才做了精彩的回答。他首先讲道：“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以与君周旋。”这回答之所以极其精彩，令人击节叹赏，其妙处在于在极简练的回答之中包蕴着极为丰厚的内涵。其一，所谓“晋楚治兵，遇于中原”，这表明了重耳对此后天下大局发展的准确预断。楚国在西周初年受封时只是一个小诸侯国，但却在众多的诸侯国中率先强大，很快成为雄踞长江中下游的大国。而且，它的势力不断向北方推进，已进逼黄河流域。而此时的重耳已非当年的重耳，他壮志在胸，下决心复兴晋国，争霸天下。楚国由南向北推进，晋国由北向南发展，“晋楚治兵，遇于中原”，自然而然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局面。其二，在看似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回答之中透射出他坦诚沉稳的风度和无法掩饰的雄心。其三，报答对方的承诺极有分寸，以“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来报答楚国君主的盛情接待，可以说恪尽报答之诚意了。接着，他又表明，如果楚军还不退兵，那我们只好兵戎相见，决一雌雄了。既表明了报答对方的诚意，又表明了晋国争霸天下的决心。而他的这番回答，更使楚王对他刮目相看，赞美他“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且断言“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
如果我们再把“过卫”“过曹”“过齐”“及楚”所发生的这些事件联系起来看，不但可以看到重耳在不同时期的性格特点，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物性格在复杂的现实矛盾中动态发展的过程。这些文字虽然非常简略，可又非常生动，情趣盎然，在前后对比映照之中，非常明晰地反映了重耳由一个胸无大志、不谙世事的贵公子成长为一个胸怀广阔、宽厚大度、雄心勃勃的政治家的成长经历。
2.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及生动的细节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
人的行为都是受到其思想、性格及情感等因素的支配的，因此，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为去表现人物的性格和个性，去塑造人物形象，这不管是在后来的小说戏剧中，还是在叙事写人时都是非常重要、非常普遍的手法。在《左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手法已表现得非常杰出、非常成熟，塑造了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
《秦晋崤之战》既是一篇记述战争的优秀的叙事散文，也是写人的杰作。作者笔下的蹇叔、秦穆公、先轸等都堪称形象鲜明、性格生动的典型的人物形象。文中极力铺写了蹇叔与秦穆公之间那场极为尖锐，也极其激烈的争论，通过两人言论与行为之间的冲突相得益彰地表现了两人不同的形象和性格的特征。在与秦穆公的争论之中，蹇叔的言辞体现出据理力争、恳切陈辞、令人信服的特点，而秦穆公则是毫无理由地一再坚持，从而体现出前者冷静思考、富有理性而后者利令智昏的特点。
人往往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人物性格都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左传》的作者在刻画人物性格时也能通过对人物言论和行动的记述从不同的侧面展现出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从而使人物更鲜活、更动人。比如作者对其笔下的秦穆公其人，就非常精彩地展示了他性格的多元性和丰富性：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当蹇叔所预料的秦军全军覆没、三帅被擒的惨重失败已成为现实时，秦穆公这位大国之君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自责。所以在三帅逃归之际，秦穆公身穿丧服，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们，面对逃归的军队，他痛哭流涕，并且直率地承担了这次战争失利的全部责任，而且对三帅给以安慰，不会因为这次战争的失利忘掉他们对秦国的卓越贡献。“文公元年冬”还有一段关于此事的记述：崤之役，晋人既归秦帅，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败也，孟明之罪也，必杀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贪故也，孤之谓矣。孤实贪以祸夫子，夫子何罪？”复使为政。
面对此次战争的惨败，秦国众多大臣都认为这是统帅孟明的罪过，必须杀掉他，但秦穆公仍坦然表示这是自己的罪过，而且引用诗句说明这次惨败都是自己的贪心所致，而且这种贪心不但祸害了国家，也给孟明等三帅带来了灾难，并对孟明重新加以重用。面对如此惨重的军事失败，秦穆公没有推卸责任，没有找替罪羊，能反省，能自责，勇于承担全部责任，作者通过这一系列的言论与行动出色地表现了一个大国之君的胸怀和气度，也生动深刻地表现了这个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给人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秦晋崤之战》的文末有一段文字写到先轸，这也是通过人物的言行写人的精彩文字：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
