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朋友很少，从我生下来到今天，三十多年了，和他关系密切的人，只有过三个，我想，他们大概是父亲的朋友吧。
马叔叔，我父亲叫他老马，我也叫他老马。有那么几年，他每个星期日都牵着他的儿子马白到我们家来，和父亲下象棋。马叔叔，皮肤白，胡子多；我父亲皮肤黄一些，戴着眼镜，他们棋逢对手，一盘棋往往要下好几个钟头，很安静的下午，他们一语不发，只听见棋子敲响桌面的声音。马白，偎在他父亲的膝头，他父亲吃一个棋子，他就拿过来，装在衣袋里。他像一只不可侵犯的波斯猫，拒绝和我做任何游戏。到吃饭的时间，马叔叔就起身告辞，他从来不在我们家吃饭，他是穆斯林。若干年后，老马突然得病死了。父亲去看他，回来告诉我们：“老马死掉了，吐血。”此后，父亲的那副象棋就收在箱子里。那是一副极好的象棋，上面刻的字，是瘦金体。
另一位和父亲关系密切的人，是木伯伯。木伯伯是父亲的同乡，没有结婚。他胃不好，他来我们家，母亲常常煮一碗面条给他吃。木伯伯讲话，总是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声音小而沙哑，他常常贴着我父亲的耳朵，像电影上地下工作者在密谋什么行动，不时望望窗帘侧着耳朵听听。他一到来，我就得躲到隔壁的房间里去，我总觉得有什么要发生了，可是什么也没有。木伯伯后来调回四川去了。他偶尔来一封信，都是三句话：身体好吗？近来很忙，给我带几条烟之类。
金叔叔，比父亲年纪小，白胖。六十年代，他常常带着他的妻子到我们家来玩。他每次总是给我一大把糖，笑眯眯地说：“这小孩，生得多么白呀！多么白呀！”他们夫妇俩，最爱赞美我母亲，说她如何贤惠。他们响亮地笑着、嚼着，然后又响亮地走掉。“文革”开始，金叔叔夫妇，亲自捆绑我的父亲，并且穿着皮鞋，在他的腰上猛踢。踢得相当准确。有一天，他又到我们家来了，站着，他要我和母亲，揭发父亲的问题。他说：“某某某有什么动态，要随时报告，不要辜负组织的希望。”他走掉的时候，仍然是那么响亮。
父亲五十岁以后，就没有什么朋友了。一个也没有。偶尔有人来我们家，都是来找他汇报工作。从前的三个朋友，都是父亲的同事；金叔叔是父亲的下级。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三个一起来过我们家，他们总是单独来，从来不碰在一起。那种高朋满座，大吃大喝的事情，我们家从来没有发生过。有的结掉婚，到了四十岁上下，就很少和朋友往来了。甚至有人认为倘若你到了这种时候，还猪朋狗友不断，那就是“老不正经”了；严重的，甚至会闹得夫妻反目。我父亲是严肃的人和规矩的人，他现在一个人呆在家里，看看各种报纸，浇浇花，不与任何人来往。
我偶然翻到一张父亲年轻时在大学里的照片。上面有七八个人。有的仰望长天，穿长衫，围着大围巾；有的西装笔挺，双手叉腰；有的是一副“天生我才必有用”，仰天大笑的模样；有的两个搂在一起，有的跪着，有的坐着，有的爬着。背景是一片空阔的草地。
几年前的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从他和父亲的聊天中，我知道他过去是右派，现在落实政策回来，和一个农村妇女结婚，昨天还一起上街买蚊帐。他看起来比父亲大十岁。他在我们家吃了一顿饭，连声说：“好菜！好菜！”他走掉以后，父亲告诉我，“他叫楚梦骚，我年轻时候的朋友，最活跃的一个。”巍山2000老裁缝。这裁缝店在云南巍山的一条老街上。一条街都是老铺子，裁缝店、土杂店、马具店、草药铺、疹所、药店、棺材铺等等。街不宽，几步就可以跨过去，房子都是百年以上的土木结构的老房子，歪歪斜斜就要倒掉的样子，但一代一代人都住在里面，就是不会倒。裁缝只是街上的街坊之一，这街道就像是一个大杂院，烧火煮饭、养娃娃、乘凉、打麻将、吵架、吃饭、甚至洗澡都在街道上进行。忽然看见我要给裁缝家的照相，就都奇怪起来，从来没有看出这个老倌有什么上相的地方，为什么？我给居民委员会主任照相他们决不会好奇，这裁缝本来只是街坊们看来毫无什么特色的本地居民，突然，我的照相机对着他，他就升华了起来，成了“为什么？”成了“死去，还是活着”的核心。不止一个人问我，你要照了干什么？甚至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哪个叫你来照的？街坊们忽然警惕起来，让我想起来他们其实都是一个巨大的单位里面的同志。幸好裁缝没有单位，他喜欢我照相，也不问要照了干哪样，只是要我以后寄一张给他。那些邻居街坊才没有什么话再说。只是那个问题憋在心里面憋得慌，为什么要照这个老倌，他是不是要着好事或者遭殃了，我们的人民已经被教育成世界上警惕性最高的人民，对任何陌生人都不信任，对任何反常的举动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所以，我经常要为自己没有目的就是兴趣的行为扯些小谎，编个理由。但这一次我有些烦，我什么理由也没有，就是想给裁缝照一张相。幸好时代已经不同，不然的话，恐十白有人就要去报告了。