当晋襄公的母亲、秦穆公的女儿放走秦国三帅之后，晋国老臣先轸闻讯急匆匆地前去质问晋襄公，追寻秦国俘虏的下落。他直言相问，年轻的晋襄公也不好隐瞒，只能以实相告：“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毫不掩饰其愤怒之情，面对年轻的君主率直地表达了自己强烈的不满，其中涉及已身为太后的襄公之母，先轸也直以“妇人”而称呼，并且“不顾而唾。”这些从神情态度到语言行为看似丝毫不讲礼节的种种表现，正符合此人的身份特点，也恰如其分地刻画了一位性格刚直、行事直率、不拘小节、而对晋国忠心耿耿的老臣的形象。面对这位功勋卓著的晋国老臣的愤怒指责，晋襄公于是下令派人追赶已经被放走的秦国俘虏，于是，也就有了下面这么一段饶有兴味的文字：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释左骖，以公命赠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
受命追赶秦国俘虏的阳处父追到黄河边上，看到孟明等秦将已经上了船，于是解下了车子左边的战马，声言奉晋襄公之命，要以战马相赠，想以此为诱饵，诱使孟明等秦将返回岸上。可惶惶如脱钩之鱼的孟明等秦将没有上当，他们向岸上稽首行礼，并回答道：“此番蒙受晋国君主的恩惠，没有杀掉我们，使我们回去接受我们君主的处罚，我们的君主如果能赦免我们的罪过，那三年之后再来报答你们的恩德。”意即三年之后，我们再在战场上相见吧。这极其简短的对双方言辞、行为的记述生动地反映出双方的心计及睿智，也鲜明地表现出他们彼此不同的性格特征。
《左传》的作者不仅能选择重大的事件，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去写人物，而且还能抓住一些生动传神的细节去表现人物，从细微之处对人物的形象、性格予以突显，从而把人物写得形象生动、细微逼真、有血有肉。如《郑伯克段于鄢》中颍考叔的“食舍肉”的细节就表现了他对郑庄公谨慎试探、细心引导的内心活动，也说明了他的多谋多智；又如《殽之战》中先轸“不顾而唾”的细节，看似失礼，却表现了先轸直率的性格，表现了他对晋国的忠诚和对国事的关心。
3.出色地运用想象和虚构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
《左传》在文学上的成熟与它大量运用想象和虚构的手法是分不开的。这不管是在叙事，还是在写人上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当然，在写人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真实性的前提下，作者都能通过合理的想象虚构出人物活动的细节和谈话乃至心理活动、个人独白，把《春秋》那样简单的大事记式的记述变为鲜活生动、引人入胜的叙述。如“宣公二年夏”所记：
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面对晋灵公一系列挥霍无度、荒唐残暴之举，在大臣们劝谏无效的情况下，宣子（即赵盾）又去极力劝谏。这激起了晋灵公的强烈不满，于是，他就派鉏麑去暗杀宣子。鉏麑天亮之前就赶到了赵家，此时赵家大门已开，只见宣子已穿戴得齐齐整整，准备上朝，只是因时间尚早坐在那儿暂打瞌睡。此番情景让鉏麑非常感动，不由得“叹而言”，于是就有了那么一段心理独白式的感叹。要杀掉这位令人感动的忠臣，于心不忍；不杀他又难以回复君命。最后只好选择了“触槐而死”。所述之事，时在夜半，鉏麑叹言，又无人在侧，这显然是出于作者的想象和虚构。而正是借助于作者这巧妙的想象和虚构，才创造了这两个鲜活而足以感动千古的形象。
其他如僖公二十三年所记僖负羁夫妻之间的谈话、僖公二十四年所记介之推和母亲同隐山中之前的对话等，皆属夫妻、母子之间的私下交谈，显然都是出于作者叙事或写人的需要而进行的想象和虚构。这些想象、虚构之笔在《左传》中是很多的，甚至可以说那些私密之谈、独处自白、床夜语等盖出于此。对这些想象之辞、虚构之语，历代史家多所质疑而颇不以为然。但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中之《左传正义·杜预序》则对《左传》在记言方面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肯定，他首先说：“吾国史籍工于记言者，莫先乎《左传》，公言私语，尽无不有。”接着针对人们的质疑和批评又指出：“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虽属“代言”，然“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他进而还指出：“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韩非子·解老》曰：‘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斯言虽未尽想象之灵奇酣放，然以喻作史者据往迹、按陈编而补阙申隐，如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则至当不可易矣。《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钱先生这一高论的意义在于，首先他肯定了对于“追叙真人实事”的历史散文，这种合理的想象和虚构也是完全必要的。他引用韩非语，把在历史散文写作中的想象和虚构比喻为“见象骨而生象”，只有给“死象之白骨”添加上丰满的血肉，才能看到那“首尾完足”的活生生的大象。只有允许历史家合理的想象和虚构，才会创造出成熟的、引人入胜的历史散文著作。但过去许多受狭隘的经学观念束缚的封建学者对此却多有批评，如“《春秋》谨严，左氏浮夸”“左氏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左氏艳而富，而失之巫（诬）”“左氏失之浅”“左氏之失，专而纵。”这些批评显然是出于一种狭隘的偏见，但从另一角度可以看出这正是《左传》善于运用想象，善于夸张渲染，表现富于文学色彩的特点的体现。
《左传》中这些精妙的想象和合理的虚构，可以看做是文学对史学的介入。它重要的意义在于有力地促进了历史散文的发展和成熟，此后出现的《战国策》、《史记》之所以取得空前的卓越成就，无不与此有关，而这也被后世史家普遍采用。此外，它还广泛地影响到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的发展。
三、高度的语言艺术成就
《左传》的语言艺术成就，有多方面的表现。首先表现在叙述的简洁、明了、凝练、生动。如《城濮之战》写到最后的决战：己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六卒将中军，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
短短一段文字，内涵非常丰富，既涉及对整个战局以及双方的军事部署的交代，也涉及巧妙的战术的运用，还涉及战争的进程以及对全过程的动态叙述，当然，也交代了战争最后的结果。不能不令人为《左传》作者驾驭文字的技巧拍案叫绝。
其次，在写人时同样也表现出生动形象和简洁传神的特点。如《之战》中，作者写到：“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写及张侯：“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寥寥数语，人物的精神、意志、内心世界及外在形象展示无余。
再次，《左传》的语言艺术成就还突出地表现为文字的精彩深刻，内涵丰富。以至于今天还常常为人们所引用，有些还演化为成语，如“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襄公二十九年）、“多行不义，必自毙”（隐公元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僖公五年秋）、“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僖公十年）、“善勇者贾余余勇”（成公二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成公二年）等等。
最后《左传》最突出的语言艺术成就还表现在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的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其辞令之美成为《左传》重要的成就和特色。春秋之际，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错综复杂，变化无常，因此，各国之间的外交活动非常频繁。特别是一些弱小国家的“行人”，往往希望通过外交场合中的言辞来折服强国，以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这种形势和现实的需要造就了一批长于辞令的外交活动家。《左传》对他们的外交辞令作了精彩生动的记述。如“僖公二十六年”所记：夏，齐孝公伐我北鄙。卫人伐齐，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
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还。
此事发生于公元前634年，积贫积弱的鲁国面临齐国的大兵压境，鲁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借助外交活动来解除这次亡国之难。于是，就派展喜以劳军的名义和齐国进行外交接触。面对齐国君主趾高气扬的恫吓和“鲁人恐乎”的逼问，展喜凭借其自信而不失其外交家的风度，凛然回答：“小人恐矣，君子则否。”当齐国君主再次以嘲弄的口气问到：“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时，展喜又义正词严地回答：“恃先王之命。”展喜为何做出如此回答呢？原来，当年周王室在分封齐、鲁两个诸侯国时，周王曾当面对他们的祖宗交代说，要求他们两个诸侯国永结盟好：“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展喜重提此事，则是表明他相信齐王是不会干出不遵王命、愧对祖宗的事情的。在尊王敬祖观念对人心还有一定束缚作用的春秋时代，听完展喜一番议论之后，“齐侯乃还”。展喜凭借着自己的睿智和对两国交往的历史的熟悉而慷慨陈词，终于解除了齐国对鲁国的包围。
在《左传》中，像这样精彩的辞令和对答是非常多的，比如《宫之奇谏假道》、《烛之武退秦师》、《知罃对楚王问》等等。从这些精彩的说辞中我们可以看到，优秀的辞令的确起到了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效果，使这些弱小之国在面对大国强敌的军事威胁之际，免除了一场场亡国的劫难。这些外交活动家学识丰富、聪明机敏，面对任何严峻的局面，都能不失风度，冷静应对，把握分寸，刚柔相济。他们也都能洞悉天下形势，把握大局，利用利害关系来打动对方，因而其说辞表现得入情入理、言辞恳切，富于极强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